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
（一）从对中国现实社会封建性的认识开始
如前所述，自严复引进feudalism的概念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相当于西欧feudalism的封建社会，已为学界所承认；但相当多学者心目中的封建社会是西周或三代。至于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是经过长期的论争以后才逐步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历史的逆向考察的过程。它得以完成，即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指导。不过,这种认识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更早。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就揭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封建性。如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斥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孔教为“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1]《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1918年3月15日）发表了由张祖荫口述的一篇《社会调查》，叙述了江苏省震泽镇农民在地租和债利重重剥削下的悲惨生活，揭露地主和佃户表面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实际上存在严重的政治干预和人身依附。整理者陶履恭指出：“昔日欧洲封建制度，所蓄的农人，多属世袭，与土地相展转。观此篇所述之佃户，与欧洲昔日之农奴比较，亦不见有何分别。不过欧洲封建的君王对于农奴，多方体恤，以农奴为财产，不忍损害。而震泽的农民以大田主不措意于田之肥瘠，专以就剥佃主为事，所以不以农民为财产的一部分，不事怜恤。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法国贵族对于一般农民就彷佛震泽的田主对于农民的样子。”可见，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封建现象的认识开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以前，它是人们从现实出发通过古今中外比较而产生的感悟[2]。不过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没有提高到社会形态的层次。
中国先进分子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是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其代表作是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上篇引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经典论述：“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的进步和阶段。”李大钊显然认为这种理论也是适合于中国的。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观察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从此，早期的共产党人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过，建党前后的早期共产党人还来不及深入剖析中国国情，他们曾经笼统地认为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部分，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革命是与国际革命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和研究。1922年1月15日创刊的中国共青团团刊《先驱》，在其发刊词中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个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任务。该文分析当时的全国形势，“还是旧的势力占着优势，如国内武人军阀的横行，他们勒索聚敛，毫无忌殚，使我们感觉着这还是法国大革命以前封建社会的状态，何曾有丝毫的民主气味呢？”并首次指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指出辛亥革命“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由于“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而失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压迫下，“成为半独立的封建国家”。随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其中列宁有关理论的影响尤著。列宁在指导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过直接的论述。早在1912年7月，列宁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关系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的“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3]，不过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译介到中国来。1920年7月26日，列宁在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报告》中，又一次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处于半封建依附地位”，处于“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4]之中，这当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依据列宁这一报告的精神，阐述了中国革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包括国民党的代表)积极参与了这次会议，列宁的有关思想由此传到中国并发生重大影响。不过，当时从国外传入的理论思潮是各式各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经过比较和鉴别，经过思考和观察，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这一结论并非突然发生的，它与“五四运动”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封建性的认识一脉相承，可见，它植根于中国人自己对现实社会的考察，早有思想基础，故能“一拍即合”。把这种认识说成是外铄的，是十分皮相看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制造”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是为中国人认识这种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认识继续深化。李达在1923年撰写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则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在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表现。
中国社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的这种认识，在大革命期间为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封建一词也在日常生活中流行开来[6]。因为当时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可以强烈地感到这种与“五四”以来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性事物的存在。但是，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都出现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托洛茨基及其中国的追随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指责共产国际关于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仍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论断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也有认为中国当时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所谓“亚细亚社会”的。这样，作为重新检讨和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基础，如何确定当时的社会性质，又成为对革命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1928年6—7月举行的中共六大的决议指出：当时的中国“（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因此，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决议还明确地否定了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在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种土地关系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是半封建制度”。[8]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争论的回答，从而把握住了革命前进的正确航向。但争论并没有结束，从党内的托陈反对派和党外的“新生命派”的发难开始，争论公开化，从党内扩展到社会，从现实扩展到历史，这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由现实到历史的逆向发展路线，因为人们是为了前瞻未来而回顾历史的。1937年何干之回顾这一论争时写道：“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这一场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由目前的中国起，说到帝国主义侵入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决定未来方向而生出彻底清算过去和未来的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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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2] 从1919年以前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文化封建性的论述中，还看不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但其中的某些思想渊源，却可以从严复、夏曾祐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例如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这和严复在《社会通铨·译者序》中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一致的。严复认为“封建”是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在秦统一后结束，但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宗法居其七”（《社会通铨》“宗法社会”按语）。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和宗法是互为表里的。从中国社会的宗法性出发，很容易导致中国秦以后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的认识。夏曾祐在《社会通铨·序》中试图以政治与宗教（夏氏所说的“宗教”是指“其神智之所执着者”）的相互关系解释中国迟迟未能脱离宗法社会的原因。“考我国宗法社会，自黄帝至今，中可分为二期，秦以前为一期，秦以后为一期，前者为粗，后者为精，而为之钤键者，厥惟孔子。”把秦以前和秦以后视为同一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又说：“孔子之术，其的在于君权，而径则由于宗法，盖借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然终以君权之借径于此也，故君权存，宗法亦隨之而存，斯托始之不可不慎矣。”这和陈独秀等人抨击孔子所倡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封建政治为中国社会之痼疾，也是一脉相承的。
[3] 列宁的原话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6页。
[4]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5页。）
[5] 该文载于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第1卷第4号。原话是：“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自周秦以至满清末年，可说是长期的农业经济时代。和这长期的农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政治组织，是封建的专制政治。两千多年之间，经济组织上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政治组织上虽有转朝易代的波澜，而在实质上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参阅洪认清：《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载《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
[6]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王亚南说过：“所谓‘封建军阀’‘封建思想’一类术语，早就流行于一般文人学士之口。”（《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39页）陈嘨江也说过：“封建说法之所以繁盛的原因，当回溯1925—1927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的都看作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倒之列”（《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导言》，新生命书局，1936年）。
[7]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8]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载《六大以来》第31页。该决议还指出：“现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土地私有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该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如果（因为）[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手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9]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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