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教育文化(上)（2004110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33 历史教学 苏振兴 参加讨论
| 古希腊教育文化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教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世西方和谐教育理论的历史渊源。因此，古希腊教育文化对当今世界教育仍具有借鉴价值。本文拟对古希腊的两种教育体制、教育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的差异 古希腊的教育制度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某些多利亚人城邦，如斯巴达和克里特等；另一类是某些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城邦，如雅典的教育制度便是由伊奥尼亚流传过来的。 斯巴达教育制度始于来库古改革时代。关于来库古其人及其生活年代，众说纷纭，但一般认为，来库古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前期[1]。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份地制度、教育制度、公餐制度以至社会风气几乎都来自于来库古立法。来库古规定，所有斯巴达人一生都要接受一套完整的军事文化教育。它推行以尚武为国魂和以尚武为核心的教育训练政策，从而培养起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服从法律、热爱自由和英雄主义精神。对于斯巴达人来讲，国家高于一切，个人的意志、思考、情爱统统融化在国家的利益和需求之中。这种爱国主义是极端的。卢梭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国外，斯巴达人是野心勃勃的，是很贪婪的，是不讲仁义的；然而在他们国内，却处处洋溢着公正无私、和睦无间的精神。”[2]（p．4）斯巴达城邦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忍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其他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3]（p．257）。斯巴达教育的惟一目的，就是通过严酷的军事体育操练把氏族贵族的子弟训练成体格健壮的武士。勇敢、忍耐、尊敬并服从上级成了人们崇拜的美德，仁慈、同情、慷慨等不利于奴役奴隶的感情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者战死”[4]（p．505）。斯巴达人把自由当作自己终身信奉不渝的信念，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希波战争期间，两位斯巴达的使者见到波斯王的时候说：“但是你从来没有体会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4]（p．516）斯巴达人继承了英雄时期的英雄们的传统，他们以英勇善战而彪炳史册。希罗多德对此评价说：“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就勇武而论，拉凯戴孟人（即斯巴达人）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4]（p．655）斯巴达这种单一的、以军事训练为根本目的的教育，造成了全社会鄙视文化教育的心态。“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3]（p．257）。能读书、会写字等文化方面的教育，仅被看作是为军事训练服务的辅助性内容。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斯巴达人形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他们“说话辛辣而优美，言简意赅”[3]（p．265）。 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为雅典教育立法的是梭伦。希腊人有两个词表示教育，一是Agoge，一是Paideia。Agoge意思是指引、约束、管教。Paideia一词来自Pais和Paidia。Pais意思是儿童，Paidia意思是儿童运动和游戏犤5犦（p．233）。Paideia并不包括强迫儿童做些什么，而更多的是指导儿童的自发活动，使其得到自然和谐的发展。雅典人所理解的教育就是这样。斯巴达和雅典城邦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良好的公民，对城邦忠贞。但这两个城邦公民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雅典的公民概念要广泛得多。与斯巴达城邦不同，雅典城邦的教育既重视军事训练，更重视身心的协调发展，即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首先，在德育和美育方面。雅典人十分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修养，他们强调对青少年从小培养习惯，以形成良好的品德。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们具有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四种美德，而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他指出，社会尊重个人价值，是以每个公民都恪守社会道德为前提的。智者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是由教育来的”[6]（89D，p．335）。苏格拉底强调教育“首先并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7]（29D，p．111）。柏拉图说：“那些有美德的人，是经过努力而得到美德的。”“如果有谁缺乏这种品质，无论他是儿童还是成年男女，都必须给予教育和惩罚，务求通过惩罚而达到使他改善的目的。”[8]（pp．82～83）亚里士多德认为，美育的任务是培养儿童具有审美能力并使人们能悠然自得地度过“闲暇”。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古希腊人赋予音乐教育以极高的地位。苏格拉底说：“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9]（p．113）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9]（p．110）。“一个儿童从小受到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9]（p．108）。 其次，在智育方面，雅典教育兼顾了个性与公民性的双重要求，使受教育者的身心都得到发展。身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军事体育教育，而心的教育除宗教、道德和审美外，还包括文化教育，即通常所说的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任务就是让儿童掌握真理，发展思维能力并培养他们的“善行”。他说：儿童的“基础课目常常是四门，即读写、体操和音乐，有些人便加上了绘画”[10]（p．409）。儿童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的实际效用。如为了个人谋生，用于处理家事，从事政治生活以及评价艺术作品等等。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开始出现了“智者运动”，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这些“智者”收费授徒，以演讲、修辞和诉讼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训练人的思维方法、表达能力和政治才能为主要学习目的。他们游历各地，巡回教授，教学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普罗塔哥拉说：“如果他到我这里来呢，他可以学到他自己想学的东西。这就是在公私事务上的智虑明达；他可以学会把自己的屋子布置得非常适当，同时又可以获得充分的能力，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和参加行动。”[8]（p．77）“智者们提供的是14岁以上的人的有选择的再教育”[11]（p．18）。随着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初步建立，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意识逐步增强，人们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于是文化学校应运而生。这些学校大多由博学多识的名流创办，其主要授课内容有文法、修辞学、逻辑学、天文地理等。 第三，在体育方面，雅典也将体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我们必须首先训练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所以，我们开始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身体所应有的正常习惯，竞技教师将授以各项角赛的技能”[10]（p．413）。但是，与斯巴达相比，雅典的体育教育多了一些内涵，即将其作为培养健美的体格、完美的人格的一个重要环节，使每个公民全面、协调地发展。体育训练在道德培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科林斯人谈到雅典人体育训练时说：“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12]（p．50）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人的身体也体现了和谐，因为它是由适当的尺度组成的。因而对于人的身体是能够作数学分析的。“如果身体可以作数学的分析，那么为什么精神和社会就不能作数学分析呢？因此，毕达哥拉斯发展了人和社会内部平衡的观念，这是一种与生活原理和精神相一致的和谐”[13]（p．65）。苏格拉底说：“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9]（p．111）柏拉图指出：“为身体的健康而实施体育；为灵魂的美善而实行音乐教育。”[14]（pp．27～28）雅典的青少年在体育馆学习期间，不仅参加各种体育比赛，还要出席公民集会、宗教活动、入剧院观剧、旁听法庭诉讼等。他们在学校阶段就逐步养成了正确判断、培养智慧、节制和自我控制的美德。 二、古希腊两种教育体制的共同特征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古希腊两种类型的教育体制也表现出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而雅典的水平明显高于斯巴达。我们认为，古希腊教育文化既包括两种不同的类型，又以雅典为其最高代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雅典代表了古希腊教育文化的精髓。 首先，古希腊教育文化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各城邦教育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教育对象限定在统治阶级内部，平民和奴隶都被排斥在教育范围之外。各种教育机构均为贵族子弟设立。斯巴达的教育制度是为国家培养战士，而雅典则是为国家造就适合战时需要的以及和平时期的公民。因此，古希腊人都非常强调国家控制教育，重视培养治国安邦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研究者，还有商人等社会多行业所需要的人才。“有钱人家子弟入学最早，辍业最迟。他们在学校里受业完毕之后，国家又强迫他们学习法律，强迫他们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过生活，而不许任何行动”[8]（p．84）。苏格拉底说：“政治制度是教养人们的东西，高尚的政治制度教养出好人，低劣的政治制度则教养出坏人。”[8]（p．135）柏拉图认为，有知者才能成为统治者，其统治行为才能教化公民。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训练）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为全邦所共同，则大家就该采取一致的教育（训练）方案。又，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每一公民各成为城邦的一个部分；因此，任何对于个别部分的照顾必须符合于全体所受的照顾。这里，有如其他某些事情，拉栖第蒙人是应该受到表扬的；他们对于儿童（少年）的训练特别具有深心，把教育作为公共所要务，安排了集体的措施。”[10]（pp．406～407）现代学者耶格尔在他的巨著《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中将教育看作是希腊文化的理想，将国家看作是一种教育力量[15]（p．174）。 其次，实施和谐发展教育、注重人性培养和城邦中的个人价值。斯巴达城邦注重军事教育，但也关注对受教育者的品格的全面完善。他们“少年时代就培养起对公民为人行事的兴趣。因为一个孩子若被问及谁是优秀的公民、或谁是声名狼藉的公民而答不上来，就会被断定为头脑迟钝的人，不是追求美德和荣誉的材料”[3]（p．265）。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音乐之都，产生了许多音乐家。如提尔泰奥斯（Tyrtaeus）和阿尔科曼（Alcman）等人，在诗歌和音乐方面有突出的贡献。雅典人认为，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艺术品是人，这种人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一致，是体力与脑力的和谐。苏格拉底说：“一切别的事务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 于智慧。”[7]（32A，p．115）他认为教育对人的个性和价值的培养非常重要。“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就往往会插手于一些罪恶的事情，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秉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16]（p．139）。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基于和洽心灵的养成。他认识到，教育的功用就是平均地发展心灵中的各部分，亦即发展整个人性，而不只是毅力、智慧或情欲的单独发展。只有整个的人性已经发展了，那时才有和洽的心灵，才有善良的人，才有完美的国家。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一个民族所天赋的品质是不可改变的。他说：“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成长，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10]（p．385）他将教育划分为实用教育和灵魂教育，前者以生存和谋生为目的的，是技术教育；后者则以社会生活中的合理行为为目的，是闲暇活动中的德行教育。他说：“灵魂的这种机能不仅舒展爱情和友谊，我们所有任何作为的能力，任何自由的情绪，没有不是由此发源的。”[10]（p．362）这是一种“效法自然”的教育原理。由此可见，希腊人所持的教育宗旨不在于实用教育，而在于唤起人的内心的“灵魂教育”。这个特点应该是古希腊教育文化的基本核心。 第三、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是古代希腊教育文化的思维特征。古希腊人重视研究教育的方法。在苏格拉底看来，一切知识都是植根于自己的心中。教师的作用在于帮助和推动学生自己思考，因而只能是启发的。在具体进行教育活动时，苏格拉底是用讨论问题的问答方式与人谈话，指出问题并引导人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就是著名的“精神产婆术”。他说：“认识是记忆。”[17]（p．60）苏格拉底强调知识获得的过程。他在《斐多篇》中认为，人们要得到完美的修辞术，首先是要有天赋的才能，然后再加上知识和实践。这种认识论比当时的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更为深入。伊索克拉底认为修辞术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强调天赋是更为重要的，而将知识和实践置于次要的地位[18]（pp．63、191）。柏拉图的“回忆说”直接承接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他认为：“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罢了。”[6]（82D，p．111）所谓教育只是用适当的方法，使学习者回忆起他所遗忘的。“回忆说”强调教育不是知识的灌输，教育的过程应该是师生双方共同努力、教学相长的过程。很显然，古希腊人所持的这种教育方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自己学会去思考，因此，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教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施行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会影响到教育的效果。对教师来说，传授知识并不是他们的惟一职责。教育是引向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引向善的过程。 第四，按照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实施教育。斯巴达城邦规定，儿童7岁以前，由母亲在家中教育。“孩子一长到7岁，按照来库古的命令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3]（p．263）。7—14岁，由国家接收并编入连队。14—20岁，正式成为军人，受正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活动。每个人从20至60岁，都必须每日出操，参加军事训练。在雅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对教育有过专门论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教育划分为如下阶段：初生到3岁，由经过挑选的女仆照顾；3—6岁，儿童要送到国家开设的“儿童游戏场”，在国家“委派”的女公民的监督下接受教育。7—17岁，男女儿童分别进入国家所办的初等学校，入文法、弦琴和体操学校等。18—20岁，青年要接受军事训练，除体育训练外，还要学习“四艺”科目，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20—30岁，少数具有优秀抽象思维能力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发展其理智的美德，使之成为高级官吏。30岁以后，经过严格挑选，使特殊人才继续研究“辩证法”，直到35岁。个别人需再经过15年的锻炼，大约到了50岁，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把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生至5岁），教育内容侧重于肢体活动；第二阶段（5—7岁），以观察事务为主要教学内容；第三阶段（7—14岁），以体育、音乐、写算为主要教学内容；第四阶段（14—21岁），学习数学、文法修辞、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科目，目的在于发展青年的理性思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