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2007072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17 新华文摘 王学典 参加讨论
| 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曾经非常自负地宣称要把“历史学从历史学家那里独立出来”，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历史学家观察他的研究对象也能做到就像生物学家“观察昆虫蜕变那样”。的确，生物学家可以站在昆虫之外研究昆虫，植物学家可以站在花草之外研究花草，甚至，同样研究人体的解剖学家也可以站在“生命”之外研究五脏六腑……总之，站在对象之外研究对象，是几乎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征。然而，历史学家可以站在“历史”之外研究历史吗？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 十分明显，“历史所研究的是历史学家也置身其中的人类自己的活动。历史认识的实质是人类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反思。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把自己对象化在时间隧道另一端的自我。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来研究历史，史学的对象永远也不可能外在于自己”。在人之外没有历史，历史的连续性实质上就是人的连续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这个“连续体”当然就是人类自己。不错，“弹指俄惊六十年，曾看沧海变桑田”。古今之间的确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迁。但变化的只是舞台，是道具，是背景，演戏的人没有变。即使人变了——从“奴隶主”变成了中世纪的“贵族”，再变成了现代的“资本家”，那也不过意味着人所扮演的“角色”的变化，而人性本身并没变。“古今之世殊，古今之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情”，也是就古今人性而言的。古今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全部历史研究由以进行的前提；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家对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这些都说明，历史学家其实就在历史之中，历史研究的是消失了的同类，声称自己可以像科学家一样独立于对象，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其实，史家不仅在历史之中，同时也是新的历史的创造者。这样说并不是专指像恺撒、丘吉尔等既曾位高权重又是历史记录者一类人——这种创造者与史学家合二为一的现象极为罕见，极为偶然。笔者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普通历史研究、历史编撰的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在以往历史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一直被严重低估了。 哈耶克主编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主题是讨论“历史学家是如何论述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革命”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是：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以至于“连美国人、欧洲人也相信，工业革命就是皮包骨的童工，就是暗无天日的矿区，就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就是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等等。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们通过所掌握的统计数字及其他证据指出：这都是历史学家们对“真相”和“事实”的“歪曲”。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境遇一直在缓慢而程度不一地改进”，“有种种证据表明，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幸，但是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不幸比以前更严重或者哪怕是一样严重”，统计资料“可以使我们很有把握地确定：公众的健康状况总体上改善了，而不是受到了损害”，等等。当然，“工业革命对于穷人到底是祸是福”，不是笔者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感兴趣的是哈耶克由此所引发的对历史学家作用的估计。在《历史学与政治》这篇“导论”中，哈耶克说，“历史记录对于民意的影响，很可能比那些创造新理念的政治理论家更持久，也更深刻”，当然也“更直接”。因此，“在新的政治理念为一般公众所接受的间接的、迂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即使是那些从来没有阅读任何一本历史著作，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的名字的人们，也是透过历史学家的眼镜来认识历史的”。他的结论是，历史学家们对“工业革命”苦难的强调和描述，“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关于工业革命历史的种种充满偏见的叙述，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哈耶克在这里这样渲染历史学家的作用，是与他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分不开的。但是，他同时也揭示出了一个知识论事实：历史研究、历史编撰的行为本身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并且其力度似乎还大过站在历史前台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苦难”事实的呈现所引发的人们试图重新安排历史道路的后果，只是其中的一个显例而已，事实上，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历史观点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支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 历史学家在客观上是新的历史创造的主动力量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在主观上是否应对此有足够的自觉以及具备建立在这种自觉基础上的创造历史的抱负？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学家如何在观念上厘清所谓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历史学家假如抱着创造历史的自觉去研究历史，会不会一定导致对历史真相的歪曲？这一疑虑和以往在这一问题上的教训导致史家在近十几年来集体走向“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路。在这一期间，史家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所谓“真正”的史家们避之惟恐不及的“瘟疫”，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那种丑恶的“评法批儒”似的历史研究，史家似乎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国学”即“汉学”在近十几年的“光复”，实际上就奠定在这一思潮的基础上。应该看到，这是一种严重的“矫枉过正”。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大量例证表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甚至比较纯粹的意识形态动机也能导致巨大的学术果实。也就是说，现实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仅是“消极”因素——就像“文革”之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研究历史也绝非不光彩的行为，甚至更值得人们尊重——心系现实比回到“象牙塔”，严格说来，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良知”。 问题似乎并未到此止步。因为即使纯就学术贡献而言，那些真正能观察到历史真相的人也很可能是那些对参与历史创造有相当热情，乃至有一定直接创造历史实践经验的人——如同前面所说，史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真相之多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说超过他同时代的最伟大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因素”对历史的推动超过其他任何因素，则是他所发现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真相。没有对人类命运的忧虑，没有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追求，他很可能就没有机缘看到这一历史真相。“铁”和“铁制工具”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起了巨大作用，郭沫若等“史观派”史学家之所以较早看到并强调了这一关键事实，似与他们直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因此，可以在此断言，那些最深刻的历史真相、最关键的历史事实、最核心的历史秘密，大都是由那些有着巨大历史创造抱负的人所发现的。原因很简单：犀利的历史洞察力来源于犀利的现实洞察力，一个连自身所在的现实都看不清的人，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他具有足以穿透历史时间屏障的能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