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80年代前期至9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跨度较长，而且从80年代末以来理论稍显沉寂，但关注的重点没有太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中 ，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考的重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研究中要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行理论建设，解决好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如何处理好与新传入的西方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关系问题。在狂波巨澜面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如泰山，用理论和实践成果回应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不断用理论思考丰富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使之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断进取的发展态势。经过十余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艰苦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自身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优势也不断征服着困惑和怀疑的人们。当世纪之交对史学进行回顾和展望之时，更多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寄予厚望。
出于对文革期间史学被政治严重扭曲的反感，80年代初出现了重视史实轻视理论，以单纯考据代替历史研究的倾向。张维华、郑天挺、熊德基、吴廷璆、杨生茂、尹达、刘大年、李时岳等史家对其片面性及时进行了批评和剖析，指出这“是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的”[2]。
80年代初金观涛、刘青峰的论文《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和据此改编的两本内容繁简不同的专著《在历史 表象背后--对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兴盛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引起学界关注。由此引起 用“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改造史学的讨论和实践热潮。这一热潮和西方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播，又引发了史学 方法论的讨论。它们持续进行了将近10年，直到90年代初才衰歇下来。康健文、刘修明、庞卓恒等史家对以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取代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方法的片面性进行 了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言论对于这一错误倾向的泛滥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新老“三论”的走红，似乎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得到了理论支撑，伴随着“史学危机”的忧虑，马克思主义史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年里，白寿彝、刘大年、黎 澍、戴逸、林甘泉等史家不断地用理论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真理性，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前景的信心。直到现在，这场理论斗争仍在继续，尤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这一交锋显得更加激烈。龚书铎的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人民日报》1996年8月27日） ，他和金冲及、宋小庆合著的专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声音。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对于民族问题、地理条件、国家与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不但为科学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1983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年先后出版了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 概论》（宁夏出版社1983年版）。这一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学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就“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都是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在史学界的全国性的代表大会上集中地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 的广泛影响是不言而喻的”[3]（P3）。同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号召学者进行史学理论研究。随后史学界就史学理论 的学科建设、历史认识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长期的理论探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主要有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苏双碧《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0年版）、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合著《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等。
第四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学者对于20世纪史学的回顾与对未来的展望，构成史学界新的热点。在学术回顾过程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 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同时，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和实践，人们逐渐明确了发展唯物史观的自觉要求，因此对于唯物史观自身理论内涵的研究逐步 展开。这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步伐不断进步、创新、发展的良好开端，也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进一步确立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历史研究》在上个世纪末陆续刊登了一批各分支学科世纪回顾的文章。如1996年第1期发表了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2期发表了林甘泉《二十世 纪的中国历史学》，第3期发表了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第4期发表了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5期发表了袁祖亮、延胜《中国古代人口史 研究回顾与展望》，第6期发表了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林甘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撰写了专稿《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 研究》1997年第4期），戴逸撰写了论文《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此外，刘新成主编了《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曾 业英主编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罗志田主编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剑平著有《新 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朱凤瀚、徐勇编著的《先秦史研究概要》（1996年版）等中国史研究概述性的系列著作。
近年在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陈启能、于沛等撰写了专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庞卓恒撰写了专著《唯物 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其泰主持进行着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的研究工作。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 撰写的对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文章《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着理论缺陷，应当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改造。此文引 起很大反响，庞卓恒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这些文章心平气和，充分说理，这个讨论对于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必将有所推动。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举办了“唯物史观与21世纪史学”研讨会，2002年举办了“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2003年举办了“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何兹全、王钟翰、何兆武、齐世荣、林甘泉、蔡美彪、田余庆、张传玺、金冲及、龚书铎、刘家和、王桧林、庞卓恒、苏双碧、陈启能 、王思治、邱树森、施丁、张海鹏、蒋大椿、汪荣祖等学者分别参加了有关讨论。与会者提供了相应的论文，在会上作了充分的交流，促进了对有关问题的理论认识。这些会 议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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