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53 《历史研究》2004年2期 李根蟠 参加讨论
| （二）王亚南的理论贡献和“封建地主制”概念之被普遍接受 第一次对“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做出系统阐述的是王亚南。王亚南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武器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与历史，从不停止他的探索。三十年代初，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崩溃于战国，他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发表的《封建制度论》，即持此说。三十年代中期，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他1935年编写《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中，西周被定为“初期封建制度”时期，秦以后被定为“官僚主义封建制度”时期，春秋战国为过渡时期。为什么说秦以后是官僚主义的封建制度？他解释道：“秦始皇帝不把领土领民分交于其诸子功臣治理，而大权独揽，对诸子功臣仅‘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此与封建似不能同日而语；但问题不在领土领民用何种方式支配，而在于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竟寄生于那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周代对其领内可以榨取的农奴劳动剩余，直接让诸子功臣分别自行处理；于秦始皇则把这些农奴剩余劳动，全都收归己有，然后再由给俸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由此观之，秦之官僚主义的专制机构，与周代封建机构，同是建立在农奴生产形态上面，如其说，一种政治形态是取决于所由建立的经济基础，或者，封建制度的特质，乃存于农奴劳动的剥削，那秦代的郡县制，就与周代封建制没有何等本质区别，从而把秦代这种政治装置，称之为专制官僚主义的封建制，就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了。”[1]1938年，王亚南、郭大力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以后，他更加纯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和历史，这时，他已接受了“封建地主制”的观点。在1946年1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颁田制禄的封建领主制就转变为佃田纳租纳税的地主封建制；适应着这种经济剥削形式的转变，分立的封建局面，也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统治所代替”。并分析了“作为中国典型的地主封建制”的特点。在1948年初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王亚南对自己原来的认识作了一番检讨，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说中国封建社会在周末解体了，那是不无理由的，即作者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时，亦是如此主张……但后来对封建制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 ……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如果在自然经济形式上的封建制度，以政权的非集中化为特征，但只要生产关系仍旧是封建的，这个特征虽有了重要的变化，或甚至消失了，封建制度的本质仍没有变更。 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论纲》中，王亚南全面阐述了“地主经济的封建制”不同于“领主经济的封建制”的特点，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王亚南对“地主经济”理论的建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论述了“地主经济”特点和本质，主要有如下几点：1、指出地主经济封建制下的商品流通比领主经济封建制发达，因而农业劳动者对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的依附相对较轻，土地和劳力能够自由转移，劳动者的积极性较高，地主经济是比领主经济进步的一种形态。不过，这种自由只是相对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劳动者受的剥削甚至更加严重。2、分析了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地主经济的关系及其运行规律，指出它们是“通家”、是“伙伴”，地主经济的再生机能与商业资本本身的再生是一致的。3、指出地主经济的封建结构具有“钝化或缓和矛盾的弹性”。 其次，把地主经济视为封建制度（主要指秦以后）的基础，深入分析了这一基础与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并试图以地主经济理论为中心解答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华民族如何形成问题等。尤其是明确指出了地主经济是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基础，用水利工程、抵御外侮或选贤任能的要求来解释中央集权的形成都是不妥的。 复次，系统阐述了地主经济封建形态的形成和演变，它的来龙去脉。在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地主经济封建制的形成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中的残留。 王亚南第一次明确指出，较长时期停留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这样，王亚南就不但把地主经济视作秦以后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且视为把握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不但阐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理论基础，而且分析和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的有力武器。 王亚南认识的变化具有典型的意义，他反映了一位真诚的学者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追求真理和接近真理的。[2]我相信，每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后，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问题的认识上，都会和王亚南殊途同归的。 “封建地主制”或“地主封建制”、“地主经济封建制”虽然是主张西周即进入封建时代的学者为了区别战国秦汉前后的封建社会而发明和使用的,但这和许多主张战国秦汉进入封建社会的学者的认识是吻合或类似的。例如首倡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的郭沫若，就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作为封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因而战国秦汉封建论者一般也接受“封建地主制”或”地主经济封建制”的概念，把它作为突显中国封建社会区别于西欧的特点的封建制度的一种类型。站在战国封建说的立场对地主制封建社会形态进行系统阐述的，应当首推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3]。 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史学界的所谓“五朵金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围绕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规律及相关问题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在讨论中尽管对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分歧，但没有人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提出否定的意见。“封建地主制”或”地主经济封建制”的概念也在讨论中被史学研究者所广泛接受，成为对战国秦汉以后社会性质认识中的主流观点。这种状况是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可以说是多数学者通过长期的学术实践所达到的共识，并没有任何行政命令或“政治权威”施加其间。 ------------------------------------------------------ [1] 《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第108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该书署名为王渔邨，从编写例言看，该书的编写完成于1935年。据作者的说明，该书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章华社出版的森谷克己氏所著的《支那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 [2] 台湾某学者对王亚南在《读书杂志》表达的观点大加赞赏，说他之所以改变观点，是由于抗战期间任职军事委员会，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耳提面命的惇惇教导”，因而“屈从政治权威”，“呼应中共中央的主张”云云（《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稻乡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这是毫无根据的忆测。实际上，王亚南当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运用还不纯熟，加上当时他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明显受到托派观点的影响。不过，他自信不坚，文章发出后，感到自己“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给王礼锡写信，“希望暂缓发表”，可是文章已经印好了。（见王礼锡《编者的话·关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一些消息》，《王礼锡致胡秋原》）该作者的专著是以《读书杂志》为研究对象的，难道连《读书杂志》的主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信也视而不见吗？再说，王亚南抗战以前早就改变了观点，认为从周代至鸦片战争都是封建社会，白纸黑字写在他的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该书378页）上，这与什么“政治权威”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连最明显的事实也不顾呢？ [3] 三联书店，197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信仰的再创造——人类学视野中的傩》
- 下一篇：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