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8 中国历史课程网 newdu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探讨了传统历史人物评价范式所遭遇的困境：价值观的多元化、历史真实的相对性、不断发展的时代，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历史学认知的误区。并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正确方向进行了思辨性的探索。 [关键词]： 历史人物评价 价值观 困境 一、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概述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国历代史书就是以人物传记为其主体内容的。自《史记》以降，评价历史人物几成传统文人的风尚：有人借古讽今，有人托古言志，有人以古抒怀，不一而足。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就历史人物评价原则、标准、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60年代，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走上了歧途。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物评价问题再次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热点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们的努力使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逐渐从浓厚的政治色彩笼罩下走出来，回归学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近几年，这一问题又有从学术“出走”、转向大众化的趋势。对社会文明和民众话语权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而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来说，这种趋势显然给历史学者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事实上，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学者们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看法。在世纪之交，学界又掀起了讨论这一问题的热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范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采取阶级分析原则。江连山、郑师渠、王双全等学者认为阶级分析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不可或缺[1]，王文和江文同时强调了历史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原则，郑文则对学术界忽视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倾向进行了批驳。而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则对阶级分析法的科学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巨永明认为“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必然导致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化”[2]；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论证“阶级出身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葛剑雄则认为片面强调历史学的阶级性“是混淆了历史研究与运用历史研究成果的界限，也使历史研究可悲地沦为政治工具或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4]。 第二，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标准、方法等问题。苏双碧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且对气节观要慎重[5]；葛文则强调了人物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学者们要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以允许有不同的评论[6]；曹寄奴、班震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大关系：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动机和效果[7]；胡一华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从性格切入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方法[8]。此外，也有学者专门对传统观念中的单个词条进行辨析，例如刘克辉撰文指出：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想象[9]。 从历史学者们各自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观点可以看出，人物评价范式不仅没有统一的趋势，反而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正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也显示了人们在试图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评价范式的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守则？在吸收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这两方面展开粗浅的思考。 二、 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困境 朱宗震对历史学家忙于价值观的宣传时所遭遇的困境，有一个精妙的例子，笔者转引如下：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当他忙于价值观的宣传的时候会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以吴晗为例，1943年他写的《明太祖》，在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前提下，评价朱元璋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未经他的同意，这本书被列入了潘公展主编的‘中国历代明贤故事集’，有吹捧蒋介石的嫌疑。吴晗因为痛恨国民党，也痛恨自己的书。在胡绳的鼓励下，于1949年重写了《朱元璋传》，他在书中以痛骂朱元璋来痛骂蒋介石。吴晗到解放区时，将这本书呈献给毛泽东，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进入了进退失据的可怜地位。解放后，吴晗力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1965年改写出版了《朱元璋传》。然而，他终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蒙冤而死。那么，正确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他？……”[10] 怎么样正确评价朱元璋？在笔者看来，人物评价体系中的“正确”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历史学进行实证性的考量，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学自身的局限性。具体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价值观的多样性和自主选择 人类社会是多元化的，向来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人们因为不同的性格、经历、信仰，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尽管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们常常对意识形态进行人为地推崇或者贬抑，从而使之为政治服务，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办法完全消灭社会的非主流价值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由和民主逐渐被绝大多数人认同，价值观的自主选择被默认为人的基本权利。在价值观多样化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不同看法其实是显示了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哪一种价值观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这样的争论不会有尽头。即使是主流价值观，也会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改造自身，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我们可以用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量一切评价一切，但也无法禁止别人用宗教的观念来阐释世界的万事万物。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批判，总是先入为主地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然而“自己是正确的”作为前提常常是最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每个人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历史人物理所当然不会有一致的评价。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很多学者在试图建立自认为最科学的评价范式的时候，都曾想过这个问题，但很少有人面对。因为如果承认这一问题无所谓对错，自己的理论就站不住脚。 因此，传统的历史人物评价范式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具体历史人物进入我们的思维之前，价值观早已先入为主。每个学者提出的评价范式都试图证明自己是全面的、科学的、进步的，然而在本质上，怎么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是评价者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评价者又无从立论。 2．历史与现在的时空跨度 事实上，摒弃价值观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不谈，光就历史事实而言，我们都难以触摸到真实的那一面。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人在论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聪明地避开价值观的多元化不谈，只提出要从基本的史实出发。笔者极为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在避开所有主观评价（尽管不大可能）之后，历史仍然扑朔迷离，因为基本的史实本来就难以考证。具体到人物来说，复原他一生的所有事情几乎不可能。以明代张居正为例，从明代至今，历代学人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果不考虑文献的流失，我们当代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就比明代还要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而以史学史的眼光考量，每一种记载在分析其可信度之前似乎都不能被我们直接采用。而对他的评价，也有诸多版本。与张居正同时代的王世贞写过很多关于张的文章，最尖锐的莫过于在《张居正公传》中说张的死是因为纵欲过度。但是王和张生前就有嫌隙，这又鼓励了我们对王文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怀疑心理。其他的野史诸如查继佐的《罪惟录》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除却评论性语言，很多关于张的记载都有考证的需要。凡此种种，我们只能承认，历史的真实永远只能是相对的真实。邓红风撰文指出[11]，历史学从来无法自然科学化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不重复性。而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历史与现在的时空跨度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对史实的描述，除了资料的来源需要推敲，角度和思维框架的不同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知。柯文就曾思索过这个问题[12]，并尝试面对同样的史料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段历史，结果带给我们的感观全然不同。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不仅面临时空跨度，还需要考量叙述方式和思维框架的优劣。 除了价值观的分歧无法统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还面临史实的可推敲性。退一步说，即使承认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出发点只是相对的真实历史，而如何构架这种“相对的真实”仍然是一个问题。 3．“盖棺论定”问题 许多试图评价某个历史人物的学者，都有“盖棺论定”的倾向。“棺”是早就盖上了，“论”却常常定不下来。究其原因，不仅有前文所述价值观和历史学非实证性的因素，还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还是以张居正为例，王世贞批评张的虚伪矫饰，从康熙十八年开始修、成书在乾隆年间的《明史》将张居正描述为权臣，钱穆先生也说在明代的体制中张是权臣[13]，朱东润则认为张居正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14]，从来没有定论。如果我们考察这些论者各自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不难发现个中的微妙因素：王和张的不合以及张死后的广为诟病，清初康熙对权臣鳌拜的忌惮，朱东润面临的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时代特殊性，钱穆所生活的台湾曾长期处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种种迹象表明，所谓“盖棺论定”只是走不出时代大背景的一个伪命题。刘克辉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评价应该避免“盖棺论定”[15]，应该宽容和理解古人，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史学研究，还应培育研究者的独立人格。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是认为刘文只是清醒地提出了人物评价体系的困境，他开出的药方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历史地看，对某个人物是无法“盖棺论定”的。然而从人们对历史学的期望（或者说误解）来看，包括一些历史学者本身，总是希望得到确切的、真理性的结论。期望与结果的差距最终导致人们对历史学的怀疑。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历史学的困境的真实写照。 综而论之，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面临价值观的多元化、历史真实的不可知，还需要解读不断发展中的时代。想要全面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何其困难！ 三、 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要使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不再使我们感到困惑，首先必须直面它的复杂。不了解历史学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心态要求历史学给他们确切的、真实的结果。具体到某个历史人物，则要求历史学给出客观的、公正的、确定的评价，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对此，笔者想要通过一个“伪命题”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加以思辨，即历史学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一个伪命题，是因为一方面在学科体系庞杂、知识高度融合的今天，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给自己画出清晰的界限；另一方面，对学科边界的追问只能使自己画地为牢，不利于拓宽研究视野。笔者提出历史学的边界这个命题，不是为了找到历史学的边界，而是想要刺激我们的思考：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完全属于历史学吗？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明显，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仅与历史学有关，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生态、宗教信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多方面。历史学的中心任务不在于如何评价历史，而在于弄清基本事实，邓红风认为这是西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的态度[16]。历史学家应该致力于考证历史事实，而评价问题则应“全民狂欢”。当然历史学家也可以评价历史人物，因为除了“历史学家”这个标签，他们在社会中还扮演着许多其它的角色，他们也有选择价值观的权利，也有言论自由。人们之所以存在将历史人物的评价归结到历史学范畴的这种误解，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占有相对丰富的史料。笔者认为，在基本事实的阐述中，历史学家的确占据着得天独厚的高度；而在对历史的评价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朱宗震也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是一种误解。“在价值观问题上，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17] 这样看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并不完全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当然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把历史学从这个问题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仍然要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笔者认为，在清醒地认识评价范式的困境并且走出对历史学的认知误区之后，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在新的平台和体系中进行，探索多种可能性。人物评价应该走出历史学的窠臼，有意识地融合其他学科。有的学者已经试图将心理学引入人物研究[18]，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人物。而人物评价显然还需要哲学、社会学等等多种学科的正式介入。这一任务属于全社会每一个人，单纯强加给历史学只能使我们对历史学越来越困惑。 事实上，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任何具体的标准和尺度，里面都包裹着某种价值观。引入多种学科的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视角和选择，我们需要认识到：分歧的存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千变万化，不受任何限制。在笔者看来，我们对人物评价的思维方式可以尝试进行解构式的界定，以期达成大多数人的共识。比如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遵循健康、理性、自由、宽容的原则，进而建立思维方式的普适性法则。当然，这也有可能使我们走入另一种困境。从思辨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走出现有困境的可能性。 四、余论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原有框架的批判总是轻松的，建立全新的体系则至为艰难。笔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批判原有范式的漏洞，对“理想图景”的描绘仅限于两个假设性的思辨：学科融合，建立思维的普适性法则。前者是根据人物评价本身的涉及面所作出的拓展。后者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思维的层次。笔者认为人是在认知之上形成概念层，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思维框架，在思维框架中设立评价人物的具体标准。显然人物评价的具体标准导致了混乱和争议，因此笔者退回到思维框架中，提出了思维方式普适性的可能。这两点试探本已存在诸多可待商榷和推敲的问题，并没有指出历史人物的评价所应该走的方向。传统评价范式和本文提出的问题，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角度的细化和人物本身的解构，势必越来越深化。 因此，“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笔者甚至为追问这个问题的人感到悲哀，因为这意味着自主性思索的丧失。数年前邓正来从哲学的视角审视法学，提出了“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这个命题[19]。在被人问到他自己的法学理想图景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当我把你从狼口中救出来时,请别让我把你送回虎口去。”揭露困境、把问题连根拔起放在大家面前，这是本文要做的，尽管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论著：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4．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论文： 1．江连山：《杂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2．郑师渠：《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王双全：《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4．巨永明：《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吗？》，《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 5．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 6．葛剑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3期； 7．苏双碧：《历史人物评价断想》，《求是》2002年第20期；《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8．曹寄奴、班震：《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三大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 9．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0．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1．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0期； 12．邓红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 13．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 [1] 见江连山：《杂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郑师渠：《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王双全：《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 参见巨永明：《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吗？》，《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 [3] 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 [4][4] 摘自葛剑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3期。 [5] 苏双碧：《历史人物评价断想》，《求是》2002年第20期；《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7] 曹寄奴、班震：《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三大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6期。 [8] 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9] 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0] 此处引自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0期。 [11] 邓红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 [12]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自己对于历史的多维视角的思考：“历史学家也是神话制造者吗？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释一个事件，要把它分解成若干个小事件和个人的经历——如战壕里乏味的生活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不是雄伟壮观的战斗序列，那么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料吗？或者更乐观些说，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过去或神话制造者利用过去的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时，我们得到的是更接近于‘真实的过去’的史著吗？……” [13]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14]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一书的序中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 [15] 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6] 邓红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邓在该文第一部分指出，“目前大多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态度：……现在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研究具体的问题，弄清基本事实……西方历史研究集中到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面……是西方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17] 引自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0期。朱文尖锐地指出：“一位历史剧的编剧，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一位乡间的农民，也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这是他们的权利。也许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笑的。他们或许是社会的强者，或许是社会的弱者。这一点并不重要。” [18] 比较典型的有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9]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我心目中的世界历史50大著名统治者
- 下一篇：西方民主的起源 (希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