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希罗多德（下）（2003110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10 西学研究 郭小凌 参加讨论
 二 科学哲学家库恩曾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谈到科学进步的过程时列出了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的三段式，这里可以借用来解释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说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批判的片面性。在库恩看来，前科学阶段是没有一定标准的理论，即无范式，只有一些准范式。经过学术团体的争论，产生了范式，于是进入常规科学时期。 据此类推，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由于修昔底德和西塞罗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们的误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但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蚀之类）的编年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像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文ιστορια的原生义就是通过问询获得的知识和资料。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15] 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导，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是小亚希腊殖民城邦的宗主国，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16] 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17] 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希罗多德尽管是早期史学家，却已对传说史料的这一特点具有清醒认识，并制定了相当客观的处理原则。他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传说材料：“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些埃及人的故事，如果他是轻信的人的话。至于我本人，在这部书中保持那个总的原则，就是把各国的传说按照我听到的样子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我的职责是记录人们讲的一切，但我绝无义务相信它们，这适用于整个这部书。”[18] 希罗多德在这里告诉读者自己只是一个客观的录入人，他自己始终怀疑他录下的人事，同时也告诫读者不要轻信。这是极其可贵的史学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客观写作原则。[19] 由于秉持这样的精神和原则，他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还对同一件事列举了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这种反映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显然不像普鲁塔克所说的在于误导和欺骗读者，告诉读者这就是什么，从而夺走读者的判断权利，而是在于说明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批评希罗多德笔下的传说失实，那就是批评者的过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上述说明，将传说本身的局限当作希罗多德的有意编造。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采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带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 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希罗多德本人的孩童时期以及他的大半生都处于那场规模最大的第三次战争的漩涡当中。他的母邦哈利卡纳苏是参战邦，所以他实际上也是希波战争的目击者。当他撰写《历史》的时候，大批参战者还健在，包括一些参与公元前490年战争的“老革命”。书中关于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米卡列等会战的描述，无疑系由雅典、斯巴达等邦参战者提供的素材，其故事情节也是得到参战老兵认可的版本。在《历史》面市之后的整个古典时代，我们没有听到雅典人或斯巴达人对记载失实的任何抱怨。而且迄今为止，《历史》仍然是后代人获悉这场战争原因、经过和结局的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仅就这一点而言，希罗多德就不应该受到虚构的谴责。 除此之外，《历史》书中还有许多希罗多德个人的见闻，类似现代的游记。如他在埃及、西亚、希腊各地旅行期间所目睹的民俗民情，当地人的婚丧嫁娶、宗教礼仪、节日庆典、名胜古迹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它们是《历史》中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且希罗多德还是目前所知第一个在历史写作中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档案的人。他书中记载的石刻碑铭、神喻记录多数属于一手史料，显然系他亲眼所见。比如他提到雅典人战胜普鲁塔克的同乡彼奥提亚人和宿敌哈尔基斯人之后，拿出两地俘虏的部分赎金铸造了一辆青铜驷车。希罗多德精确指出了这辆驷车陈放的位置和上面刻写的诗句：“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20] 诸如此类有鼻子有眼的实地描述要虚构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的读者或听众熟识这些东西。近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希罗多德关于雅典同哈尔基斯冲突的碑铭以及温泉关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铭文惊人的准确。至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很不以为然的《历史》中的神喻记录，大多数与戴尔斐神庙有关。相信神灵的希罗多德在众多熟悉有关神喻的希腊人尚在世的情况下，比如关于阿波罗给雅典人如何应对薛西斯入侵的神喻，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指示，若希罗多德对此编造，那他的著作是通不过雅典读者的。我们没有听到希罗多德的同代人及晚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如修昔底德、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索克拉特、德摩斯提尼等人，对希罗多德在这方面的描述提出过什么质疑。所以简单地批评希罗多德虚构历史不仅没有考虑史学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还有以偏概全之虞。 从鉴古知今的实用角度出发，古代人对希罗多德的误读对今天的史学批评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史学批判既然是学术批评，就应该遵循学术活动的一般规则，摆事实，讲道理，有话好好说，避免情绪化的刺激话语。不能像普鲁塔克那样，大笔在握，俨然像是掌握被评者生杀权利的判官或警察，要么将被评者打下地狱，要么将被评者捧上天堂。也不应像修昔底德和西塞罗那样，不加具体分析，一笔抹杀被评者作品的价值，造成史学史上的冤假错案。即使是对于那些货真价实的学盗文贼，也应以理服人，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问题说一分话，有九分问题不说十分话。总之，学术批评家不应充当杀手，而应成为实事求是学风的护卫者，健康文德和文风的体现者。这样才会加强批评的力量，产生积极的效果，促进学科的发展。 2001年10月22日完稿 载北大《西学研究》第一期 -------------------------------------------------------------------------------- [1] 从修昔底德算起，到1852年法国学者阿贝·热诺兹（Abbe Geinoz）发表为希罗多德辩护的论文为止，参见普鲁塔克《道德集》（Moralia），罗埃伯古典丛书，第11卷，第3页，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2] Thuc. I, 21,1-2; 22, 2-4。 [3] Thuc. I, 22, 4。 [4] Thuc. I, 1, 1。 [5] Cicero, De Legibus, I, 1,5。 [6] Cicero, De Divinatione, II, 116。 [7] Plu. Moralia XI, 854。 [8] Plu. Molaria XI, 855。 [9] Plu. Molaria XI, 856 [10] Her. I, 1-5。 [11] Plu. Molaria XI, 857A-858A [12] 参见普鲁塔克《道德集》第11卷前言，罗埃伯丛书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3页以次（Plu. Molaria X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3] Plu. Molaria XI, 854 [14] Arrian, Anabasis Alexandri, I, 9。 [15] 《简明希英辞典》（A Lexicon abridged from Liddell and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伦敦，1920，第335页。 [16] Her. I, 39以次。 [17] 如埃及法老胡夫修建金字塔竟需女儿卖淫来筹措资金，某地的鸽子会说话，某民族每年要变成一次狼等。 [18] Her. II, 123; VII, 152。 [19] 最早体现怀疑批判精神的是真正的史学之父赫卡泰乌斯，见《牛津古典辞书》（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纽约，1976年，第490页。 [20] Her. V, 7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