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上)(2005031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11 书屋 魏得胜 参加讨论
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大，而实际只能说是历史点滴——中、西方史对比点滴。但毕竟长达三十个世纪——就是滴水，也早该成河了。这就是本文的特点，大则大矣，小则小矣。 本文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1〕。遗憾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纪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纪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纪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纪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纪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纪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节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分裂时代。西方世界相对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兰克部落侵入高卢（法国），建立法兰克王国（486年）。 六世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帝国横空出世，中国再归统一。世纪初，正当中国混乱不堪的时候，西方人却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罗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法治的传统，始终是西方史的主线。民主的传统（合议制）亦然。早在城邦时代，希腊的执行官就已经由民选产生了，并轮流执政。希腊城邦制度的可持续运转，得益于其贵族阶级的内部民主。内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内部民主都没有（通常表现为某一单极思想统领一切），普遍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城邦时代”延续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机构”；希腊城邦时代选择了法治，建立起“宪政政体”。可以说，这是中西之别的根本。 七世纪。世纪初叶，刚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再历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其罪魁祸首为“暴君”杨广。隋王朝在杨广手中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砾中，收拾残灰余烬，上下一心，兢兢业业，迅速走向繁荣，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长约130年）。武则天在本世纪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第一位女元首（实际在公元674年，武则天就已经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义同理国事了，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在中国，一涉及妇女话题，自然地就会联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问题上去。其实无论从妇女参政，还是妇女的衣着，在唐朝都已经是领先世界潮流的了。至于盛唐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尽管中国女性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个案早于西方国家，但那也不过是血腥斗争的结果，或曰“风水轮着转”罢了，并非制度使然。与中国相比，本世纪的西方平静而沉寂。倒是邻国日本在盛唐时期实行的“大化改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经过十二个世纪之后的1867年，当日本人发现中国文化已过时了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抛掉，又来了个全盘西化——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年轻国家。日本人虽有一边倒的“劣根性”，但从自省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该民族的一大优点。 八世纪。本世纪一开始，武则天的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五十年代后，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李隆基手中结束，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开始走向下坡路。西方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区献给了教皇（756年。同年，杨玉环缢死马嵬坡）。 九世纪。中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与黑暗、混战并存。唐政府后期，与历朝后期一样，彻底腐败和彻底糜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哀告”〔7〕。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黄巢起义。这时的西方再也不容我们忽视了：不列颠七小国中的西塞克斯王国，就在本世纪初，消灭了其他六国，建立起英格兰王国（829年。以中国的传统叙述方式而论，这一史诗很可能被书写为“西塞克斯王国统一了大不列颠”）。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西方小国，在后来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向前推十二个世纪，即纪元前三世纪，秦国同样是以小国地位灭其他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威塞克斯王国与秦国都是小国灭强国的范例，甚至连战绩都一样，各灭六国，然其后世影响却大为不同：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仅供一游的长城，以及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焚书坑儒，更有危害广袤的专制传统。威塞克斯王国经演化为今之英国，它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全球化的英语和英国下的蛋——美国（今为民主、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超强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十世纪。中国较上个世纪更为黑暗。本世纪零零年代，唐王朝灭亡后，再无一个政府能单独接替它遗留下来的广大而破碎的版图。各战区就在它们既有的领土上，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中国又陷入分裂。好在时间不长，新兴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过已不能恢复永逝的黄金时代”，版图也大大缩水，“中国人千余年的经营扩张，全都丧失”〔8〕。本世纪末叶，西方的法兰克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987年）。 十一世纪。宋辽对抗在本世纪零零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由于宋帝国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个西夏帝国，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三国分立的局面：宋、辽、西夏。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同期的西方第一次兴起十字军，由法国贵族统军东征（1096年），历时四年。 十二世纪。强大的辽帝国在本世纪发生内乱，其所属女真部落在东北独立，建金帝国，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击败辽、宋两帝国。本世纪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设上向前迈进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约章》，该条例使司法陪审员制度成为现实。从此，人权首先在不列颠获得法律上的具体保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对全人类文明影响巨大、贡献巨大的制度。从纪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司法陪审制度至今，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司法陪审制度终得以正式确立和实际运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林敦约章》也是超前的，划时代的。此后世界人权理论的实践与完善，无不得益于《克拉林敦条例》的颁布。如果没有该条例的诞生，世界人权的法律定位肯定要推迟；世界人权的状况，也肯定不会比今天乐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