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及其影响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47 静斋 newdu 参加讨论
但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仔细分析，恐怕我们应该对这个评价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些政治思想被现代人认作古希腊精神的精髓，当时人对之倒有很多批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并没有起我们想象中的积极作用；相反的，现代人认为是古希腊精神中的"糟粕"，是阻碍历史进步的一些政治思想和制度，在当时人看来并不觉得有多么落后，对当时的希腊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毫无建树，甚至可以说其作用堪为楷模。 有一点要声明一下：说到古希腊的政治制度，这里主要谈的是城邦制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城邦的地域非常广泛，最早诞生城邦的地域也不是爱琴海地区，而是两河流域[2]。但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由于传世的文献资料较多，又加上是现代西方思想的源头，而且自身也有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非常罕见的特色，所以被研究得最为透彻。所以我们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认真地审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发展过程。 另外，为排版方便，文中的希腊文是按拉丁字母拼写的。 一．"荷马时期"
虽然《荷马史诗》写的是特洛伊之战，但一般认为它反映出的生活背景并不属于3个世纪前那场战争发生的时代，而是作者（不管他是不是荷马）生活的时代。虽然史诗的大部分篇幅都留给了战争，但是有几个段落还是让我们得以一瞥当时希腊人的政治生活。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荷马时期"的希腊仍然处于氏族公社的晚期时代。氏族公社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都参加的公民大会。遇到重要的事情（最多的情况是战争问题），王（也就是公社的酋长）往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比如在《伊利昂记》中有一段描写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召开会议时的场景："......兵勇们（也有译文作"民众们"）集队进入自己的位置/大地悲鸣轰响，和伴着笼罩全场的杂喧。九位使者/高声呼喊，忙着维持秩序，要人们停止/喧闹，静听宙斯钟爱的王者训告。经过/一番折腾，他们迫使兵勇们屈腿下坐/停止了喧嚣。强有力的阿伽门农站立起来/手握权杖......"[4]。这种大会可以说是当时普通希腊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参加大会的人虽然多，却不是人人都能发言，否则在象上面这么乱的场面下是讨论不出什么的。年龄大和资历深的人（一般是氏族中大家族的长老）才有发言权。比如在《奥德修记》中写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代他父王开会时场景："他在父亲的位子就座，长老们退步让他走过/壮士埃古普提俄斯首先发话，一位/躬背的长者，见过的事情多得难以数说"[5]。普通大众只能通过齐声叫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时屡有战功的勇士也有权发言（特别是讨论军事问题时）。比如在《伊利昂记》卷一中阿伽门农王开会时，联军中最善战的英雄阿基琉斯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Basileus）在这里并不如我们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氏族公社的阶段，"王"在召开公民大会时主要是听取意见，而发言者即使说了让"王"不高兴的话，"王"也不能就此处罚他。就比如《伊利昂记》卷一的那次会议，阿基琉斯就当众顶撞了阿伽门农王。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军事民主制"问题。国内讲原始社会的人对于一本书是不敢轻易反对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恩格斯的这本书实际上是对美国学者L．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评论。"军事民主制"就是由摩尔根提出而被恩格斯赞赏的一个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出于经常性的掠夺的需要，"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氏族生活的正常职能"[6]，使得氏族公社的权力机构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氏族公社的领导者平时是"王"，战时就是统帅。在"军事民主制"的早期阶段，除了在战场上担负领导责任外，"王"在平时并无太多特殊的权力，也不能独断专行，甚至职位也不能世袭（新王是由公民大会选出来的，一般是战功最多的人）。20世纪以来，很多西方人类学家对"军事民主制"做了大量的研究，确实发现不少古代社会以及一些现代土著部落中都存在这种制度，但也有不少例外[7]。不过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古希腊"荷马时代"里，"军事民主制"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军事民主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王－军事首领、家族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三方手中[8]。这三者对我们后面讨论古希腊城邦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提及"军事民主制"的原因。 而社会总是在前进的，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军事民主制"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换句话说，"王"越来越象我们熟悉的样子了。还是在《伊利昂记》卷一的那次会议上，祭司卡尔卡斯说出了让阿伽门农王难堪的话，阿伽门农王就当众辱骂了他。而史诗作者也没有漏过阿伽门农王生活的华。贫富差距已经抬头，这标志着社会集权已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荷马史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军事民主制"正在瓦解中的真实画面。而取代"军事民主制"的，就是后世争论颇多的"僭主制"。 二． 古风时期 "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原来是指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希腊雕塑艺术的特殊风格[9]。这里拿来借指"荷马时期"和古典时期之间的时代。 这段时期由于希腊各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人物－－"僭主"又被人称为"僭主时期"[10]。需要说明的是："僭主"其实是学术界为了翻译希腊文Tyrannos（英文Tyrant－"暴君"的词源）生造出来的一个词。对这个名称的研究是古希腊历史中甚为关键而复杂的一点。前面我们知道，希腊各地区在"荷马时代"的主要政治形式还是"军事民主制"。而古风时期的小亚细亚已逐渐出现一些君主制国家。受它们的影响，当时希腊最富庶的爱琴海东岸伊奥尼亚一带也有一些强力人物开始打破传统，建立起父死子继的个人（家族）统治。Tyrannos一词可能就是借自小亚细亚的语言，原意是指未经选举，自立为城邦领导者的人，译成"僭主"就体现了这层意思。这个词在西方传统中一直是个贬义词，是和"独裁者"、"暴君"联系在一起的。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在古风时期的希腊人眼中Tyrannos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意。好的僭主还能得到民众忠诚地拥戴。 世人都知道古希腊的"七贤"。但"七贤"是哪七人呢？希腊人自己也有很多争论。就拿流传得最广的名单[11]来说，他们是：米利都人泰勒斯、雅典人梭伦、普林尼人比亚斯、米提林人皮塔库斯、斯巴达人基隆、林都斯人克里奥布卢斯、科林斯人佩里安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七人中间就有皮塔库斯、佩里安德两位僭主。有很多他们的事迹被后世人景仰。比如皮塔库斯曾劝说过吕底亚王克诺索斯不要进攻伊奥尼亚人[12]。他宽恕了自己的政敌－－著名诗人阿尔凯奥斯，还留下了一句名言"宽恕比报复更好"。尽管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但皮塔库斯任了10年僭主之后就弃官归隐了，也没有传位于子[13]。
这两人以及比他们稍晚的雅典人庇西特拉图、米利都人塞拉绪布罗、萨摩斯人波吕克拉底都是当时有名的贤明僭主。他们发展民生、修缮神庙、鼓励文化（比如塞拉绪布罗就是第一个哲学家－－也是"七贤"之一的泰勒斯的保护人[15]。再比如著名的爱情诗人开俄斯人阿那克瑞翁就生活在波吕克拉底的宫廷中。另一个开俄斯人－－希波战争时公认的写墓志铭的圣手西摩尼德斯也在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库斯的宫廷中生活过[16]）。 应该说，在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个人统治往往比原始的民主制更有效率，特别是当僭主有能力又懂得自制的时候。很多原来在"军事民主制"下议而不决的事，现在就能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这也是几位早期僭主比较得民心的原因。对雅典民主制度大加赞赏的希罗多德对身为僭主的波吕克拉底之死是非常遗憾的[17]。 但是希腊社会的发展很快超过了僭主制能承受的阶段，后期僭主也鲜有能克己守法的，"军事民主制"在民众心中还有影响，民众要求取消个人（家族）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虽然僭主制在古风时期之后的希腊社会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但后期僭主几乎全是很不得人心的。"僭主"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就只意味着"暴君"了。我还是以佩里安德为例，人们编出了很多关于他残暴的故事。比如说他用拔掉麦田里长得高的麦穗的举动告诉塞拉绪布罗：稳固你的统治的最佳办法就是除掉那些优秀的人[18]。所以柏拉图坚决地将他从"七贤"中除名，换上别人。象他这样做的学者在当时和以后绝不在少数。从此"僭主"就成了贬义词。 出于对后期僭主的痛恨，古典时代希腊最出色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虽然一个实行民主制，一个实行贵族寡头制，彼此不和，但在反对僭主上他们是一致的。这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把反对个人专制当作一个不可触动的原则。 应该说僭主制在希腊遇到的问题－－"创业之君贤明，守业之君昏庸"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常见。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就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只有希腊人这么极力地从根本上反对僭主制呢？这里就要涉及到"非专制政治制度"（指非个人统治的制度，包括贵族寡头制和民主制）之所以能成立的条件。我比较赞同一些学者的总结，认为"小国寡民"是"非专制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基础[19]。因为在古代，任何"非专制政治制度"只能通过每个公民都参与的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方式来实现。不管是传奇的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还是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在构建其理想的城邦时都强调城邦的公民人数不能太多[20]。只有"小国寡民"才能保证公民之间互相熟悉、互相了解政见，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才能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直接民主才有意义。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利益集团的分歧往往巨大，一个地域的人对另一个地域的人了解甚少，对其政见的理解更是谈不上。直接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古代，要有效地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专制是不可避免的。 而希腊，正是由于其自然环境缺乏广阔的平原（如两河流域或中国的华北平原）或者大的河流造成的大片可耕地（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它最主要的政治地理是多山而且相对贫瘠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小岛屿以及分散在各处的小块殖民地，所以天生具备形成"小国寡民"的条件。这也就是两种"非专制政治制度"分别被希腊最有名的两个城邦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原因。 前面提到的"军事民主制"权力机构的三个元素：王－军事首领、长老议事会、公民大会中，第一个元素在僭主们的推动下开始了膨胀。当这个元素限于希腊的自然条件式微之后，另两个元素分别开始在城邦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就有了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千年不遇的对手。 三． 古典时期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简单得惊人：全体公民组成公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出的28位60岁以上的长老（终身职）组成"监察院"，再加上两位世袭的"王"（除军事领导权之外几乎没有特权）组成城邦唯一的，也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由于斯巴达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经济、娱乐等内容，所以这样精干的机构也就够用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制"中的第二个元素－－长老议事会膨胀到了极点的典型。 谈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一般人的脑海中恐怕首先浮现出来的词就是"闭关锁国"。不错，斯巴达的闭关锁国确实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货币是铁的，除了在斯巴达别处无法流通，所以没有商贩、教师到斯巴达来，这也就断绝了他们跟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将军在外任职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以免被外界文化侵染。率军最后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莱山德因为把很多金银运回来反而遭到国内的怨言，说他感染了腐化的生活习惯[21]。 之所以这么闭关锁国，我认为是和长老议事会这种政治制度的特点分不开的。由于成员的年纪较大，"监察院"对于新生事物抱比较保守的观点并不奇怪。久而久之，对惯例的遵循就成了一种必然。这一点在后来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身上也有相当的体现。 但这并不等于说斯巴达人一贯保守，也不等于说他们在文化上没有一点贡献。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诗歌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时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吕底亚人阿尔克曼就在斯巴达常住。他写的合唱歌一直被认为是希腊最好的，这为斯巴达的少女合唱队在以后很长时间里饮誉全希腊打下了根基。而当时最著名的哀歌诗人之一－－米利都人提尔泰奥斯因为写出了能激励士气的战歌，被授予斯巴达公民权，虽然他一天也没有在斯巴达住过[22]。这难道是闭关锁国的表现？在古典时代之前，斯巴达的手工艺品诸如纺织物也是全希腊闻名的。普鲁塔克曾记载斯巴达的日用生活用具在当时也以实用著称[23]。只是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成长起来之后，相形之下斯巴达才显得很落后。至于铁币，它曾经一度通行于希腊，也是货币发展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环。只是当金银币出现之后，保守的斯巴达人仍不愿将之废除才显得十分奇怪。 其实很多古希腊作家经常在其著作中向读者说明斯巴达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闭关锁国。由于他们在军事上的强大，一般的城邦之间有了纠纷往往找斯巴达人调解。波斯人入侵时，历次希腊联军的主帅都是斯巴达王兼任的。一次雅典的主将地米斯托克利，尽管是萨拉密海战的第一功臣，因为没有得到允许就发言，斯巴达王欧律比亚德拿起手杖就准备打他[24]。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军事在希腊诸城邦中的地位。所以他们的闭关锁国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并不是全然不和外界来往。 而且由于他们的保守，一些淳朴的生活习惯被保持了下来（如前面莱山德的例子）。当时很多希腊都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希波战争后期雅典最著名的将军客蒙，以及柏拉图。事实上在近代之前，西方知识界对斯巴达人的印象是很不错的。比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吕库古传》中就对吕库古和斯巴达人的制度极尽赞美之词。"......整个城邦（斯巴达）都浸入了对智慧的热爱。他（吕库古）的声名理所当然地超越了所有那些曾经在希腊人当中创建政体的人物"[25]。对于梭伦，普鲁塔克倒有所保留。他批评梭伦没有能制止庇西特拉图推翻他自己建立的民主制度，成了僭主[26]。 对于雅典的政治制度－－在这里我不想细述其内容和演变，只提一点：公民被选为担任主要官员时，是抽签决定职务的。很明显，这是"军事民主制"中的公民大会膨胀到极点的典型－－普鲁塔克批评得更多。其实早在他之前500年，一个雅典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齐名的修昔底德也批评过雅典。他一语道破了被后世人视作"希腊黄金时代"的伯利克力时代的实质："......虽然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而每个人都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27]。作为亲历过伯利克力时代的人，修昔底德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但谁都知道在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上，希罗多德是比不了修昔底德的。他总是醉心于传说和轶事，有时忘记了考察事情的真相。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普鲁塔克写过一本书－－《论希罗多德的阴险》。我不准备讨论这本书，在王嘉隽译的《历史》（1959年6月版）中收录了一篇前苏联历史学家卢里叶写的《希罗多德论》，对希罗多德叙述的可信度问题有较详细的论述。我只想转述几处希罗多德故意修改史实，为雅典服务的地方[29]。 比如希波战争时科林斯的领导人阿迪曼托司是被誉为"从全希腊得到自由之冠的人"的著名将领。但在希罗多德的笔下，他成了一个懦夫和叛徒。原因只是科林斯已经从希波战争时雅典的战友变成了这个时候雅典的对手。他硬把忒拜的统治集团倾向波斯的态度说成是全体人民的态度，因为忒拜和科林斯一样，现在已经成了雅典称霸的障碍。他把当时真正投降了波斯人、此时却是雅典盟友的阿尔戈斯人说成因为一个神喻而没有参加反侵略的战争。至于他说没有地米斯托克利萨拉密海战就不会发生，也被后人斥为"胡说八道"。那是一场希腊联军策划已久的战役，绝非临时凑合的仓促应战。还有一件最令后世人无法想象的事也被他掩饰了：雅典民主制的第二建立者－－把梭伦改革进行得更为彻底的克里斯提尼，竟然同意了波斯使者"献出土和水"（表示臣服）的要求。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对伯利克力领导的民主派不顾斯巴达的反对，单方面和波斯签署了标志希波战争结束的《卡利阿斯和约》－－该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波斯对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的统治，以换取波斯对雅典攻打斯巴达的支持；而抵抗波斯人最出力的雅典将领米亚太德和客蒙父子都是反对民主制的，就不会太惊讶了。 即便是这样，希罗多德还是偷偷流露出对民主制的不信任："看来，真好象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30]。 至于修昔底德原文照录的伯利克力的《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我们是否也应该将之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呢？ 只要我们不再把雅典的民主制和"文明的进步"、"希腊政治思想的精髓"等等赞誉联系到一起，那么一些希腊最深刻的思想家的遭遇，诸如阿那克萨戈拉被放逐、普罗塔戈拉被追杀、苏格拉底被处死等等所谓"雅典民主制的悲剧"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我们也就不必对欧里庇德斯、阿里斯多芬、柏拉图这些雅典最出色的头脑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揭露、讽刺、批判感到诧异了。在那个时代，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其比贵族寡头制，甚至比僭主制少犯错误。 我无意否认伯利克力他们那代雅典人的成就，但他们取得的成绩里有多少是得益于他们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我们没有偏见的深思。 四． 不是结论的结论
对于后世的政治家或学者来说，他们能从希腊城邦政治思想中学到什么呢？恕我直言：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罗马自有其"法制"和"共和"的传统，而诸如老伽图这样典型的罗马政治家又是非常看不起希腊文化的[31]，所以很难说罗马从希腊那里学到了什么政治思想。西欧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发现古希腊文明。直到这时，雅典才因其出色的文化贡献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掩盖了斯巴达。在政治思想领域，本来是由新教的兴起所推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这时正好引雅典的民主制为外援。民主制也就在这时开始被神化。直到也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完成，民主制的神化才告一段落。其影响就是现代西方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们，谈起民主制总是虔诚得很，完全不理会其产生的实际背景和局限性。 另外，现代西方各国实行的民主制度与雅典的民主制其实已有很大的不同。以美国为例，《联邦党人文集》中各撰稿人的笔名都取自古罗马的高士名臣，可见他们心中的榜样是古罗马共和国。也难怪，古希腊历史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各城邦简直是一盘散沙，还是罗马人的功勋更能激励人。就这一点上来说，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虽然名称上是"民主制"，但其实质仍然是古罗马的"共和制"，和雅典的关系不大。（关于"民主"和"共和"的异同，请参阅《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郭方主编，1998年12月版。）只不过很多时候，一些人会有意无意地拿伯利克力的30年"黄金时代"为民主制度制造一些"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幻影而已。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断断容不得心中有任何先入为主的东西的。 03.4.8 注释： 1《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7页，K．波普尔著，1992年8月版 2 参见《古代城邦史研究》，上编第一章，日知等著，1989年12月版 3 参见《古希腊史》，第四章，B．C．塞尔格叶夫著，1955年5月版 4 《世界文学文库·伊利亚特》，卷二，90－101行，28页，荷马著、陈中梅译，1999年6月版 5 《世界文学文库·奥德赛》，卷二，14－16行，16页，荷马著、陈中梅译，1999年6月版 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160页，恩格斯著，1972年版 7 参见《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1988年2月版 8 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恩格斯著，1972年版 9 参见《希腊艺术手册》，G．里克特著，李本正、范景中译，1989年3月版 10 《希腊僭主》，4页，A．安德鲁斯著，1997年2月版 11 《希腊游记》，10卷24章，鲍桑尼阿斯著（无中译本） 12 《历史》，1卷27节，178页，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13 参见《名哲言行录》，卷一，第奥根尼·拉尔修著（无中译本） 14 参见《希腊僭主》，4章，A．安德鲁斯著，1997年2月版 15 参见《希腊哲学史》，卷一，144页，汪子嵩等著，1997年5月版 16 参见《世界诗库》，卷一，张德明等编，1994年12月版 17 《历史》，3卷125节，415页，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18 《历史》，5卷92节，554页，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19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3章4节，施治生、郭方主编，1998年12月版 20 吕库古把全斯巴达的地分成9000块给予全体公民并下令此数不得增减（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吕库古传》），很明显这就是他心中的斯巴达公民的理想人数。柏拉图在《法律篇》中（5卷，737E）给他的理想城邦定出的公民人数是5040人。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中（1326b1－25）明确提出：城邦的理想公民人数下限是维持城邦自给自足的生活，上限是保证公民间相互熟悉。 21 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莱山德传》，普鲁塔克著（无中译本） 22 参见《世界诗库》，卷一，张德明等编，1994年12月版 23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吕库古传》，9节，97页，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1990年11月版 24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地米斯托克利传》，11节，247页，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1990年11月版 25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吕库古传》，31节，125页，普鲁塔克著，黄宏主编，1990年11月版 26 《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梭伦、普布利科拉合论》，3节，232－233页，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1990年11月版 27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卷6章，150页，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1960年4月版 28 《历史》，7卷139节，684页，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29 以下转述内容见《历史》，《希罗多德论》，1－166页，卢里叶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30 《历史》，5卷97节，557页，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1959年6月版 31 参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伽图传》，普鲁塔克著，黄宏煦主编，1990年1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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