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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评析(20070717)

摘要:本文是对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所作的评析,从它的内容、与古希腊罗马思想的继承关系、它的缺陷以及它的现实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试图探求本书思想背后更深层的因素,并挖掘出政治社会所具有的一些普遍规律。
    一、《罗马盛衰原因论》所讨论的问题
    《罗马盛衰原因论》是孟德斯鸠关于古代罗马从兴起、称霸、危机、衰亡、分裂直至灭亡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一部政治著作。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第一章至第十章,从罗马兴起至共和国衰亡的历史;二、第十一章至第十九章,从共和国末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三、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三章,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作者在书中不仅论述了罗马的历史,还穿插了许多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欧洲各国的评论。他抛开了中世纪以来神学对于历史学的巨大影响,从人类自身来解释国家、社会的历史进程。有学者认为,这本书可以视作《论法的精神》的前奏。
    具体地说,《罗马盛衰原因论》的主要思想是:
    一、人类社会是运动变化的,而这种历史演进有其内在的规律。孟德斯鸠在这里彻底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的影响,“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有一些一般的原因……这些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都发生作用……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1]。虽然他没有明确阐述,作为事物本性固有的必然关系的规律,基础是什么,但在其中已能隐约地看出“理性”的作用,而这正是在《论法的精神》中得到详细论述的。在孟德斯鸠的书里,我们看到了古希腊朴素唯物论精神的复归。
    二、制度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罗马能够从蕞尔小邦发展到世界的霸主,根本上在于它的诸多制度的优越性。土地制度上,“古代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这一点才能使人民强大起来,这就是说,造成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2],“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罗马能够摆脱当初的卑微地位”[3]。军事制度上,公民兵制使军队始终为国家利益而战,并且“罗马的军队的纪律永远是十分严明的”[4]。政治制度上,罗马人对内拥有引以为豪的共和制——“罗马的政府是十分完善的” [5];对外则建立了巧妙的同盟者制度来征服别的民族,使得“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6]。孟德斯鸠也极其强调罗马人的纪律和民风,从广义上来说,这也是制度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对于制度的理解不是僵化的,他认识到,制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好的制度是能够自我检查的。“使一个小共和国变成大国的好法律,在这个国家扩大的时候,对它就不方便起来了:因为这些法律的自然作用是造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却不是统治这个伟大的民族的。”[7]
    三、最好的政体是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和独立的, 暴君和专制统治使国家衰亡。这是极富革命色彩的观点,使这本书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了直接的联系。孟德斯鸠在本书中倾向于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在这种体制下,个人、贵族、甚至人民自己也不能滥用权力,它的第一要义就是权力的均衡与制约,“自从它(罗马政府)产生以来,它的制度就足以使或是人民的精神,或是元老院的力量,或是某些高级官吏的威望永远能够制裁任何滥用权力的事件”[8],即使那是建立在表面的纷争之上的。
    孟德斯鸠尤其对罗马人民逐步丧失对自由之爱,习惯于被奴役而感到痛心。他甚至认为破坏风尚比破坏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危害还要大。奥古斯都时期在一般人眼中是罗马最繁荣的时代,但孟德斯鸠却从中看到了日后罗马式微的种子:人民已经软弱无能,不再要求权力,东方式的君主集权基础上的“秩序”在共和制的废墟上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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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代思想家的影子
    孟德斯鸠是文艺复兴浪潮的产儿,在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些思想观点清晰地表现了出来。古代思想的影响,使他的眼光能够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的学说能够产生超越时空的力量。
    古希腊罗马思想虽然学派众多,但大都——尤其在其盛期——推崇理性的力量和批判的精神,这两点与中世纪倡导神秘主义和服从是截然相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基本的观点就是,人类历史是自在自为的,有它运动变化的规律,而并不是受某个“上帝”摆布的;面对着罗马的兴盛与衰亡,孟德斯鸠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从基督教信仰中寻找答案,而是坚持从人类社会内部的演变来进行说明;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丑恶与黑暗,他更不会号召人们忍耐或是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而是加以诅咒和反抗。从《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身上充满着古典色彩的前进式的哲学态度和对于人类自身的充分信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古典精神复归的代表者。
    在孟德斯鸠之前,一些思想家——如布丹、霍布斯等,之所以主张专制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对统一、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混乱的恐惧。孟德斯鸠却在这本著作中坚定地认为,真正的和谐并不来自于强力压制下的一致,而恰恰是内在的差异甚至冲突的结果。这一富于哲学意味的观点,同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极其相似,孟德斯鸠甚至同他们一样,都以音乐中不协和音所造成的实际上的和谐为例。古代城邦制时代所产生的差异促成统一、冲突带来和谐的政治哲学中的辩证法,在孟德斯鸠这里获得了新生,使他得以克服前人为君主专制辩护的缺陷,勇敢地追求权力的分享与平衡。
    罗马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共和国时期,它是一个类似于斯巴达的大军营。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作者多次提到了人民的风气和精神的重要性,他甚而专辟一章:论罗马人的腐化堕落。在孟德斯鸠心目中,令罗马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精神,是纯朴、坚毅和守纪律,一句话,是尚武精神。而当这种风尚沦亡的时候,罗马就只能靠制度的力量短暂支撑了。重视精神力量的思想,可以直接追溯到《理想国》(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共和国就是孟德斯鸠的理想国)。柏拉图主张驱逐诗人和音乐家、禁绝戏剧,目的是要使人民维护道德,不被腐蚀,一旦纯朴的美德被抛弃,代之以纤弱、浮华的风气,那么社会的灵魂也就垮掉了。尽管不能肯定孟德斯鸠研究过《理想国》,但两人的观点却是如此相近,柏拉图在一个虚构的国家中正面强调精神风尚的重要性,孟德斯鸠则从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国家反面证明失去它的可怕性。
    孟德斯鸠虽然是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但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已经有了分权与制衡思想的萌芽。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将权力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权加以讨论,罗马思想家波比利乌斯以及孟德斯鸠很感兴趣的西塞罗都发展了分权学说。因此,作为近代分权思想代表人的孟德斯鸠,他的学说并不是凭空臆想的,这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更是人类思想的独立性与延续性的深刻反映。
    孟德斯鸠选择罗马作为这本著作的主题,并非厚古薄今,甚至并不是借古喻今,因为书中虽然穿插了很多对于时事的评论,但他却分明要找到某种普世性的规律,不仅仅用来解释罗马的兴盛衰亡,也不仅仅用来号召法国人民的斗争,而是要说明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要用理性的力量探求人类世界诸多现象的原因。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9]之所以孟德斯鸠能不受时代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局限,是因为他所得到的是“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10]的熏陶。古代思想是孟德斯鸠学说的重要渊源。
    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到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再到文艺复兴之后理性大旗的重执,可以看作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孟德斯鸠毕竟是新时代的先驱,他的著作中所体现的观点是古代思想在新的历史下的重生。因此,《罗马盛衰原因论》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思想渊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本著作中处处可见古代思想家的影子,但它不是收受,而是扬弃,它所发出的是前进的号角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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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缺陷
    《罗马盛衰原因论》在学术上有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也有着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在它诞生的时候,它所处的时代和它的作者都没有完全成熟。尽管孟德斯鸠具有穿透历史的眼光,但却无法避免地要留下旧时代的烙印,即使与他后来的《论法的精神》相比,《罗马盛衰原因论》也是不够完善的。
    这本著作为人类的历史除去了“上帝”的影响,试图从社会自身来解释历史发展。但是孟德斯鸠只是认为,“有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而没有能够更深层次地思考,他所谓的“一个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摆脱了“上帝”的影响,却留下了一个真空:到底什么才是推动人类社会以至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那么这个“第一推动力”又是怎样的?最为关键的,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孟德斯鸠在这本书中没有也无法解释,他只是坚持认为,这一根本原因是内部的,并且是可知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靠人类思辨的持续进步,还要靠实证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孟德斯鸠痛恨暴政,他的书中充满了对罗马皇帝的愤怒和批判。奥古斯都是罗马第一个事实上的君主,也是最伟大的之一,孟德斯鸠却把他放在了连残暴的苏拉都不如的位置上。他说:“急躁的苏拉用暴烈的办法把罗马人引向自由;奥古斯都这个狡猾的暴君却用温和的办法把他们引向奴役。”[11]其后的皇帝在这本著作里就像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也都受到了孟德斯鸠的鄙弃。人们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看到的只是推翻君主、恢复共和,这是符合十八世纪历史的要求的,也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却多少有些以现代眼光来解释古代历史的倾向。当时的法国君主是要推翻,然而罗马的君主却是另一回事。孟德斯鸠没有认识到,君主制的产生恰恰是罗马发展的必然趋势,共和国由于历史规律的作用注定要让位给罗马帝国。共和国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当时代发生变化,而这一外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内部变化的要求时,更为强有力的帝国就出现了,不论共和国还是帝国,都是历史规律选择的结果。这样,对于罗马共和国的缅怀就显得不够深刻了,孟德斯鸠只是站在落后于君主专制的地方来批判它,尽管这本著作所起的实际作用是推翻和超越君主专制。
    “谬误往往构成真理的阶梯”,对于孟德斯鸠也一样。尽管《罗马盛衰原因论》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即使这些缺陷也给后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思想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文艺复兴以来,学者们都在试图推翻“上帝”创造历史的观点,孟德斯鸠在其中打了极其猛烈的一炮。虽然他轰倒了“上帝”却又没来得及填补其中的空白,但后来者却循着这条路在逐步地完成这项工作,直到马克思彻底地奠定了唯物史观。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孟德斯鸠的前人有过诸多争论,但几乎都没有像《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观点那样激进。虽然他是站在更古老的地方来反对旧制度,但他毕竟让人们看到了共和国的希望,促使思想家们从理论上去论证、完善共和国制度,而不是停留在对君主专制的修补上。
    孟德斯鸠的缺陷是他的学说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与其他部分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能机械地去做区分,说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整体地把握他的思想,要看到,他的学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反映,更确切地说,是时代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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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罗马盛衰原因论》的现实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延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虽然与数百年前有了极大的差别,却不可能完全摆脱过去的特征。《罗马盛衰原因论》中一些基本观点并未过时,不仅因为它本身有超越时代的力量,还因为历史是相通的。
    孟德斯鸠把一连串杰出的政治家和统帅看成是罗马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没有滑向英雄史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自在性、规律性,他否定了“上帝”对历史的创造,当然也不会再承认某些英雄创造了历史。当代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或是经济上的飞跃归功于某个领导人,为他歌功颂德,仿佛一人之力足以改变历史。这种对个人的神化和依赖其实也就类似于孟德斯鸠所描写的帝国时代罗马人的奴性一样,是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和对历史规律的漠然,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专制。当然,也存在反面的例子,即将国家政治经济的失败归罪于一个人,而不是像孟德斯鸠那样认识到,“政治家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往往是由于人们所处地位而引起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一些困难产生了另一些困难”[12]。认识世界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科学地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
    孟德斯鸠重视权力的平衡和制约,反对权力的过分集中甚至滥用。他以辩证的口吻论证了,和谐来自于表面的“混乱”。他甚至说:“纠纷是必要的,他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13],并且认为在专制制度或是“并非温和的政府”的和谐中,却有着“真正的纠纷”。对于转型时期国家来说,权力的适当集中是必要的,这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尽量避免动荡。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稳定而不惜采取专制甚至暴政,则并非可取。政治的和谐是内部冲突基础上的协调,高压与其说是保持稳定,不如说是对矛盾的掩盖、拖延甚至扩大。当渡过非常时期之后,就应该逐步减轻压力,正视冲突,以避免矛盾积蓄起足以摧垮高压制度的力量,反而造成社会的解体。
    孟德斯鸠强调人民的精神和风俗对国家的影响,他认为罗马的堕落先是从民风的堕落开始的。罗马和斯巴达一样,在发展阶段,人民甚至官吏都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朴素坚韧的风尚是他们获胜的基石。但随着这两个城邦的强盛繁荣,随着它们与外界纤弱风气的接触日益增多,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堕落了,尽管曾有过许多人竭力地想要抵抗外来的侵蚀。当代那些诸多的后发国家,在赶超的初期都能保持纯朴勤劳的风尚,然而随着自身的逐渐强大,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与国外的频繁接触,应该如何先从思想上做好准备,如何不使人民失去进取精神和凝聚力?我们追求物质上的发展,也追求新思想,但我们不能毁掉自己赖以支撑的精神动力。
    孟德斯鸠对于制度的重视对现代的影响是极大的,如今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在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乃至其他许多领域都非常注重制度和体制的构建。制度是权力得以运作的框架和基础,这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有很多,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表现出的思想光辉,不仅在现代实际生活中有借鉴作用,也为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开启了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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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
    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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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02页
    [2] 同上,第13页
    [3] 同上,第14页
    [4] 同上,第11页
    [5] 同上,第47页
    [6] 同上,第41页
    [7] 同上,第102页
    [8] 同上,第4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10] 同上,第445页
    [11]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2页
    [12] 同上,第101页
    [13] 同上,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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