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8:11:50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刘北成/郭小凌/蒋 参加讨论
|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前，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个重要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西方学者把欧洲历史当作整个世界史的中心，这种整体观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正”(thesis)；那么，以王桐龄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学者割裂东西方历史、强调东西方历史各自的独立性，从而否定西欧中心论，这种努力毫无疑问使认识进入另一个阶段，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反”(antithesis)；1949年以后，以北师大世界史学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进一步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有个发展过程，在这个整体形成以前的古代中世纪，世界则是多中心的，这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扬弃，达到了否定之否定，可以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合”(synthesis)。总之，从西方到东方，对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认识经过了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在这三个阶段中，北师大的学者们在两个阶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值得师大人骄傲的。 (二)关注动态，追踪前沿，争取国际学术对话资格。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家和在撰写《论黑劳士制度》一文时，除了搜集国内的有关资料，还尽可能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有关的英文和俄文专著和论文，其中包括两本1952年新出版的英文论斯巴达史的专书和新发表的俄文论文，使自己的研究处于该课题的前沿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古希腊史研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在研究古印度史的时候，更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人，首先不能不从现代学者已经取得的成果出发，于是尽一切可能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主要是国外学术动态，因为关于古代印度，外国人的研究居于领先地位。通过英文版《剑桥印度史》(第1卷)和《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前3卷)等著作，对国外学者研究印度古史的成果有了大体的知识，也知道了古印度原始文献有了哪些英译本，有哪些单行译本(如《佛本生经》等)或收在哪些丛书之中(如《东方圣书》、《佛教圣书》等)。此外还引用了大量其他有关的英文和俄文论著，其中许多是当时的最新版本。做到了这一步，也就争取到了与国外学者对话的资格。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更是如此。每一个要研究的学术问题，都是在对该课题的学说史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明确提出来的，这个学说史既包括汉唐宋明和清人研究的成果，也包括传统目录学知识，还包括相关的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可以肯定，哪些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哪些至今尚待研究。我校世界史学科的许多学者都是按照这个路数进行学术研究的。 (三)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1949年以前，陈垣等老一辈学者注重考证之学，在北师大和辅仁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师大和辅仁的世界史研究就以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成就最大。1949年以后，这个传统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重视目录文献学知识。比如，刘家和研究斯巴达黑劳士制度，注意从西方古典的通释本洛埃布(Loeb)古典丛书的英译本查阅并研读史料，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当代文献研究的成果之上。在研究印度史时对目录之学更为重视。例如在阅读汉文佛教《大藏经》和佛典的英译本及西文古印度史资料时，从治中国古史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以为要做一门学问，目录学知识是第一要义。开始时看明代智旭的《阅藏知津》，对佛经的分布略有了解，为了了解佛经复杂的译本原委，又读梁任公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对其中《佛典之翻译》一文第一节之附录《佛教典籍谱录考》尤其重视，然后，按此章的指引，从梁代僧佑的《出三藏集记》到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对千门万户的《大藏经》有了一个粗略的总门径的了解，然后，转而集中注意于小乘诸经，即“阿含部”诸经和诸小乘律。对它们的同本异译和传译源流有了一定了解，并明确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中国佛学文献本身就有其文献之历史，这恰好是印度文献所没有的，所以佛经虽然为译本，但不仅有印度传世原本之所无，而且译本历史基本清楚，亦较优于彼方文献年代之难考。在具体的研究中，凡是引用重要资料，都是经过以汉译文献与英译彼方文献相对校读的。《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课题都是以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这是中国人做出的有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成果，足以与世界第一流学者比肩。在有关中国史研究的方面，同样体现了注重目录学的特点。 二是练好语言文字基本功。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读懂文献，而要读懂文献则必须有相应的语言文字阅读能力，除了中文以外，研究世界历史，还必须懂得相关的外国语言文字。北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学者们在这方面肯下狠工夫。比如，刘家和就自觉地意识到，要研究世界古代史，最好懂得古代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字，通过古代文字直接研读古文献，才能使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他在学习古代中外语言文字上下了大工夫，在现代外国语方面也下了大气力，至今仍能较熟练地使用英、俄、德等外国语文。他的外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学术前沿，在很大意义上得益于宽阔而深厚的外国语文修养。在有关中国史的研究中，他特别重视传统经学特别是清代经学在文献资料和治学方法上的贡献。在小学(文字)上，重视汉语古文字学知识，以《说文解字》为基础，提高阅读和使用金文资料的能力，加强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训练和使用，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深入的考究，甚至针对关键的字词进行深入的探索，挖掘它的历史根源，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45]为例，该文对《尚书·梓材》篇中“人历”“人宥”两个关键词语进行考证，首先对汉代以来的学说史(传统经学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表明在经学史上，“人历”“人宥”二字是自汉代以来即为学者关注而至今仍悬而未决的问题；接着，用文字学等多方面知识，证明“人宥”即“人友”，它是一同劳动的伙伴、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姓同族的亲族、婚姻关系的异姓亲属、臣僚等，说明“人宥”(友)就是古代城邦中的“百姓”；他们是以同族同姓或异姓通婚的纽带构成的城邦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农业劳动者，又是城邦的保卫者，还可以在城邦机构中做官，在政治上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城邦的主体，而不是城邦的依附者。在他们之外并与他们相对待的，原则上便是礼法和权利以外的，那就是“人历”。“历”与“鬲”、“隶”通，“人历”中有奴隶，但不能把他们一律说成奴隶。“人历”(人鬲)是万邦黎献，也就是万邦的黎民；他们没有自己的族或没有被城邦礼法承认的族，他们以“夫”为单位出现，是黎民、庶民或众人；他们不是城邦的主体，而是从属于城邦的人，是“人历”(鬲)或“隶”(隶属于吏)。这两种人在城邦中自然处于对立状态。总之，通过对两个词的考证，进而把握周代主要的社会阶级关系，没有深厚扎实的文字学和文献研究功底，这样深刻的理解是难以实现的。 在语言文字方面，我校世界史领域中的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当艰苦的努力，各自取得了相应的进步。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刘北成，他对英文原著的研读和译介就有通篇理解、重点深入、汉译准确、表达明畅的特点，往往能从晦涩艰深的字里行间读出深意，他的译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反响，就得益于这种对英文原著的整体把握和深入理解。 (四)注重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北师大世界史学科重视理论思维，更重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修养。他们不追求新奇，不驰骛高深，不故做惊世骇俗之论，不贪图哗众取宠之效，而是潜心静气，从文字考究起步，苦读原著，追求理论学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尤其重视在理论对话和讨论的历史过程中把握思想的精髓，重视理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重视阅读和思考的结合，重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因此在史学方法的运用和理论的思考中取得了重大创获，其中，刘家和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现举其大者，有以下数端： 其一，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及其阐释。比较研究是我校世界史学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形成的特色专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得到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认真总结。 比如，刘家和认为，所谓比较研究，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趋向。世界历史的研究之所以要用比较研究方法，这是由世界历史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具体的思考过程，有如下3点： 第一点，世界历史首先是由“多”而“一”的历史。世界历史是由多个具体的地区史(多)到一般的世界史(一)的抽象过程，要使“多”上升到“一”，就需要抽象，抽象即从多个具体的地区史中抽取其同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而求其异同。 第二点，世界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历史是同异的辩证统一体，如果只满足于求同，而忽略了异，那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定律”，而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了解世界历史的同，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同中的异，只有在同的基础上再回到异，即由抽象再回到(上升为)具体，由“一”返“多”，才会有真实的历史。这个“返”就是从抽象返回或上升到具体的思考过程，这就需要比较研究而求其同异。可见，不论是求异同，还是求同异，都需要比较研究。 第三点，明确了历史的比较研究是世界历史的必要条件，并在一定前提下(就世界范围做比较研究)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这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这个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世界历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写定的。[26] 由此而引出另一个重要认识：“要写一部‘世界历史’，所需要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全，而毋宁是在结构上成为有机的整体。既然要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结构来考察，那就不能不在内容上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上有不同的中心；既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那么也就承认了世界历史上的中心的转移。既然承认了世界历史上有中心和中心的转移，那么就不能不辨别中心与非中心的区别，不能不做出选择。而要作辨别与选择，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这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的写作的角度看，比较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26] 其二，文字之学和哲学思考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在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以刘家和为代表的北师大世界史学人自觉地将文字之学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并使之形成张力，然后加以把握和利用，因而取得了富有特色的丰硕成果，已如上述。在此基础上，他们对这个张力有了比较切实而丰富的感受，对如何把握张力，形成了自觉的认识。例如，关于张力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刘家和认为：必须要有形成这种张力的自觉，没有这种自觉，我们就会总是徘徊在某种理解古书和分析历史的较低的水平上；有了这种自觉，我们就可以用睁开了的文字训诂之学的眼睛去促进哲学的学习自觉性，又用睁开了的哲学的眼睛去促进文字训诂之学的学习。这样，张力就不仅是一种使我们感到两头吃力的离心力，而且可以成为一种使我们收其两头相互促进之功的向心力。所以“宏观”和“微观”是两个相反的东西，互相构成张力，张力就像拔河一样，既是要离开的又是相吸引的，内部是相通的，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的。[46] 其三，历史的内在理解和客观分析之间张力的把握及其反思。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校世界史学人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比如，刘家和指出：所谓的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第一层意思是，在阅读历史著作时，要透过著作理解作者的思想和精神；第二层意思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历史的时代精神。如果缺乏这两种理解，那么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和皮相的。现代人能够对于已成过去的历史有内在的理解吗?是能够的。因为历史是现实生活的渊源，和我们的文化生命有着内在的联系，本国的历史文化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必须也能够把它作为一种活体来理解或体验。那么，又为什么必须有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历史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者，当然应该也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认真的分析或解剖。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与客观分析二者之间实际也存在一种张力，它们的方法和任务各不相同，但是又能互相促进。既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又要做好对于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并且使二者互相促进，形成张力。重视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也不能是凭某种直觉而发生的领悟和体验。要达到对于历史的内在理解，首先必须弄清楚有关材料的文字训诂，确切把握文献的涵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逻辑的分析，弄清文献所述的内在理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客观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所谓的内在的理解就没有了可靠的基础，因此需要的是二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得益彰。[46] 其四，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运用及其总结。逻辑分析和论证是学术研究中取得进展的根本思想方法，我校世界史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得益于逻辑分析和论证方法的正确运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还对逻辑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在思想和论证方法上的异同。如刘家和所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对待思想和论证方法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习惯历史的论证：你说一个道理，要拿出证据来，关键是举出事实例子来，所谓无征不信。先秦诸子都是拿证据说话的，即通过故事讲道理。其中当然有逻辑，但主要是拿故事做论证，以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孔子语)[47](P3297)。换一个说法，中国传统认为，真理不能从静态中把握，只能从动态中把握，所以最好的论证就是历史的论证。但希腊人留下的传统不是这样的，希腊哲学家认为历史的证据是不能证明永恒的真理的，因为它昨天是这样的，今天可以不是这样的，所以必须做逻辑的论证。毫无疑问，这是两种思路，这两种思路各有所长。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必须学习西方学术传统里的逻辑的自觉性。只有学人之所长，才能补己之所短，从而才有可能把经过取长补短的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46] 以上是我校世界史学人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做出贡献的几个主方面。 此外，我校世界史学科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还形成了谦虚谨慎的学术风气。学者们都能以宽容求实、平等讨论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以谦虚谨慎、热诚友好的态度对待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之能够取得以上成绩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我校世界史学人愿意发扬优良传统，发展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为继续写出中国人的世界历史，写出包括中国史在内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历史，做出新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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