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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灭亡(1)(20050310)

罗马的灭亡
     (《新史学》第六章)
     [美]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
     一
     历史学家写书时往往对于时代的起点和终点,感觉困难。为了他自己和读者的便利起见,他常将历史分为几个时期。既然选定了起点同终点以后,他就极力地说明分期的标准很合理由。他知道得很清楚,假使他是一个近代史家,尤应知道他这种分期的方法,实在勉强得很。他一般地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为了要替分期方法进行辩护,因此他对历史分期的不科学性就讳莫如深。这就是普通历史学家的正规办法,他要把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在叙述上的条理性调和起来,因而他就隐瞒了他对历史的真实性的冒犯。我们对于旧日的历史学家可以加以原谅,因为“历史的连续性”这个观念,本来是近代的产物——十九世纪的产物。从前历史学家都以为英雄人物,著名战争或上帝的干预,常常骤然来打断人类事业的进展。这种观念,只有当历史学家专门注意过去特殊的事件才能维持。但是一旦历史学家要求注意全部关系人类利害的事情和对人类具有永久性的事业,而不是去注意那些偶然的和过渡性的事件,他就会看出人类一般的变化一定是迟缓的,——非常迟缓的。
     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所有高等文明体系都是异常复杂的。假使我们想到五世纪十世纪念或十八世纪时候全部人类的兴趣,就会知道一个人、一次战争、或者一今条约断不能立刻将当时宗教的、知识的、美术的、科学的、语言文字的、工火的、商业的、法律的、军事的、政治的、思想和习惯统统改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也许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没有一次骤然的变化改变了大部分人类的习惯、风俗和制度。
     历史连续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的惰性和缺乏思想。这两种心理的特点很可以说明为什么虽然在一个范围里面发生了一个骤然的变化,但是有许多旧的东西仍旧遗留到新的时代。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法国虽然经过一次大革命,但是许多十八世纪法国政治的特点仍旧存在于现在法国政治生活里面。
     从上面几件事实看来,我们对于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不能不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方法,以前的人虽然赞成,但是到了现在,实在没有可以辫护的理由。
     无疑地,我们自小就养成这个观念,以为罗马灭亡以后,中古时代就开始了。经过一个长期的黑暗,人们发现了希腊、罗马人的著作,人类好像从冬蛰中醒来。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它为引起近世精神觉醒作了准备。至少新教徒是这样相信的。继起的危机就是引起大众注意的法国革命。我们普通所用的教科书和高等学校的历史课程还是根据这种分期的方法。
     每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种分期方法的缺点,他很知道要断定中古时代起源的困难。特别是近世史应起于何时,那就更难确定。至于“革命”,我们好像还是在革命之中。但是普通历史学家往往不知道这种分期所引起的恶果。上面所指的那些“时期”,不但需要加以批评,而且表现对于过去一个完全错误的看法。
     近世历史学家慢慢地知道,全部西欧的历史的分期以中古初期和中古末期间那个分界为最明显。当十二世纪时,欧洲人对学术兴趣的觉醒推动了大学的建立,罗马法的复兴,教会法的编订,基督教会初期著名神父神学理论的整理,此外还有城市生活的发达,商业的扩充,哥特式建筑的兴盛,和优美的方言文学的发达。
     到了十三世纪的初期,欧洲学术界的注意慢慢地集中到古代最大的哲学家[1]。他的著作重新传播于西欧学者的面前。所谓文艺复兴,它的成就实在不能同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的成就相比较。虽然当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在意大利诸城市发生了一种和昔日大不相同的有趣味的文化和惊人的美术。但是,这种文体和美术的出现使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变化估计过高。当时的贡献对于一般的变化的影响并不太大。照我们要建段历史继续原理的人看起来,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家、哲学家,甚至美术家,都表示出在学术上一种非常保守的精神。他们很少能够超出古代的迷信,对于世界知识贡献很少,而且常常受到新柏拉图派神秘主义的迷惑,如费西努、皮科[2]和鲁克林[3]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前边曾经说过,我们可以读古人的著作,但是我们的心理态度,不一定就因此变成希腊的。我们可以断言,当我们对于中世纪时代的知识和我们对于自己时代的认识提高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到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点,就逐渐消逝了。但是现在许多历史学家还把文艺复兴时代看作一种光明的精神照耀着欧洲,感动了这个著作家和那个画家和建筑家,而其余的人则留在中古黑暗里面。
     对于要断定近代史开端的人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以拿来作为很好的起点:第一是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第二是1492年新大陆的发现,第三是1517年路德张贴他那篇攻击赎罪券的论纲。但是这三个事件,实在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重要。有人以为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件事逼迫着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教授希腊文,以资糊口,因此恢复了古代学院的知识,井引起文化的提高。这种看法是经不起我们细加研究的。希腊学问的复兴,在君士坦丁堡没有陷落以前五十年,在意大利方面已经进行了。当时奥里斯帕和费里托[4]这班人已经从拜占庭带了许多希腊手写本书籍,意大利的人文学者已经在那里辛勤地进行翻译。虽然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有少数希腊学者逃到西欧去,但是我们看不出西欧方面人文主义的进展因此就受了什么影响。所以从学术的和文学的观点看来,君土坦丁堡陷落这件事实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至于美洲的发现,我们要知道美洲并非真正发见于1492年,因为哥仑布直到死的时候,还以为他是由水路到达了印度。一直到1610年,亨利·哈德森[5]还希望要从哈德森河达到太平洋。按照现代我们的看法,一个新半球的发现一定会引起眼界的扩大。但是哥仑布的航行的重要性,在欧洲人心目中,认识得很慢,以致在数十年间并未引起重大影响。
     至于路德关于忏悔的意义那篇经院哲学式的论纲标志着世界史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虽然在此以后十五年至二十年间,北欧方面有几个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并且反对罗马教皇的统治,但是路德那篇论纲虽不能说他不是这种状况的一个推动力量,但是对瑞士和英、法诸国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二
     在普通历史教科书同标准的历史著作中,历史的分界最显著的莫过于“罗马灭亡”这个事件了。大家都认为“罗马灭亡”这件事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日耳曼民族侵入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开始的罗马帝国的皇统于公元476年断绝了。普通人以为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是欧洲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的开始。这种意见虽很自然,但却是很错误的。日耳曼民族的侵入虽然引起许多重大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都是逐渐发生的。实在说起来,在中世纪初年,欧洲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变化。失去的旧东西虽然很多,增加新东西的却是很少。许多中世纪时代的特点——如僧侣、圣人和神迹;寓言与象征;七艺;罗马基督教会和它的特权以及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等等——在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马以前已经很发达了。所以“罗马灭亡”这件事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分界,仔细研究起来,就要失去以前历史学家所给予的那些重要性。历史的连续性比当时的变革显著得多。下面所述的就是公元五世纪时期的详细情形,可以表明传统历史分期方法的危险性。
     当公元398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去时,罗马帝国还是统一的。当时帝国有一种很复杂的官僚机构担负统治责任。我们如今还有一张当时的职官表流传下来。百年以后,帝国的西部已处于瓦解状态。当时罗马帝国里已经有法兰克、阿尔曼尼、伯坎底、西哥持、东哥特、汪达尔等族的国王统治着大小不等的国家[6]。
     我们要详细追溯罗马帝国瓦解的过程已经是不可能了。实在说起来,当时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如此纷歧、如此缓慢,以致即使我们对于五世纪的事实,好像对于十九世纪那样清楚,也不能将当时的革命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革命本身是曲折的、晦暗的。但是,我们就连最突出的、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还很不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也很模糊。过去许多著作家如吉本、霍德金等人竟将当时的许多人物同事实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他们同其他著作家竟对帝国“灭亡”的原因,作出许多解释。我有一个朋友,近来为了好玩,曾经将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关于帝国灭亡的原因搜集起来加以统计,居然得了五十个。这些理由当然都是猜想之词。就连那几个一般承认的理由,如帝国人口的减少,日耳曼族的勇敢善战,与精力的充沛等等,据古朗日[7]说也都是毫无根据的。
     本章的目的是:第一,要把关于五世纪的史料性质简单地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资料在美国较大的图书留中,很容易找到)。第二,要说明当时著作家所见到的罗马帝国瓦解的表面过程。我对于395年所谓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把帝国分为两部那件事要特别说明一下。再说一说公元410年阿拉列克攻陷罗马以前的事情。最后再说明公元476年所谓“西罗马的灭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三
     第一,关于此时期的史料,最可信的当然是《狄奥多西法典》和它的补充,即所谓《新法》以及《查士丁尼法典》[8]中所保存的法律条文和政府命令。这几种法典里所载的命令,一部分是颁发于五世纪的。他们很可以说明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它的积弊;其中并且往往载有官吏的姓名,有时还记载事实。可惜这种命令都采取一种华丽的、讲演式的文风,因此我们要明白它们,不能不费一点功夫。
     关于五世纪的历史,当时没有很好的著作家,像朱理安皇帝的名将阿密尼那斯·马西里努斯[9]那样能够将四世纪以前的事实记下来。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一直记到378年皇帝瓦连士败死于阿德里亚堡为止。过了一百五十年的样子,才有一个好著作家普洛科庇乌斯[10]将查士丁尼对哥特人、汪达尔入和波斯人的战争记载下来。他的著作至今犹存。在他们之间,我们知道有好几种历史著作,但是完全传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研究教会的东西。我们对于阿密尼那斯以后三十年的历史,不能不依赖邹西穆斯[11]。他是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个官吏(伯爵),他的著作好像是在五世纪的后半期写成。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失去了。所以阿拉利克陷落罗马以前的事情忽然中断了。他痛恨基督教徒,他把当时种种的不幸都归咎于罗马人抛弃了旧日保护国家的那些神,而信仰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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