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学风，人们往往笼统地称其为“空疏”、“浅薄浮泛”，并将这种空疏学风的形成，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倡导。实际上，导致明代空疏学 风形成的原因很多，简单的归咎于王学的倡导，有失公允。
一
明代中叶空疏学风的形成，确实与王阳明“心学”派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 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治学风气有关，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关系。追本探源，明代的空疏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和科举制度造成的。
明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明太祖多次诏示：“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注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永乐年间，胡广、金幼孜等39人奉诏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 全”，以作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之依据。而这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的著作，并无学术价值可言。此举开了明代抄袭和剽窃风气之先。对此，顾炎武指出：“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明代八股取士，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更是将士子们导向了不学无术的歧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 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注：《升庵集》52 “举业之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09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顾炎武也曾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豪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 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炯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而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由此可见，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其最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所至。
在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望风披靡。在理学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 倡实学。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 ，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淫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7“答许廷纶”，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注：王廷相：《雅述》下篇，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认为：“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注：杨慎：《升庵集》75“珠椟鱼筌”。）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白沙（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 ”（注：胡应麟：《诗薮》外编《三唐上》，见《少室山房全稿》明万历汪氏刊本。）焦竑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注：焦竑：《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注：焦竑：《澹园续集》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与心性之学毫不相干的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指出的：“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魄（糟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因此他认为：“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竑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注：焦竑：《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注：焦竑编：《升庵外集》卷26，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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