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7:11:32 转引自“国学网”之“经 newdu 参加讨论
| 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所著的《大分流》（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中，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１８世纪中、欧都感受资源匮乏之苦，这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大量金银，而且利用奴隶劳动向宗主国输送木料、棉花、蔗糖，反过来殖民地又大量吸收西欧的制成品。这样的双向运动不仅解决了西欧的原料来源，又省出了本来应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据彭氏计算，英国约省出２３００万英亩土地从而化解了生态危机；而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区（江南）则因内地人口增多的需要，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得到所需的棉花和粮食，反而加重了生态危机。 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 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１７５０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 和彭慕兰一样，王国斌也是先攻读欧洲史，然后转向中国史。他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虽然也着重研究１４００～１８００年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但涉及的方面更广，包括国家形成与制度、社会状况与抗争，对革命的诠释等。他企图说明为什么在１５～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为什么英国没有走中国发展道路。王国斌竭力避免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历史变动的分析和动力概念，而采用严格的、平稳的比较史学方法。他承认解释长时段历史过程的变化和延续性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发展不是依照一个模式进行的：各国不仅在过去已经历了不同发展道路，而且将来也仍然会坚持走不同的道路。他与前人的区别是，前人只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不探讨英国为什么没有走中国发展道路。 此外，作者对中、法两国革命的对比——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革命和从法国的角度看中国革命——这两节写得十分精辟。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向法国学习革命经验，特别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两国社会环境，精英作用，民主思想，农民意识等方面的异同。王国斌在这方面的诠释给我们提供了范例。 彭慕兰、王国斌和贡德·弗兰克都树起反西欧中心论的旗帜，但在方法和深度上各有特色。其中以贡德·弗兰克最为激烈，他以典型的反偶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弗兰克的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世界体系，他认为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１５００年以后才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５０００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１５００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他坚持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世界贸易中心是在亚洲，其中中国起主导中心作用，直至１９～２０世纪才由欧洲把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 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针对大韦·朗德斯的以“欧洲特殊论”为理论基础的世界史体系。朗德斯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一部著作：《国富与国贫：为何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极力鼓吹欧洲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完全蔑视非欧洲人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污蔑他们生活在一堆“专制、贫穷、黑暗的泥滩”上，“无力达到西欧的成就标准”；把中国人形容为“缺乏远见和目标，特别是好奇心”；臣民既对海外贸易无兴趣，君主又禁止通商，因而造成经济落后，人民贫穷。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还很多。 王国斌向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认为欧洲的“主导作用无论在空间或时间方面都被夸大了”。他同意朗德斯的论点是：西方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进行了巨大改造；但他指出这只是最近２００年的事，与欧洲传统文化无关，它的成就是一种不正常的断裂。他既不赞成弗兰克的全球性世界经济体系论，也不赞成朗德斯的欧洲单一模式论。虽然中国和欧洲在１８世纪有许多类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各有各的解决困难的办法，因而走上了各自独特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