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2003061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14 史学理论研究 陈恒 参加讨论
| 所谓希腊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种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 一、人们忽略希腊化时代研究之原因及研究开端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这方面突出的代表就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其长达12卷的《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始于传说时期，终于公元前301年；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端，严格地区分了希腊神话与希腊历史。格罗特在政治信仰上是激进党人，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对王权死硬派。他在该书序言中写到：“亚历山大之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变得狭窄而且堕落了——再也吸引不了读者，或者说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个来说，从公元前300年起，到罗马并吞希腊这段期间，其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其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前几个世纪的历史罢了。”(注：转引自M.M.Austin,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Ⅶ.)在这部书的结尾，他又写到：“从亚历山大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公元前4世纪在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身上展示出来的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注：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5页。)这位崇拜雅典民主的战士不愿再往下写了，古希腊的历史便到此为止了。他把亚历山大大帝看作一个不懂得希腊的蛮族，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样。格罗特故而在这里突然中断了他的叙述。 格罗特是一个“雅典中心主义者”，他的一切都是以雅典为转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黄金时代的雅典结束了。曾经属于希腊的光辉，从此暗淡了，黑暗笼罩着希腊。时隔不久，马其顿的腓力当权，是他揭橥了以后希腊世界的走向。在格罗特心目中，马其顿人除了有一层希腊文化的皮毛之外，基本上还是野蛮人，他们和雅典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紧接着的亚历山大时代(注：亚历山大时代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指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2-前30年)，汤因比采用这种说法；狭义的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统治的年代(公元前336-前323年)。本文采用后一种用法。)在古希腊史上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分水岭。格罗特认为，后亚历山大时期是古希腊文明衰落的时期，根本不值得去研究。格罗特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古希腊史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古希腊文明并没有衰落(如果说希腊文明衰落了，那也只是她在希腊世界失去了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她只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而在空间上大大拓宽了，其结果造成了分享希腊文明的社会集团大大扩展了，文化中心增多了，已经到了“绿叶成荫子满枝”的时代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都热心于奖掖希腊文明，在整个亚历山大帝国中到处都分布着希腊式的剧院、希腊式的庙宇、希腊的文学与艺术、希腊的商业以及希腊式的城市。这些新的希腊城市逐渐取代了雅典的文化中心地位(这时的雅典只是一个哲学、戏剧意义上的文化中心)，而成为新的希腊艺术、文学和科学的中心。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卓越的四个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注：海斯：《世界史》(上)，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82页。)从广义上来讲这并不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只是古希腊文明向外辐射，相对消耗了自身的元气，从而迈向完成古希腊文明使命的第一步罢了。只不过这些被希腊文明辐射的地区，在那些以雅典为中心的人看来是“蛮族”地区而已。尽管这些地区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但“雅典中心主义者”还是对此有视无睹。自然这一地区也就成为格罗特视而不见的地方。 其次，晚期希腊作家大都认为，晚期希腊文化成就未能达到公元前5-前4世纪的高度，而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代是伯利克里时代。受希腊人恩泽过多的罗马人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随着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各地的传播，欧洲人自然也采纳了这种观点。(注：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New York 1959,p.2.)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同雅典和爱奥尼亚的创造性时期的作品媲美的富于个人天才的作品”。(注：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4页。)由此可见，人们大都不能公允地对这一时期作出评价。虽然希腊化时代有名可查的学者达1100多人，(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 1930,p.238.)但那丰富多彩的作品仅有少部分保存下来，这就和从伯利克里时代所传下来数量众多的文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雅克比(F.Jacoby)的宏伟选集《希腊历史学家断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出版于1923-1958年间，该书包括800多位已“丢失”的在希腊化时代进行写作的希腊历史学家的片段。希腊化时代历史材料主要靠波里比阿的著作保存下来，而波里比阿的《历史》只有前5卷完整地留承于世，其余部分只是零星片段，并且他著作目的总是为他的同辈希腊人解释罗马兴起的原因。(注：F.W.Walbank,Polybius,Berkeley 1972.)至于其他的历史材料我们只能依靠查士丁(Justin)对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作品的摘要，约瑟夫斯著作中有限且有时带有偏见的报道以及其他的残存片段。如仅凭这些有限的证据过分地指责一个时代未免过于苛求了。无论如何，现代人的趣味是在贬低晚期希腊的气氛中形成的。 多数史家写古希腊史喜欢以亚历山大大帝作为结尾，也有其客观原因。亚历山大大帝所开创的广阔而复杂的希腊化世界使人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一广袤地域不仅有三大君主国——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而且还有100多个在很大程度上相对独立的城市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自身利益不断互相结盟来反对敌手，则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况且各地区、各民族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诸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在历史上又都有各自独立行动的传统，更使这一历史时期扑朔迷离，让人很难作出综合研究。(注：关于这一地区的复杂性，请参阅W.Durant,The Life of Greece,New York 1939,p.537.) 错综复杂的联姻、结盟、竞争甚至战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犹如近代早期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一样。然而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使得人们不能忽略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对罗马有持续而久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通过罗马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世界；基督教就是以这个时代为背景兴起的；在本质上这个时代也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者所效仿的榜样。不幸的是人们一直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最早改变了这一传统，开创了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激情时代”。他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人物、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学习期间深受黑格尔和伯克的影响。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语言学教授，这期间他的思想和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1839-1843年在此学习)。1848年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并任立宪委员会秘书。184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当德国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随即退出政界。1850年与桑威尔(C.Samwer)合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关系史》，晚年编写《普鲁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注：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他所宣传的观念是：德国的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实际政治目的。亚历山大成了他的代言人——坚决主张用“铁血”政策从上而下实现国家的统一。(注：Great Soviet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这位历史学家在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是他最先揭示出亚历山大大帝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他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于1833年在汉堡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亚历山大的破坏方面，而是他的创造方面；他极高地估计了亚历山大个人的作用，倾全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说成是一个更丰富的历史生活的开端。在写了《亚历山大大帝传》之后，德罗伊森进而研究了他的继承者的命运，于1836年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赋予“hellenism”一词以新意，认为是“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但他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 他试图证明，只有在军国主义的马其顿王国的领导下才能把希腊各分散的城邦统一起来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他固然未曾直指德国的局势，但如果同当时德国的民族情况作对比，就会使人一目了然其用意所在。(注：《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61-662页。)他原想要概括这一整个时代，既写它的战争和统治者，又写它的文化和宗教，但他以政治史作为开端后，并未更向前跨进一步。此时他写信给朋友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我冒昧称作‘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注：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49页。)1843年于汉堡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后来，德罗伊森在进行其他研究的余暇还对这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的修订，因而迄今还有它的地位。(注：德罗伊森的这本德文著作没有翻译成英文。A.Momigliano对德罗伊森在其著作中论述的独特的文化情景以及他所遇到的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见J.G.Droysen between Greeks and Jews，刊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07-324.)这三本书在1877-1878年间于哥达出第2版时合并为一部，取名为《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注：汤普森认为：“hellenism一词在《希腊化史》一书中首先使用是不确切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该词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中首先使用。”见《历史著作史》，第294页。)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时代的时间范围应该从公元前280年希腊化世界三足鼎立开始，到奥古斯都大帝为止，不过他只写到公元前222年就停止了。(注：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希腊化时代之所以能在那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引起人们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新帝国的向外扩张，而这一扩张的重点与范围几乎和亚历山大东侵路径大致一致。这就促使学者们特别注意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无形中就把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当作新帝国扩张的先锋。结果几乎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这期间那些极具天赋的欧美历史学家在不断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罗伊森所开创的希腊化文明研究不断更新。 19世纪的学术背景也为希腊化时代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从古物学中产生的考古学和从古典学术中产生的语言学两大现代学科则是支撑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欧洲、亚洲的希腊化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了——仍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时期诸王朝及其近邻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质背景。钱币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钱币上的皇室人物图像真实到我们可以诊断出该人的甲状腺问题。(注：N.Davis,C.M.Kraay,The Hellenistic Kingdoms: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Longdon 1973.)碑文和纸草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书面材料。(注：E.G.Turner,Greek Papyri:An Introduction,2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古典文献最重要的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详细的有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会的详尽看法，这些无可匹敌的文献彻底改变了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对这一王朝的认识。这些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欧洲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看法，并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真正奠立了希腊化时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接着便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研究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期间出现了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J.B.Bury)(注：伯瑞编辑过一本重要的论文集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1923.)、比万(E.R.Bevan)、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 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英雄时代”结束于20世纪40年代。自那以后的近20年间，希腊化时代研究奠基者的观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这些观点成为各种教科书、百科全书的标准观点一直延续到当今。在刚刚过去的40年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历史学家在前辈所建基础之上建立了一种反映因时代变化而变化了的观点，这些新历史学家在重新检查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为德罗伊森所提出的解释希腊化历史和文明的基础。从而开始了希腊化时代学术研究的“修正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M.M.Austin)、沃尔班克(F.W.Walbank)、巴迪安(E.Badian)、格吕(P.Green)、伯斯坦因(S.M.Burstein)、朗(A.A.Long)、格林(E.S.Gruen)等。 代替以前学者对希腊化诸王朝殖民特性的描述，新一代学者一直强调要改变以往学者对希腊人、马其顿人的非希腊人邻居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最近有关希腊化时代埃及、巴比伦文献和档案的新版本和新译本的出版，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修正了对希腊化王朝臣属民族文化的忽略，而这一忽略是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学术圈内的重要特征。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希腊化时代历史正在出现，这些新的著作把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和价值归咎于希腊-马其顿人和那些近东非希腊民族的共同创造上。(注：第一部以这种观点撰写大部头希腊化时代历史著作的是P.Green的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下面就有关希腊化时代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来描述希腊化时代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演进。 二、有关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论。如材料问题、王朝问题、婚姻问题等。造成这种争执局面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其心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难于理解那些伟大人物的独特性，伟大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动源泉；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后来许多人的作品如阿里安、鲁夫斯(Curtius Rufus)以及其他作家，他们自身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他们所引用的早期作家的材料也会引起人们的争论。以铭刻形式保存下来的法令和信件所提供的消息并不是十分明了的。(注：A.J.Heisserer已进行了这方面资料收集，见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Greeks,Norman 1980.)下文就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单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