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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人的性观念谈起


    因为快要讲到古代希腊,今天就翻看了英国学者吉塞拉·里克特的《希腊艺术手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看着这些古希腊人留下来的雕塑和绘画,注意到这些伟大的希腊艺术品,男子绝大多数都是裸体,而且男性生殖器都毫无遮掩地表现出来,女性不同,多半穿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裸露的,不过敏感部位都会遮住。仿佛在古代希腊人看来,裸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些过去并非不知道,只是没有过于关注而已。
    想起曾经有学生问过我:为什么希腊人喜欢裸体?当时还真是把我难倒了。回来随手查些书,答曰:法国艺术史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册,安徽文艺出版社。)提到,希腊人的雕塑和绘画很多裸体,是因为实际生活中的希腊人喜欢裸体。原因大致有:希腊的气候很温暖,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无须多穿衣;希腊人好运动,穿衣妨碍运动,故运动时多为裸体,或极少穿衣。第十四届奥林匹克大会上,运动员完全裸体出场;这样的风俗,在文明民族是很少见的,但希腊人本就没有思想比身体高贵这样现代人所奉持的思想,健康就是美的,甚至身体就是美的。(第345页)
    记忆里古希腊人关于性的内容了解并不多,还记得的有: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希腊人取得希腊和波斯人战争的胜利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据说当时他就全裸被人们抬着游行,庆祝胜利。另外一个让现代人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希腊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古代希腊在男子间盛行同性恋。原因么?似乎主要不是由于性爱,反倒是青年人跟着中年人学习各种知识,在他们眼中更为重要。这些过去看到的内容,出处一时找不到,记忆未必准确。非常抱歉,但基本事实则没有问题。
    现代法国大思想家福柯曾经讨论过希腊人对同性恋的观念。“事实上,同性恋的概念显然不妥,因为希腊人并没有把对同性的爱与对异性的爱视为对立的事物,视为两种互相排斥的选择,两种根本不同的行为类型。”(福柯《性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如此看来,同性恋未必尽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生理上的性取向,在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取向。福柯自己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于1986年患艾滋病去世。
    一般来说,上古时代是人类对于性持有普遍自由和宽容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看前面关于《诗经·郑风》的文章,可以略知大概。到了中世纪,随着宗教势力的日益增长,禁欲的色彩日渐浓厚。可是,按照福柯的说法,“据说17世纪初,坦率地谈论性仍然很普遍。性行为几乎无需保密,言谈不必太拘谨,行为也无需过分掩饰。人们对违禁者持宽容和随便的态度。”(《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似乎中世纪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禁欲。如果看看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卜伽丘《十日谈》、拉伯雷《巨人传》等传世名著,禁欲主要是教会的观念,实际生活中则未必如此。因此福柯才会有上述的说法。
    欧洲的现代禁欲主义起源在何时呢?据福柯的说法:“维多利亚时代,性受到严厉的限制。有人认为,性之所以受到严厉的压制,主要是因为它不适合于整体化,不适合于强化劳动的生产组织形式。(《福柯集》,第291页)福柯的看法可谓独树一帜,把严厉的禁欲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联系起来。如果加以补充的话,是否可以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呢?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浪漫而自由的性,似乎是难以约束的,因而在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加尔文教派,对性持着极为严厉的态度。这样的联系是否有充足的证据,不得而知。
    不过,福柯在这里讨论古希腊人的性观念,讨论人类其他时代性的历史,并非是一个色情狂的兴趣所致。他认为性是人类权力控制他人或者群体的一种工具,人若要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就必须要打破关于性的种种禁忌,根本的目的在于打破权力对人们无处不在的控制。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之所以大谈特谈性压抑,其原因也许在于人们可以用言论对抗权力,披露真实,并对肉体享乐充满希望;可以把预告未来同挣脱束缚享尽肉欲乐趣联系在一起;可以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律的决心和对理想乐园的憧憬融为一体。”(福柯集,第292页)在他看来,这样的过程并非是有人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人类的生存状况就可以获得根本改变。实则“消除性压抑必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之所以长期是因为权力的特性就是压制,尤其是压抑那些无益的能量、极度的享乐和不轨的行为。”(福柯集,第294页)
    福柯之所以是大思想家,不仅是他对于性的态度,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在更深的层次上,他把性压抑的解放、人类真正自由的可能与获得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长,而不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究竟能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的一生中,如果要不断观察与思考,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用和自己的习惯相反的方式去思考,能否研究自己所不认同的事物。”(《性史》,第146页)性的禁忌在人类文明种族思想上的根深蒂固,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开放的最大束缚,人只有在性的问题上突破自己的固有的偏见,自然地接受不同于自己的性观念,能够为知识的不断成长,开辟广阔的思想空间。
    中国的情形怎样呢?早期的情形,我们已经约略谈过。虽然儒家思想早早就建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但在性的观念上,一直也颇为开放。真正开始日渐严厉,大概要到明清时代,似乎也与欧洲的情形不谋而合。高罗佩认为:“清朝建立以后,这种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响而变本加厉的禁欲主义,终于导致出上述对性问题的讳莫如深。从那以后,这种讳莫如深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清代学者断言,这种讳莫如深始终存在,并且两性的严格隔离在两千年前就已盛行。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要反驳这种武断的说法,说明直到十三世纪两性的隔离仍未严格执行,性关系仍可自由谈论和形之文字。([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后代的学者称中国自来就有严肃的性观念,实在是以今论古,观念先行的结果。
    高罗佩的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利马窦说:“全国各地满是公开的妓女,还不要说众所周知的通奸情事。据说只在北京一城,就有四万妓女。……法律不加禁止,大家不认为非法,也不感到可耻。因此大家公开谈论,到处流行,无人加以阻止。”林中泽先生认为他有些夸张,却并非毫无根据,明代社会在性生活方面具有禁锢和开放并行的突出特征。(林中泽《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从历史上看,尤其是从现代史来看,中国人的性压抑状态与思想的不开放、精神的不自由状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虽然福柯上述的认识不过是一家之言,但其无疑对人类今后思想的解放和知识空间的拓展,以及为思想史的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
    性是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原因也不难找到,毕竟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性的存在;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在我们这个长期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围绕性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禁忌,变得极其神秘,越是神秘、压抑的事情,也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更强的注意力。当以往严格控制逐渐松弛而并未消歇之时,人们的热情就更为高涨,对种种观念、行为的控制的嘲笑和反抗也就愈加剧烈。希望在中国这样一个进程中,人们获得灵与肉的解放的同时,收获的是知识空间的极大拓展。
    今天的问题,写起来力不从心的感觉十分强烈。不是自己的观念方面的问题,而是知识基础的问题。福柯和高罗佩的材料,还是过去上社会学课程的时候搜集的。老实讲,并没有做到真正把他们的书看完,更不要说看懂了,大多都是断章取义,难免出现误读的情况。这是第一种知识上的困难,难在对他人整体思想并无比较准确的把握。第二种知识上的困难在于,谈论的题目太大,历史跨度尤其大,因此涉及的许多时代情形,都不过是粗略的判断,并无实证的了解。如果严格来说,这样的文章,就算不得文章,可以扔到茅厕里了,更何况还越写离题越远。可是,敝帚自珍,我还是把它写出来,晾在外面,算作是一篇习作,敬请有识之士提出严肃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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