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2004090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46 世界史研究动态 龚缨晏 参加讨论
从18世纪中叶起，国内外史学界对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问题又成为人类学、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术界探讨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美洲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界影响的结果?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是各地区独立发明所起的作用大，还是相互传播所起的作用大?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发明，还是传播?[1]那些认为外界影响在美洲文化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被统称为“传播论者”。 传播论者的理论基础是：古代世界的发明创造是极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会导致发明创造；由于导致发明创造的各种特定因素不可能在不同的时空中重复出现，因此，不同地区所存在的相似的文化特征一定是相互传播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会引发新的发明。 一 传播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早在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就已与外界发生交往。其中较重要的证据是动植物材料。 葫芦的原产地是非洲或亚洲，但在墨西哥的奥开普洞穴(距今9000年前)、提瓦坎(距今7500年前)、秘鲁的华卡·普利塔均有发现。甘薯原产于美洲，而波利尼西亚也有许多种甘薯，这表明甘薯传入此地的时间很早。[2]在大洋洲，甘薯被统称为“库马”，而在美洲，只有哥伦比亚沿海的一些印第安人才用此词称呼甘薯。有人认为，“库马”原为大洋洲词汇，泛指各类可食用的根块植物。后来大洋洲居民到达美洲后，就把甘薯这一新的根块植物也称为“库马”。这个词在这一地区就这样被沿用了下来。椰子本是东南亚的植物，但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即已传入美洲。在美洲有许多原产于亚洲(中国、印度等地)的鸡，其蛋壳略呈棕色。印第安人饲养这些鸡主要用于宗教巫术活动，这与亚洲的风俗又颇为相近。后来西班牙人带来的鸡主要食用，蛋壳为白色。[3]我国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地平龟的甲壳，鉴定者写道：“所有地平龟属的化石种都只限于北美……美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上，从未有过化石种或现生种的记录。”[4]许多人以此作为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证据。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大量种植粟。中美洲最早种植的谷物也是粟，时间在9000—7000年前。有人提出美洲的粟栽培技术来自中国。其他被引作传播论证据的植物还有花生、芒果树、菠萝、玉米等。 在传播论的证据中，最丰富、同时也最复杂的是考古学材料。在美洲早期陶器中(公元前2000年代至1000年代)，有许多器物类似于中国的鼎、豆、盘等。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出现了制作树皮衣服用的翼子板，一直被使用到近现代。在台湾，这种翼子板早在公元前2400年即已出现。这类翼子板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广为流行。托尔斯托指出，在翼子板的121个特征中，有92个特征为中美洲与东南亚所共有。因此翼子板被认为是文化传播的物证。[5] 约公元前1200年，在墨西哥湾地区突然兴起了美洲最早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由于奥尔梅克文明与当地以前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因此它的来源问题便成了一个学术难题。有些学者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源自中国的商文明，它与商文明之间存在着以下这些类似之处：都有文字，其中三个字符相似；都重祭祀，都有人牺人祭；都崇拜高山，而且都认为山神与下雨有关；都崇拜猫科动物，而且艺术表现手法也相同，例如一般没有下颌，犬齿明显夸张突出等；奥尔梅克文化中的另一主神“火蛇”，与中国古代的龙极其相似，尤其是拉文塔遗址19号石碑上的蛇，与中国的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全世界的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与奥尔梅克文化以制作精美的玉器为特征，玉器被视作最贵重的器物；古代中国把圭璋视作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而在奥尔梅克文化的石碑上，统治者们也手持圭璋一类的器物，有些玉器器形相似，加工技术也雷同；在古代中国与奥尔梅克文化中，都有颅骨变形习俗；建筑物都是南北朝向，都有排水系统；等等。[6] 1975年，有人提出奥尔梅克文化中已有了指南针。后来又有人写道：“原先一直认为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但现在必须考虑(指南针)最终起源于奥尔梅克文化这种可能性”。[7]海因一格尔德等人认为，南美洲的查文文化也是在古代中国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猫科动物的纹饰一般没有下颌。 传播论者的证据还有很多。例如，厄瓜多尔出土的陶屋模型与亚洲的陶屋模型很相似，屋脊均为二端上跷的马鞍型，而当地的房屋屋顶单坡、屋脊平直；中国古代流行以扁担负重，美洲则主要用背带背，但厄瓜多尔发现的一只纺锭上，刻着一个人用扁担挑货物；近代美洲还在使用的竹排，其建造方式及结构与台湾的竹排十分相近；厄瓜多尔出土的陶枕头、人物雕像、六排管箫、陶权等，也与亚洲的颇为相似。[8]埃克霍姆认为，中美洲出土的带轮子的陶玩偶源自欧亚大陆；公元初特奥提瓦坎的三足陶筒与中国汉朝的鼎及陶仓十分相近；中美洲文明中的部分建筑及雕刻艺术来自印度。[9]有的学者还指出，中国与美洲在古代都有这样的习俗：在死者口中放入谷物或玉器，随葬用的玉器通常染成红色；美洲的家狗主要用作祭祀，可能也传自中国。中美洲的一些睡莲图饰可能来自印度。[10]此外，被引作传播论证据的还有语言、神话，游戏、魔术方面的材料。 二 尽管国内外认同传播论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物证证明古代中国与美洲之间的交往，但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材料而言，下此结论还为时尚早，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这些物证都是间接的材料，至今为止尚未发现确切无疑的直接的物证，而且，新的考古发现又不断地否定一些物证。例如7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沿海发现了据称是三千年前的中国石锚，这些石锚曾作为中国古代居民到达美洲的有力证据。但新的研究表明，这些石锚是19世纪的。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所发现的公元前3600年的陶器，曾一直被认为是美洲最早的陶器，由于其制作技术及纹饰与同期日本的陶器很像，因此人们认为美洲的制陶术来自日本。但70年代，在瓦尔迪维亚发现了更早的陶器，从而否定了美洲陶器外来说。[11]以前人们认为中美洲没有玉石矿，因此提出奥尔梅克文化中的一些玉器产自缅甸。可是新的研究表明，奥尔梅克文化的玉器产自墨西哥的巴尔萨斯河流域。以前还有人对亚洲与中美洲的玉器进行光谱分析，认为一件中国软玉与中美洲玉器之间有极为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后来有人指出，这种结论在矿物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传播论者的材料，往往存在着年代学的问题。美洲的太靖式（Tajín）纹饰与中国周、秦时代的器物纹饰极为相似，几乎难以分别，但太靖式纹饰的年代为公元300—700年，与周，秦相去太远，不能以此作为相互接触的证据。再例如，花生的原产地一般认为是中美洲，在中国的良渚文化中(公元前3300至前2200年)发现了花生，国内外都有人把这些花生当作古代中国与美洲交往的物证。但中美洲最早是在距今3800年开始种植花生的，晚于良渚文化。[12]这又如何解释呢?是否有可能中国也是花生的原产地呢?1982年，台湾出版了卫聚贤的《中国人发现美洲》，所引材料很多，但大多没有年代学根据，不能证明古代中国人到达美洲。例如该书说在美洲发现过一些陶片，上面刻着“亚”、“凡”等中文。即使如此，这些陶片也都没有地层与年代，很可能是近代人带入美洲的。这可以以古钱币为例。国内许多人都引证说，在美洲的博物馆中有中国王莽时期的钱币，这是中国古代居民到达美洲的证据。[13]但据作者所知，美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古钱币为北宋时期。研究者指出，所有这些中国古钱币都是近代流入美洲的。[14] 其三，传播论者的证据，大多是根据器物类型的对比而得出的。但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内容及地层年代而进行简单的器物类比，往往要得出错误的结论。如古代亚洲与美洲都曾崇拜蛇，并且关于蛇的一些艺术品也十分相似。但研究表明，蛇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印度，蛇象征生育，而在美洲，蛇与生育无关。[15]又如，中国商朝与美洲奥尔梅克文化都崇拜猫科动物，艺术表现手法也颇为相近。但美洲虎是奥尔梅克文化的主要崇拜对象，具有祖先图腾的意义，而商代的图腾是鸟，殷商器物上的虎纹仅仅表示辟邪。此外，虽然商代动物纹饰与美洲的十分相似，但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商代纹饰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而美洲则主要刻在石头上，两者表现媒介不同。 其四，许多主张古代中国人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美洲的论著，往往引用一些错误的材料，以讹传讹。此类例子甚多。在奥尔梅克文化的拉文塔遗址中发现过一组石刻人像，共16个。有人说：“其面型都是中国人的样子”。[16]但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同属一个人种集团，有基本相同的体质特征，本来就很难区别，况且，从发掘报告上看，这些人像与同期中国人的人像明显不同，如头颅特长。[17]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人根据河姆渡第二层与美洲蒂瓦纳库城都发现“中国人”的头像，认为这是古越人与南美人直接交往的证据。但是，河姆渡第二层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蒂瓦纳库的年代是距今3600年，两者相差二千多年。而有同志竟说“时间上也基本吻合”。[18]而且，查找所引照片，实在看不出“中国人”的样子。还有同志认为河南济源发现的扶桑树图案就是美洲的玉米，可是从所引照片上看，根本不像玉米。[19] 其五，中国与美洲古代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固然很多，但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基本方面是不同的。从生产技术上讲，中国早已进入青铜时代，而美洲一直没有金属工具。从文化遗存上讲，美洲那些重达30吨的巨大人头石像就不见于中国商代。另外，在宗教，服饰等各方面，也都有巨大差别。如果中国人果真在很早的时代就与美洲发生交往，为什么不把青铜以及冶铁技术带入美洲呢?这类传播论者无法解释的矛盾还有很多。 最后，我们坚决否定那些认为古代中国人曾大规模到达美洲的观点，例如认为被商朝打败的东夷人逃到美洲，被周朝推翻的商遗民逃到美洲创造了奥尔梅克文化，[20]被中原王朝打败的百越人逃到美洲，[21]等等。我们只要引用人类学的简单事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对欧亚大陆的一些常见流行病(如麻疹)普遍缺乏免疫力，这说明印第安人与欧亚居民长期隔绝。在美洲，特别是中美洲，几乎是百分之百的O型血，没有B型血。而东亚是世界上B型血出现频率最高的地区。据1981年以后的调查，我国华北汉族的O、B，A型血的比例分别为：33.44%、29.37%，28.44%。[22]如果古代中国居民曾大规模到达美洲，那么势必造成混血，中美洲地区也就不会出现百分之百O型血的情况了。至于有人说，“李白在美洲吸过烟草”等等，[23]那更是无稽之谈。 总之，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还不能完全解决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古代中国与美洲确实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往，那也是极其偶然的，其历史意义也根本无法同哥伦布相比。 1 谢南德(H. K. Schneider)：《跨越太平洋的史前交往与文化变迁理论》，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7年第1期． 2 卡特(G. F. Carter)：《越过太平洋的植物》，载“美国考古学会《美国文物》专题报告”(American Antiquity Memoirs,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1953年． 3 卡特，《农业单源说》，见《农业的起源》(Origins of Agriculture, edited by C. A. Reed)，芝加哥1977年． 4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59—160页． 5 杰宁(J. D. Jennings)：《古代美洲土著》(Ancient Native Americans)，旧金山1978年，第605页． 6 米格斯(B. J. Meggers)：《中美洲文明的越太平洋起源》，载《美国人类学家》1975年第1期． 7 杰宁：《古代美洲土著》，第611页． 8 爱斯特拉达(E. Estrade)等：《厄瓜多尔发现的一组可能来自太平洋彼岸的证据》，载《美国人类学家》1961年第5期． 9 埃克霍姆(G. F. Ekholm)：《越太平洋交往》，见杰宁等主编《美洲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an in the New World)，芝加哥1964年． 10 兰兹(R. L. Rands)：《玛雅艺术中的睡莲》，载《美国民族学会报告》(Bulleti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1953年151期． 11 费德尔(S. Fiedel)：《美洲史前史》(Prehistory of Americas)，剑桥大学1987年，第七章． 12 科亨(M. K. Cohen)：《生前食物危机》(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耶鲁大学1977年，第225页． 13 王仲尧：《中国和美洲大陆人民历史悠久的文化交往》，《当代国际问题研究》1991年第4期． 14 爱泼斯坦(J. F. Epstein)：《美洲发现的前哥伦布时代旧大陆钱币》，《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 1980年第1期． 15 孟德克(B. Mundkur)：《美洲的蛇祟拜》， 《当代人类学》1976年第3期． 16 房仲甫：《殷人航渡美洲再探》，《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17 德鲁克(Drucker)等：《1955年拉文塔发掘报告》（Excavation at La Venta, Tabasco, 1955），华盛顿1959年． 18 张小华：《中国与大洋洲、美洲古代交往的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9 王家祐等，《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 20 《古代已有亚洲移民到美洲的新论证》，《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21石钟健：《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思想战线》1983年第1期． 22 《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卷第2期，第158-163页袁义达等人文章． 23卫聚贤：《中国人发现美洲》，台湾说文书店198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