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的论析——基于雅典城市的评述（上）（2004110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2:11:41 历史教学 解光云 参加讨论
| 中文译为“城邦”的“波里斯”（πολιs，Polis，City－state，）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作为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古代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结合周围农村地区而形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共同体。“公民集体”（acitizencommunity）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邦的本质所在①（①此处有关城邦的认识为笔者综述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先生之教学所得。同时可参见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and NewYork，1991，p．272。）。波里斯（polis）用以指城邦时，虽然含有城市国家之意，但是并非所有的城邦都是城市国家。有城市的城邦既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无城市的城邦则不是城市国家。城邦绝不等同于城市国家。城市国家只是城邦的一种形态，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②（②城市等同或混同于城邦的认识，并非仅见于中国学者，国外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此观点者也非少数。对此，可以从《牛津英语辞典》中窥见一斑。详见J．A．Simpson and E．S．C．Weiner：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Vol．ⅩⅡ，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29，Polis词条。国内有些学者也用“城市国家”指称亚非地区的早期国家，“城邦”则是指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发展完备的城市，包括城与市两个基本要素。城指城堡、城垣，是军事或宗教中心；市则指市场，其最初是公民集会的公共场所，后也发展为商品交易之所。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部分，是人类居住的、有别于乡村的另一特定界域的自然空间。只有形成公民集体的城市国家，才是典型意义上的城邦。“城邦主要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形成的国家，并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城市，因而只可能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当它逐渐扩大，比较稳定地拥有更多的城市、领土和人口时，也就不成其为城邦了”[1]（pp．360～361）。雅典城邦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不仅是城邦，也是城市国家。没有城市的斯巴达之所以也是城邦，就因为其具有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公民集体”，但斯巴达不是城市国家③（③古希腊人早已认为公民集体是城邦的核心。例如，亚里士多德言：“城邦不论是何种类型，其最高权利属于公民集体，公民集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见Aristotle，Politics，Ⅲ，6，1278b9～11。）。已故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撰文认为，斯巴达“名为城邦，实际上却不是一个城市，没有城墙，没有街道”[2]（p．34）。 目前，学术界对城邦及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城市的研究较多。其实，城邦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没有古代的城市文明，就没有近、现代的城市文明。本文试以雅典城市为例，简要阐释古希腊城市的兴起，综述古典作家的相关论析，以供参考。 一 希腊古代城市的兴起，远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时期。爱琴海区的城市始于克里特岛。米诺文化（MinoanCulture）的中心就在克里特。在克里特岛中部的克诺索斯（Knossos），考古发现了早期的聚落核心———宫殿，克诺索斯也因此被称为“宫殿国家”（palacestate），宫殿里的庙宇清晰可见。克里特岛的社会生活在米诺文化早期得以繁荣。尽管克诺索斯宫没有城墙，但是，于克诺索斯发现的那些陶制水管（thetiledconduits），以及宫殿中的内部装饰，诸如住宅设计、宫殿中的卫生设施等，表明当时、当地的劳动组织和工程技术，堪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城相媲美。“克里特文化最新奇之处是那些窗子，克诺索斯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苏美尔城那些幽暗无窗的住宅”[3]（pp．145～146）。随着克里特殿堂的全部被毁，该地区的社会活动缩小到地域较为有限的城堡内（德文the Zwingburg，意指“有限的城堡领域”the meager occupations of the citadel），爱琴文明的中心也由克里特移至欧洲大陆的迈锡尼。 相传，凯克罗普（Cecrops）是雅典的创建者及第一任国王。其上半为人，下半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4]（p．42注释②）。考古发现证明，希腊铜器文化晚期，雅典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5]（p．31）。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2世纪），雅典已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个中心，它拥有几近可以与迈锡尼和梯伦相媲美的王宫与城墙[6]（p．34）。迈锡尼文明后期，雅典扩大了防御工程，建立了引水系统，加强了同地中海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业往来。 大约公元前12世纪后半期，多利亚人入侵希腊半岛，迈锡尼文明衰亡。所幸的是，多利亚人并没有侵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和平环境有助于雅典城市的产生。 尽管米诺－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历史的关系很难明晰而又准确地述说清楚，但是，米诺和迈锡尼无疑可作为西方古代城市的前身，“米诺城市以宫殿和用于节日及政治集会的公共场地（即早期的阿果拉）为中心。迈锡尼城市则是附加有防御工事的城堡”[7]（p．2）。只是古代爱琴海地区并没有什么适宜原始城市发展的条件，甚至连足够的建筑场地也没有。城址多是在光秃秃的岩山之岬。古城德尔菲（Delphi）即是如此。即使在平原地带，城市建筑也必须挤占耕地。城市的规模极其有限。 及至荷马时代，从荷马史诗中可以感悟到迈锡尼时代或该时代以后的宫殿与城砦的情景，发现希腊城市所具有的双重遗产———迈锡尼时代以后的堡垒和当地的山村[3]（p．158）。这说明古希腊城市的源起，既有防御之基本因素，也与乡村密切相连。荷马史诗里的核心社区单位即是城堡或市区（Polis，Asty）。部落首领或“王”占据城堡犤8犦（p．162）。关于Polis和Asty二者的区别，格劳茨认为，“高城市起初称为Polis（πολισorπολιεθρου），同时，较低的城市称为‘阿斯提’Asty（αστυ）”[9]（pp．10～11）。“波里斯（polis）是由村落联合而成的。在拉斯第孟（Lacedaemon），斯巴达是由四个村落联合组成的。在阿果斯，它包含了拉里萨（Larissa）的两个城堡和阿斯匹斯（Aspis）以及一个由多利亚人3个部落组成的城堡。在克里特，Polis由兴起于肥沃山谷之上的所有的高地组成”[9]（p．13）。雅典人常常将雅典卫城（Acropolis）简称为波里斯。因此，Polis或Asty既是抗御敌人进犯的堡垒，也是平常部落集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阿基琉斯战盾上所锻铸的两座城堡或城镇，则是战争及与平时两种不同社会生活景况的具体表征。城堡的外围多是一片农野或乡村，城市和乡村一起组成“德莫”（Demos）。据此，荷马时代的城堡或城镇，实际上包括城镇和乡村，其居民是指城堡内外的所有人。城堡或城镇的统治者为巴赛勒斯（Basileus，意为“王”），某些王或统治者（如阿伽门农等）拥有一个以上的城堡或城镇。战时，Basileus是兵民的统帅，下设若干分队，由头领管带。《伊利亚特》在记述阿基琉斯时写到：“他任命了五个首领作为属下辅佐，分别指挥队伍，他自己统率全权。”[10]（pp．171～172）王所居住的城堡实则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由此可见，自卫（self－defence）也许是古希腊城市产生的第一要素，“甚至从最初开始，城市就占据小山，乡邻们据此可以免受敌人或盗匪的威胁”[9]（p．18）。早期的城市实则是城堡，卫城几乎都是建在山上或更高地方的一个城堡（citadel），是城市中最易防守和最高的据点，经常是受困者最后的避难之所。卫城（akropolis，Acropolis，）即意指“城市中最高的地方”。古希腊大多数城市都有占据高地的卫城和地势相对较低的城市。当城市被占领时，卫城时常成为外侵军队的营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作为设防中心的村落或聚居地，差不多在荷马时代后期，雅典也出现了设防的部落中心———卫城。雅典卫城建立于一个山冈上。周围是一些居民点。卫城是附近居民遇到外敌入侵时的避难所和宗教祭祀的地方，后成为巴赛勒斯的驻地。最初，雅典卫城与阿提卡其他地区的城堡同步发展。雅典城市即是从雅典卫城发展而来的。诚如中国著名学者、世界史专家王敦书所言：“雅典卫城在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的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4]（p．44注释①）古典时期，卫城在军事上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主要是宗教建筑所在地，其中以雅典卫城最为著名。格劳茨（G．Glotz）是这样评述卫城的：“卫城，有无数个词语来描述它的特征———它的悬崖绝壁、它的厚重、它的高塔、它的大门；进一步地说，因为它包含了城市神灵的圣庙和王宫，它是神圣的、富有的、高尚的和财宝满盈的地方。”[9]（p．13）相对于卫城，那些位于低地的城市，其发展中通常需要建造宽大的城墙来进行防御。“虽然历史上很早时期的城市是开放的，但在荷马史诗中，经常可见城镇或城堡（asty）围以侧面有塔、由门而入的高墙”[9]（p．18）。 城堡并不等同于城市。完全意义上的古代希腊城市，大约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并可能受到迈锡尼、阿卡亚和多利亚人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雅典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11]（p．29）希腊城市形成时，“迈锡尼贵族及与其思想相通的阿卡亚人和多利亚人的后继者们所培养的生活习惯，有些已随之进入了希腊城市”[3]（p．147）。 伊顿大学（EtonCollege）古典学专家罗伯特（J．W．Robert）认为，古希腊城市的出现与城邦的产生基本同步，“大约在（前）700年左右，阿提卡开始出现波里斯（polis）或政治共同体（politicalcommunity）或雅典人的城市（cityofAthenians）”犤12犦（p．2）。但是，由于希腊多山地，平原狭小。受可耕地和水源的限制，公元前5世纪以前，爱琴海地区城市最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于伊奥尼亚（Ionia）通向小亚细亚以及更远地区的港口或门户地带[3]（p．149）。 大约公元前8世纪，借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使雅典城获得了很大发展①(①一般认为，提秀斯为公元前13世纪的英雄人物，这里的提秀斯改革可能是借提秀斯之名，托古改制。)。在其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了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提秀斯所遗留给后代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雅典所包括的，只是现有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13]（ⅩⅤ．2～3，p．118）。 提秀斯的改革是雅典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一，提秀斯在“统一运动”（所谓赛诺西辛synoe－cism）中，取消了阿提卡各部落议事会等部落管理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雅典城初步成为早期政府的所在地和政治中心。其二，提秀斯在雅典卫城西北侧的斜坡上，建立了雅典最古老的、雅典人共同体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阿果拉（αγορα，Agora，也名“提秀斯广场”）[14]（p．298）。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提秀斯广场的西北侧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开始摆设路摊。广场周围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渐渐变成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的密集区。昔日作为雅典人日常集会的广场，如今也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市场。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加。其三，提秀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规定在雅典历的一月举行祭典，庆祝“统一节”。这一祭祀活动则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古代希腊城市也普遍兴起。发生于此间的、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分布空间的扩展。“殖民运动使希腊城市扩展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西至意大利和西西里”[15]（p．148）。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 city or 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16]（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8]（p．164）。“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17]（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盛期。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0年）执政期间，在卫城以南的山脚下，又兴建一座新广场，称为“梭伦广场”。梭伦广场长200米，宽250米，主要用于体育竞技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梭伦广场四周也建立了一些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设施。“梭伦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阿果拉的创建者”[18]（p．81）。随之，在雅典卫城周围，以提秀斯广场和梭伦广场等新旧广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全新的居民区“下城区”。过去作为城市核心的卫城，现在主要是雅典人的宗教圣地。至此，雅典城市最终形成———雅典由设防的聚落中心变成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典时期以前，古希腊城市的发展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规划理论十分有限[19]（p．4）。善于创造、富有天赋的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城市规划的方式，没有刻意地去创建一座新城市，而是自由地任其发展。希腊的城市规划源自近东[19]（p．31）。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产生，在这个时期，建筑师们已经设想了理想城邦的建筑式样，虽然并未被美学理论接纳为主流，但还是努力付之于实践”[7]（p．15）。尽管无从知晓古希腊的城市规划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最初应用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尤其是在米利都城市。城市规划中最基本的式样为所谓的“格状或棋盘式”（gridiron or chess－board）设计[7]（pp．20～21）。希朴达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庇里尤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20]（Ⅱ，8，1267b25）。 城墙不一定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性规划建筑，但它通常是古代城市的最后防线。古希腊城墙出现的时间最早不过古风时期（The Archaic Age，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城墙可能始见于伊奥尼亚。那里的城市面对强敌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修筑城墙进行防御。欧洲大陆随其后出现城墙。早期的城墙结构简单，一般是在碎石垒成的台石上铺以非烤制的泥砖。公元前6世纪起，城墙建筑比较常见，建筑更加坚固。城墙的厚度从6英尺至13英尺或更多不等[7]（pp．40～46）。希波战争中，德米斯托克利曾力主重建被波斯人毁坏的雅典城墙，史称“德米斯托克利城墙”（Themistoklean Wall）。其围圈的防御范围比老城墙更大，有13个城门和许多不知名的塔楼及后门[8]（pp．83，79）。同样主要是因防御之需要，雅典城曾修筑通往海港的3道城墙[8]（pp．182～183）。 促成古希腊城市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各种因素都有助于决定城市应当在哪里产生”[7]（p．4）。德国著名学者凡·哥坎（Von Gerkan）根据希腊城市的起源将古希腊城市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因有利的自然条件而逐渐形成的城市。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因古希腊人不断殖民而较早形成的城镇。其二是晚些时候从简朴的村落发展而成的城镇，并且没有受到迈锡尼文明的影响。这主要出现于希腊本土的西部，如伊庇鲁斯（Eprius）、阿卡狄亚（Arcadia）、伊利斯（Elis）、阿该亚（Achaia）等地。 第二类为满足特定需要，由一个和多个建城者特意建立的城市。这也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因“统一运动”（Synoecism）而兴起的“都城”。有的是从已有的城市中选择都城，从而促使其迅速发展，如雅典、帖该亚（Tegea）和伊利斯（Elis）即是如此。有的是因“统一运动”而新兴的“都城”，多个城市的人口在“统一”的基础上聚集于一个新的城市，如墨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罗德斯（Rhodes）等就是这样兴起的。其二是因希腊人的殖民而形成的城市，如米利都（Miletus）和以佛所（Ephesus）等[7]（pp．210～21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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