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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首席将军考辨(下)(20030711)

按照雅典法律,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属于议事会主席团(11)(注: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XLⅢ,3.)。但在这里,修昔底德却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人召集公民 大会。布劳尔多认为,伯里克利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行使着特殊的权力,这个特殊 的权力就来自他在10将军委员会中的特殊地位。虽然在当年的有关叙述中,修昔底德并 没有明确称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与首席将军没有本质差别①( 注:Edmund L.Bloedow,Pericles’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pp.12—2 7.)。然而,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看法。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对伯 里克利战略表示不满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以及阿卡奈的居民。这些人显然不占雅典公民 的大多数。其次,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属于议事会。议事会或许认为,拒 绝在陆地上与伯罗奔尼撒军队决战,是雅典既定的战争策略,如今伯罗奔尼撒军队刚刚 到达阿提卡,已经决定的战略还没有得到检验,没有必要立刻修改战争策略。另外,议 事会的成员,按照雅典法律规定,由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他们显然经历过战争,对伯 罗奔尼撒陆军的力量是领教过的,不会拿雅典人的生命去冒险。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 拒绝年轻人的冒险主张,拒绝召开公民大会。所以,当时拒绝召开公民大会的,应当是 议事会而不是伯里克利。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伯里克利及其同僚做了议事会主席团的工 作,促使他们支持伯里克利的战略。所以,修昔底德在这里说的伯里克利拒绝召集公民 大会,应当理解成议事会拒绝召集公民大会。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修昔底德在这里使 用的不是雅典公民大会的ekklesia,而是syllogon。根据汉森等人的研究,Syllogan类 型的会议,虽然也是公民大会的一种类型,但它是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它的召开与否 ,是在将军的权限之内②(注:M.H.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 Ⅱ,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83—1989,Copenhagen,1989,pp.210—211;cf.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因此,就是伯里克 利真的拒绝召集这种性质的公民大会,与他是否担任首席将军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最 后,伯里克利当年在将军委员会中的同僚,如哈格农、色诺芬、苏格拉底、普罗特阿斯 、卡基诺斯等,都是他多年来的同事和朋友③(注: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 r.Ithaka & London,1974,p.55.)。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深知伯里克利不会拿 雅典士兵的生命冒险④(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ⅩⅩⅧ,4.),无疑会支 持伯里克利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他们不会要求议事会举行 公民大会修正雅典的战略。因此,当时雅典实际上没有召开公民大会的条件。如多尔曾 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伯里克利能够拒绝召集公民大会,那不是因为他是当年的首席将 军或者独裁将军,而是他多年来树立起来的政治上的威信,乃是非宪法的因素所致⑤( 注:K.J.Dover,△EKATOΣ ATTOΣ,p.75.)。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其所以会造成这 样的情况,是因为伯里克利的地位……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 他们发出怨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⑥(注:Thucydides,Ⅱ,65,8—9.)更 何况当时他的同僚都支持他,议事会也站在他这一边,而表示不满的不过是一些年轻人 以及公民中的少数人。
    关于公元前430年雅典人把所有国家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伯里 克利是首席将军的证据。那是雅典人在绝望或者危急状态下的特殊授权,并非常例,更 不能因此证明他就是首席将军,而且是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当时雅典人正遭 受瘟疫的袭击,人丁死亡枕籍。伯罗奔尼撒的大军不断蹂躏阿提卡,使雅典经济受到沉 重打击。在战争中,雅典人正面临严重考验。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人民大众的财产 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富有的阶级丧失了他们美好的地产和乡 村中富丽堂皇、设备优良的房屋;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 ”⑦(注:Thucydides,Ⅱ,65,2.)在当时的情况下,伯里克利似乎是惟一能够领导雅 典走向胜利的人。所以,戈麦指出,“这些‘全部权力’是在特殊情况下授予的特殊权 力。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说的雅典人‘把一切都委托给他’,不过是在下述意义上,即像 从前一样,总是遵循他的建议。像克列昂一样,他不过是个‘最爱信赖的人’。而克列 昂和他的继承者也都曾经‘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①(注:A.W.Gomme,A Historica 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Oxford,1956,p.183.)哈默尔则认为,这里的 意思,也许不是雅典人授予伯里克利特殊权力,而是说雅典人接受伯里克利为他们主要 的政治领袖②(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 ssical Period,p.93.)。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更接近戈麦的意见。 在卷Ⅵ中,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时雅典人因为讨厌阿克比阿德斯的指挥,因此打算“ 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其他人”。这里的其他人用的是复数(allois),显然不会是一个人 。如果这些人都是首席将军,不免荒谬。在关于西西里远征的辩论结束后,“雅典人… …马上就表决:关于军队的数目以及远征的所有事务,将军们拥有全权,可以根据对雅 典最有利的原则办理。”③(注:Thucydides,Ⅵ,8,2;Ⅵ,26,1.)这里所谓的全权,不 过是远征的准备工作而已,而且是在选举工作完成后,授予尼西阿斯、拉马库斯和阿克 比阿德斯3个人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大可能是首席将军,更不用说3个人同时成 为首席将军了。舰队到达西西里以后,所有的行动,几乎也都是3个人商量决定的。只 是在阿克比阿德斯逃亡、拉马库斯又战死的情况下,尼西阿斯才取得统帅权④(注:Thu cydides,Ⅵ,8-Ⅶ,8;Charles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 he Classical Period,pp.95—97.)。所以,所谓把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说法 ,并不能证明伯里克利在将军中占有特殊地位,享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力。
    最后,是关于将军选举制度的变化问题。《雅典政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元前5 01年将军制度初创时,每部落有一人担任将军⑤(注:选举最初是在部落里进行,还是 由部落提出候选人,然后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在学术界颇多争议。从克里斯提尼改革 的目的是加强国家统一与认同感的基本立场出发,选举似应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但并无 任何证据。参见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pp. 275—285。)。马拉松战役时,似乎仍是每个部落一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西门时 代,雅典仍保持着每个部落一名将军的制度⑥(注:Plutarch’s Lives,Cimon,Ⅷ,7.) 。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少在伯里克利镇压萨摩斯暴动时,这一制度已经有所变化 。据安德罗提昂记载,当年伯里克利所在的阿卡曼提斯部落有两名将军(一为伯里克利 ,一为格劳孔)⑦(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这个事实意味着,在雅典的10个部落中,至少有一个部落 没有将军。此后,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人们常把这一变化与《雅典政制》LXI的记载 联系起来考虑。《雅典政制》说,“所有军事官吏,皆以举手选举——10将军以前每部 落一人(kata phylas),但现在由全体公民中一起选出(ex hapanton),并且以投票决定 他们的职责。”一些学者,典型的是贝洛赫,根据一个部落中出现两名将军的资料推测 ,两人中有一个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威⑧(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 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首席将军。不过 ,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伯里克利担任将军期间,潘狄奥尼斯部落曾经两次有 两人被选举为将军⑨(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p.283—284.)。如果我们接受贝洛赫的意见,那就意味着在伯里克利之外,潘 狄奥尼斯部落的两人中也有一人为首席将军。从情理推测,这显然不大可能。所以,一 个部落中同时出现两名将军,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人就是首席将军,它不过是雅典将军选 举制度变化的结果。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将军的选举,只能表明某一个人在公 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威信,并不表示当选的人被雅典人民授予更大的权力,或者享有高 于同僚的宪法地位①(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283.)。
    余论
    以上所论,应当足以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无首席将军之职,伯里克利也没有可 能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个别将军所拥有的超过同僚的威信,或者在实际政治中发 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不过是因为此人长期活跃在雅典政坛,凭借个人能力,逐步树立起 自己的威信。如普鲁塔克所说,伯里克利能够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是因为“在40年当 中,伯里克利一直是厄菲阿尔特、勒奥克拉特斯、米罗尼德斯、西门、托尔米德斯以及 修昔底德诸人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这些年间,他从来没有贪污行为”。“他的成 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更在于他从不接受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 。”因此,他虽然被当时人称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但“性格温和,当政时生活朴素, 一尘不染”②(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Ⅴ,4—5;ⅩⅥ,2;ⅩⅩⅨ,2.) 。修昔底德在谈到伯里克利的成功时,强调的也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国家的公共 需要而论,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他的贤明和他有 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 总结伯里克利的成就和对雅典民主进行总体评价时,并没有提到伯里克利担任的任何职 务,而仅仅用了“第一公民”这个词③(注:Thucydides,Ⅱ,65,8—10.)。可见,在 修昔底德心目中,伯里克利担任的职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能力 与影响。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雅典确实没有专门的首席将军一职,否则严谨如修昔底 德,怎会不说首席将军,而强调他是第一公民?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 的亚里士多德,不管是在他一般讨论城邦政治制度的《政治学》中,还是在专门叙述雅 典政治制度发展史的《雅典政制》中,也从来没有谈到首席将军问题。如果雅典真的有 首席将军,而且在政治中发挥过那么大的作用,一向关注制度作用的亚里士多德似不应 该忘记。
    讨论至此,似乎有必要就雅典民主的基本特点对国家管理的影响稍做说明。众所周知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但如何管理,在实际的政治 生活中如何运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然的。而在雅典民主研究中,确实有不少学者相 当注重雅典民主的各项制度,强调其制度化的因素。但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这一个方面, 都不能否认,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国家所有重大的事务,都必须 经过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并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监督下执行。所以,一个人是否能 够在政治上保持影响,并不在于他所担任的职务,而在于他能否经常说服公民大会接受 他的建议,把他的建议变成法律。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下,政治家可以期待本 党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议会休会或者讨论的时机,发动社会舆论。可是,在当时的雅 典,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个想从事政治的人可以依靠的,除了他的亲属,就是他 的朋友,或者他的邻居、熟人之类④(注: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 -Century Athens.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1992,pp.5—34.)。即使如此,他并不 能保证所有这些人都支持他,他们的态度显然会随着他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而有所变化 。同时,如芬利指出的,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并不都是一样的,其成分会随着时间 、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决定,不能被推 迟到第二天。有些时候,即使会议出席者的成分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两次公民大会之间 ,甚至一夜之间,出席者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①(注:对暴动的米提列奈的处理 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天,公民大会接受了克列昂的建议,打算将米提列奈的成年 男子尽数处死。但在第二天,经过激烈的辩论,公民大会接受了狄奥多托斯的建议,决 定取消前一天的决定,只处死为首的分子。见Thucydides,Ⅲ,42—48。),从而使所 有的雅典政治家始终处在紧张之中,他们需要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使自己的建议被 雅典人民接受。所以,在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 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 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 。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 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②(注: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In M .I.Finley (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1972,pp.16—17;黄洋:《雅 典民主新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64—65页。)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是 否担任首席将军,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民主政治存在时期 ,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直担任某种职务、尤其是重要职务的人。克里 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时,并不是当年的执政官③(注:当年的执政官是伊萨哥拉斯, 参见Herodotus,Ⅴ,66,69;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Ⅺ,1—6。)。地 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到70年代雅典政治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在很长时 间里,似乎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④(注:萨拉米斯战役后,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就没有再 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了,可能只是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但在雅典政治中,他仍是很有影 响的人物,否则雅典人也不会用陶片放逐法将他放逐出国了。参见Thucydides,Ⅰ,90 —92;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ⅩⅨ,1—ⅩⅩⅡ,3。)。西门在政治上的影 响,一是他成功地领导了对波斯的战争,一是他的豪爽和慷慨⑤(注:Plutarch’s Liv es,Cimon,Ⅹ,1—ⅩⅣ,4.)。那个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厄菲阿尔特,可能只是 雅典的普通公民⑥(注:至少《雅典政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见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Ⅴ,2—4。普鲁塔克同样没有提到他担任随职务,参见P lutarch's Lives,Cimon,ⅩⅤ,1—3。)。至于伯里克利,这个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 典政治上、军事上最具影响的人物,只是在公元前443年以后连续当选为将军。在此之 前,虽然他已经在政治上颇具影响,但很可能也是一介平民,或者只是偶然担任公职。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很具影响的克列昂,很长时间里也许只是平民,直到公元前425年 才偶然当选为将军⑦(注:Thucydides,Ⅳ,27—29,1.)。类似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下 去。它们说明,在雅典,一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和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 系。而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又都处在公民大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只要 公民大会决定了的事,谁也无力推翻,或者拒绝执行⑧(注:将军有时被派去执行他本 人并不喜欢的任务,或者某一行动的倡导者却没有被派去执行这一任务,可以说是公民 大会掌握雅典权力的集中表现。例如,尼西阿斯虽然反对远征西西里,但仍被选举为将 军,指挥有关西西里的战事。有关的讨论请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 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14—23,115—140;R.K.Sinclair,Dem 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1988,pp.77—105。)。如果公民大 会认为某人的建议、行动妨碍了国家的利益,人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免职,或者给予 严厉的惩罚,伯里克利本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⑨(注:Thucydides,Ⅱ,65;P lutarch's Lives,Perices,ⅩⅩⅩⅤ,3—4.)。明乎此,我们大可不必因雅典人保留了 将军的选举方式而批评雅典政治不够民主,也不用借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将军而夸大 这一职务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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