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1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刘北成、郭小凌、 参加讨论
| 北京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从孕育到萌芽，从形成到成长，走过了百年奋进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值得骄傲，积累的经验，富有启示。下面从学科的制度建设、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3个方面，对这笔精神财富加以总结，以祝贺百年校庆，并与学人共勉。 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有着悠久的外国史教学的传统。1902年，最初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建立，学校制度规定，学生第一学年学习普通课，其中就有中外历史；第二学年开始分科，共分4类，第一类是国文和外语(英、法、德，任选其一)，第二类中外历史地理，第三类数学、物理和化学，第四类博物科，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园艺等。可见，从一开始，外国史就是我校的主要课程之一，更是“第二类”学科的主要课程之一。[1](P5)1912年在师范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第二条明确规定：“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外国历史”是历史地理部的重要专业课之一。[1](P21)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成立。1928年，历史学单独设系。1933年北平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文学院下设历史系，外国史当然地成为该系的重要课程之一。同时，还在文科各系开设“西洋文化史”课程。[1](P118) 我校的另一前身辅仁大学在她正式成立之前的辅仁社时期(1925—1927)，历史课就成了重要课程之一。[1](P218)在她的初创时期(1927—1928)，文科分为4系：国文系、史学系(附考古学)、英文系、哲学系[1](P222)。史学系开设“西洋史”课程，共学习3年，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3部分，教学内容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甚深，开始时由外籍教师授课，没有按课程的历史阶段设置教学的组织机构，也没有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选修课和建制，更没有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培养层次(辅仁大学中国史方面有研究生培养制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教师撤走，中国教师开始登上西洋史的讲台，赵光贤担任西洋古代史的教学任务，主要讲授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等。[2] 但是尽管如此，1949年以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史学科的概念。 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后来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弊病，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它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推进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历史学而言，苏联的历史教学体系全面输入中国，不仅引起史学指导思想和研究视野的根本变化，还导致中国历史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包括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确立。世界史作为一个制度化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中国得以诞生。我校历史系的世界史学科也逐步建设起来。此后虽然有过许多的坎坷和曲折，但总的来看，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是在健康地向前发展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配置的专业化。与中国许多大学的情况相仿，北师大历史系于1953年设立世界史教研室。这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在北师大发展的开端。当时一些在世界史方面有所造诣或有所优长的教师集中到这个教研室，其中有李飞生、罗志甫、李雅书(古代史)、刘启戈、邝平章(中世纪史)、朱庆永(近代史)、陈正飞(现代史)等。他们多数有国外留学经历。罗志甫曾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启戈在40年代曾翻译过美国学者海思等人撰写的著名教材《世界史》。朱庆永原来主治明史，在苏联逗留期间，收集了许多俄苏历史书籍。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刚刚起步的中国大学里，北师大世界史教研室能集合这样一批教师，实属不易。 50年代中期，世界史教研室分成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并一度组建亚非近现代史教研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基本格局已经成熟并趋于稳定，目前的建制仍然是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包括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和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学力量也处于稳定状态。 第二，教材建设的系统化。对于一个新生的学科而言，教材建设是基础中的基础，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我校世界史学科教师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50年代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部大学教材上。一是刘启戈的《世界中世纪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内部交流使用)，这是1957年同时问世的最早3部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世界中世纪史教材之一。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著的《世界近代史讲义》(上册)[3]，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这两部教材体现了我系世界史学科教师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自觉。诚然，它们都深受苏联相关模式的影响，但是在材料的选择与安排上，有某些自己的特色。《世界近代史讲义》的论述方式更有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观点有机地融入其中，对世界近代历史规律的表述更自觉地贯穿于字里行间。值得指出的是，该讲义较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充分注意到这些论述的内在张力；在努力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近代史观时，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这两部教材问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与好评。 196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要求，著名历史学家吴晗领衔组建具有权威性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组织编写一套世界历史普及读物。丛书虽为普及读物，但作者均为一时之选。就当时的学科发展状况而言，该丛书也是一项较系统的研究工程，为国内学界所关注。我系世界史学科的朱庆永、刘宗绪荣膺编委。刘启戈、刘家和、刘宗绪则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西欧封建庄园》、《斯巴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等，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1962年，全国大学通用教材《世界通史》问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教材的组织工作乃是政府行为，因此才有可能集中当时国内的优秀学者。我系世界史学科许多教师参加了编写工作，其中有刘家和、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吴豪德等。这部教材被公认代表了当时我国世界史的总体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全国大学教学起了重要作用。编写者的严谨态度也对世界史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1979年，我国另一部世界史著作问世，那就是由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我校刘家和为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该书体现了我国学者力图突破国外成说、对古代世界史展开独立思考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从初期的简单模仿到学科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 继《世界上古史纲》之后，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于1980年出版，1982年再出修订版。在写法上，该书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古代史著作，不刻意追求涵盖的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在数量上的齐全，也不刻意追求历史发展阶段划分的细密和具体，而宁肯追求在大的时段内，世界古代历史结构上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即把世界古代史看作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世界史的准备阶段，因而在内容选择上就是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4]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编者有了这样的自觉：即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就有不同的中心，也就有中心的转移。因而，在世界史的编写中，就应该体现围绕不同时期的不同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转移而展开的重要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深刻理解。该书出版后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并获得国家教委教材建设一等奖的殊荣。我校孔祥民参与编写的《世界中古史》教材亦得到同样的好评。以上两部教材曾是国内覆盖面最广的高等院校世界古代史教材。 90年代，刘家和与外校教授合作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吸收了国内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编写体例上继续前进，更加自觉地展现古代历史上主要文化中心的形成、发展和转移过程，展现这些中心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5]读了这样的教材，突出的感觉是，世界古代史再也不是若干古代国家历史的简单相加，这些国家再也不是野蛮汪洋中独立悬隔、死气沉沉、自生自灭的文明孤岛，而是野蛮荒漠中生机勃勃、相互关联、不断扩展的文明绿洲。这是我校学者在探索世界古代历史发展规律和教材建设上的又一次尝试。这次成功再一次展示了我校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特看法，也使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再一次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 80年代至90年代，刘宗绪先后主编了两部《世界近代史》(高教版和师大版)[6][7]，编写者均为我校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教师。前者无论结构还是观点，颇多创获，在许多学术期刊上赢得好评。后者在结构和观点上更有创新，《历史研究》为此发表长文予以肯定，还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并被列入“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这两本教材都有较大的发行量。前者系卫星电视教材，发行了30万册之多，是世界近代史教材中发行量之最；后者系大学本科教材，被其他大学历史系选用，发行量已达3万多册。由此可见其影响。 2001年刘家和与廖学盛主编、我校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周启迪、郭小凌、杨共乐等人参加撰写的研究生教材项目《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教材。[10]从目前所获得的信息看，在国际古史学界，也是第一部专门为世界上古史研究生撰写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使用价值。该书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提交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理事学科组审议后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并予以出版资助。 第三，史料整理的正规化。历史解释框架的恢弘与史料的严重匮乏，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基本问题。因此，资料建设就成了全国同行通力合作的一项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世界史学科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校教师同东北师范大学的同仁合作，进行了基本资料的编译工作，于1959年出版了《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上下两册，约50万字。上册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赫梯和巴勒斯坦、印度的重要史料，下册为古希腊罗马史经典的选译。这是国内第一部世古史史料集，不仅为本科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具有利用价值的基本读物。刘启戈、李雅书选译的《中世纪中期的欧洲》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世界中世纪史资料选辑。[11]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成员集体编译了较大部头的《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12]不仅有助于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的教学，而且为我国世古史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中文史料来源。郭小凌与厉以平合作编译了《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3]这是我国有关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第一部内容充实的史料集。杨共乐编译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史料集》[14][15]。张宏毅、黄安年分别主编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分册[16][17]。另外，杨玉圣编辑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18]。 第四，研究生培养的体系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就学科建设而言，不但解放前，就是文革前，除了教学分工，世界史学科内部的专业研究方向并未制度化。凭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校世界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获准设立世界上古中古史硕士点；更由于刘家和在世界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我校世界上古中古史学科在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第三批博士点，我校世界史学科因此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硕士点以及4个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博士点之一(另外3个是东北师大、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90年代，又成为我国最早的世界史二级学科博士点之一，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从而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我校整个世界史学科争取到博士授予权奠定了基础。到目前，我校世界史学科可招收世界古代史(包括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古代埃及史等方向)、世界中世纪史(德国农民战争史和宗教改革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所有方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并有博士后流动站，供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从事研究工作。 第五，项目运转的制度化。在晚近20多年中，我校世界史学科在科研项目运转上逐渐进入常规化阶段。例如，世界古代史学科点在刘家和的带领下，获得中华社会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基金、北京市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10余项，并且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等，为我校成功地获得教育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基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了以上这些制度化进步，我校历史系就有了一个教师队伍整齐稳定、教材编写正规系统、史料整理严谨丰富、培养体系层次分明、项目资金运转良好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史学科。 二、科研撰述的丰硕成果 除了制度化发展，学术研究的成果及水平更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水平和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确定一所大学的地位的重要标准。北京师范大学之所以位居全国重点大学的前列，除了辉煌的教学成就，扎实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在学校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像许多其他专业一样，世界史专业的教师们不断成长，他们读书勤奋、工作努力，在学术研究上不畏艰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不但为我校世界史学科位居全国的前列做出了贡献，也为北京师范大学增添了光彩。 无庸讳言，1949年以前，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从总体上说是落后的，但在个别学校和某些研究领域，却不能说没有术业专精的学者和富有新意的成果。比如在北师大和辅仁大学，就有这样的学者和成果。王桐龄和他的《东洋史》、张星ｌǎｎｇ@①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就是杰出的代表。 王桐龄曾留学日本，后来担任师大史地系主任，1922年，他的《东洋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约40万字，共3编，分为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写到明朝时期。“以汉族为主，而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印度、中央亚细亚各民族辅之”。[19](P4)内容还涉及亚速、波斯、安息、叙利亚、阿拉伯、希腊、马其顿等西亚和欧洲古国。可见应属于今日所谓的“世界史”的范畴。在该书的序论中，他还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厘定：“世界史者，研究地球上各民族自古迄今互相竞争、互相融合、演成今日之社会状态所经过之阶级者也。而世界史又分为二部，一东洋史，……二西洋史……”[19](P4)。从这个定义，自可断定所谓“东洋史”属于世界史的范畴。该书颇富时代特色，对当时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自己的民族和认识世界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日本视察记》(原名《东游杂感》)、《中国史》、《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国民族史》、《儒墨之异同》等著作。 张星ｌǎｎｇ@①(字亮丞，1881—1951)，学问功底深厚，曾任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脱稿，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该书共8编6册，字数超过百万，堪称巨著。该书颇富特色，内容主要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这些丰富的资料是从大量的(300余种)中外史籍中辑录的，它们多数是中文史籍，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英、法、德、日等文字的史籍。在编排体例上，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编者还对其中的一些重要地名和史事做了必要的考释。该项成果在当时的中国居于领先地位，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和研究框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77年中华书局再版时做了一定的增补和整理校订工作，书名由董必武署检，可见其影响之大。[20]此外，张星ｌǎｎｇ@①还有《南洋史地》(清华大学讲义)、《欧化东渐史》(1934商务印书馆)、《马哥孛罗》(1936商务印书馆)、《马可孛罗游记》(意大利人波罗著，张星ｌǎｎｇ@①译，1936商务印书馆)、《历史之地理基础》(德国人哈兴额著，张星ｌǎｎｇ@①译，1943商务印书馆)、《中国通史》(辅仁大学)、《宋辽金元史》(辅仁大学讲义)等。 陆懋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史学方法大纲》，讲史学方法，包括西洋史学，也是国内史学理论方面较早的著作，[21]对后来的史学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几位的研究工作为后来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后人不应忘记他们的贡献。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学科涌现出一批造诣高、影响大的学术带头人和知名学者。 刘家和是我校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1952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留校工作。1955年，入选教育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2年制教师进修班，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从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后来的发展看，正是这一期进修班，培养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所必需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对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这期学员中后来有相当一批人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刘家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修班结业时，他提交了结业论文《论黑劳士制度》，显示了出色的研究才能。虽然该文搁置到1982年才正式发表，[22]此前在国内同行间流传，但它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表明早在50年代，我校研究人员就已关注当时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表现出了非常专业和前沿的研究实力。更有意义的是，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真正进入实证层次的世界上古史论文，它所依据的史料首先是古希腊典籍，即当时国内学者甚少注意的古典作家提尔泰、斯特拉波、波桑尼阿、阿泰纳伊奥斯、波里比乌、色诺芬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的作品；其次是当时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国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格罗特、格罗兹、米切尔等人的解释。这就使论文依托的史料基础同国外学者大体处在同一水准之上，超出了当时国内习见的打语录官司或借助苏联史家或少数西方史家研究成果的做法。在上个世纪50年代，能把外国史论文做到这种程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内容来看，文章首先提出研究黑劳士制度的基本方法，即历史的方法，把该制度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变化的事物，“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作为整个斯巴达社会的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来考察”。同时还“必须考察这一制度多方面内容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握它的本质的特点。”随后依循这些思路，逐一展开缜密的分析与概括。论文的基本结论为：古希腊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是一种城邦或公民公社所有的奴隶制度，在城邦形成时期因征服而形成。这是有创新性的结论，表达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个人见解，如认为黑劳士制度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奴隶劳动过早、过快也过多地排斥了自由民的劳动，呈现出一种历史早熟的特征。这种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形成的强制性的分工，代替了由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逐步扩大和加深的分工，结果起了抑制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该文立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全面揭示了黑劳士制度的来龙去脉及表现特征，至今仍是有关这一论题的基本参考文献。 进修班结业后，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古代印度的思想史和经济史问题上，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23]和《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24]，再次显示了坚实的史学考据和概括的工夫，确立了学术声望。 就印度种姓制而言，在这之前，国内只有个别评介性质的文章，完全没有探讨佛教与种姓制关系的研究性论文。国外学术界，特别是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夸大佛教对种姓制的否定作用，认为佛教讲究“慈悲”、“平等”，不承认种姓的界限。该文运用娴熟的历史分析方法、扎实的外文与国学根底，根据汉文大藏经和印度文献，结合西文译本，指出早期佛教确曾以平等说反对种姓制，但目的不是引导人们追求现实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平等，而是把用经验事实论证的“平等”还原为超经验的修行和报应的平等，其消极性是包藏于内的，不易为人认识。在关于印度土地制度的论文中，则从当时存在的关于印度土地所有制的正、反、合三种观点入手，证明古代印度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特定的国有制，印度农民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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