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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大国崛起(20070611)

1、观察角度
    我对世界史的了解很粗略,一知半解。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多一些,也不过三知两解。但我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一些东西。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大国崛起。
    这个角度就是划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考察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讨论这两个集团的关系,在阶级论里找不到根据,因为暴力集团不搞生产,不能看作一个阶级。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应该是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大支持这种讨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里,暴力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而言之也可以说为生产集团服务。如此被动,如此老实,如此弱小的功能,如此狭小的地盘,在我看来,配不上暴力集团的壮硕身躯。
    因此就要把理论基础换一换。人是一种动物,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生物学,进化论,比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更深,可以作为借鉴。
    我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较像植物,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较像动物,属于他养物种。也可以把生产集团比作食草动物,把暴力集团比作食肉动物。暴力集团的成员也持这种观点,所谓代天子牧民,就把生产集团比作牛羊,把自己比作牧人。一个搞生产,自养;一个吃别人,他养。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描述这种关系的,生态学方面有一个洛特卡(Lotka-Volterra)捕食者-猎物模型,两条波浪线此起彼伏,很像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之中官和民的命运。
    理论基础更换之后,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角度看历史,就能看到一些新鲜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历史。
    2、三种类型的大国崛起
    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看,有三种大国崛起。
    第一种大国崛起,我们特别熟悉,比如说强汉、盛唐,中国历代最兴盛的王朝,一个军阀或山大王率领自己的团伙把天下打下来了,然后坐江山,雇佣一批读书人作代理人。有时候是一个擅长征战的部族,比如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统帅的蒙古各部,比如满清的八旗,大体是部族打天下,部族坐江山,当然也要雇佣一些汉族官吏当代理人。
    这样的崛起,一个王朝的崛起,其实是一个暴力集团的崛起。这个暴力集团崛起之后,维持社会秩序,生产集团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繁荣,于是就有暴力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再往后,皇家贵族安享富贵,时间越长,王朝的主人越堕落,代理人追求私利的趋势难以遏制,生产集团遭受的压榨也越来越重。王朝逐渐衰败,最后垮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二种大国崛起,生产集团的崛起,或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
    这个故事发生在欧洲。一些暴力集团统治的国家彼此抗衡,最后达成一种均衡,就好象中国的战国一样。这些暴力集团,有的以封建贵族的面貌出现,有的以国王和他雇佣的官僚代理人的面貌出现,以官家集团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复杂的暴力均衡体系中,有些地方出现了缝隙,一些商人、市民或其他生产者,他们赎买了一块地盘,或者打下来一块地盘,比如说某个城镇,某个区域。他们结成公社,建立城邦,控制了暴力,生产集团把暴力集团变成了自己的保安,变成了自己的雇佣军,或者干脆聘请贵族当自己的公仆。
    在这样的体制下,生产集团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清除了许多发展生产和自由贸易的障碍,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新社会,然后,凭借这种优势向全球扩张。
    这种生产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崛起,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当然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以更高的生产率为基础。
    第三种大国崛起,暴力集团主导的赶超式崛起。
    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国崛起之后,那些暴力集团主导的国家,无论是封建贵族主导的,还是官家主导的,相对落后了,感到了强大压力。他们要模仿,要赶超,要提高生产率,要富国强兵。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这些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后奉行赶超战略,从社会上选拔一些精英,制订五年计划,动用行政力量甚至直接动用暴力推动工业化。这是暴力集团主导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
    这种崛起也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模仿阶段效率高,动员广,手段多,几个五年计划就上去了。暴力集团也随之狂妄起来,或者胡闹走偏,用新获得力量欺压邻居,或者腐化堕落,像历代王朝的官家一样走向衰败。
    3、中国的崛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经挫折,终于像德国、俄国和日本一样,感到了变革的压力。暴力集团坚持的老政策不得不改。于是变法改良,模仿先进,搞洋务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发动了官家精英主导的赶超和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满清统治集团的腐败积重难返,没走多远自己就垮了。
    国民党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接着搞工业化,统制经济,模仿赶超,内忧外患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奈何“既生瑜、何生亮”,一个更有效率的暴力集团与它并存,并且利用复杂的暴力均衡格局发展壮大。这就是共产党。同时,国民党作为垄断权力的官家集团,也难免走上腐化堕落的老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共产党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模仿苏联的赶超战略,动用国家的行政和强制力量,抽取农业积累搞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像苏联一样大体完成了硬件模仿。
    这一段仍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崛起。这种崛起的速度虽快,但代价也很惨重,大量死人,大量浪费,大手大脚而且笨手笨脚地硬干。更无奈的是不能持久。我们熟悉的国企病,或者叫官企病、官场病,越来越严重,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历代官办企业,和历代官府一样,开头往往生机勃勃,效率高,很赚钱,后来逐渐懈怠,内部代理链越来越长,监督不足,空子越钻越大,又没有外部竞争,官企和官府一样日益腐化衰败。官家体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官企病和官场病其实是体制病,都是官家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病。这种病的根子扎在人性和所有物种的天性深处:追求更少付出、更多获得的趋势,在遇到外部抗衡阻遏之前,在得不偿失之前,不会自动停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这种崛起是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官家集团让出了很多空间,所谓放开搞活,松绑解禁,允许农民、工人、个体户之类的生产者进入一些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出现了资本家。在这些领域里,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阶段崛起的主导者应该是生产集团,农民、工人和资本家主导了这个阶段的崛起,官家集团的贡献是不断让步,不再禁止,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我们现在处于中间状态。既不是纯粹的官家集团主导,也不是彻底的生产集团主导。在经济方面,中国接受了世界各国生产集团制订的经济活动规则,加入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共同创建的WTO体系。但在政治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官家集团说了算的社会,民主宪政体制尚未建成,官家集团腐败的历史趋势正在重演。
    所谓宪政民主,就是生产集团控制暴力集团,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安和守夜人。更宽泛地说,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民众控制官家集团,把官吏变成公仆。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这样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官家主义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并存。官家限制盘剥生产集团的问题普遍存在。资本和官家联手,限制工会农会,过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是,我们既为资本主义所苦,也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苦。官家主义晚期的问题,连同资本主义早期的问题,一起困扰着我们。
    4、两大集团进退的一般规律
    暴力集团剥削生产集团,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垄断,圈占把持利益最丰厚的领域;二是搜刮,层层剥皮征敛劳动产品。
    生产集团不断反抗,设法争取到的让步大体也属于这两个方面。
    暴力集团固然可以占有全部土地,垄断所有资源,甚至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但他们无法低成本解决劳动者怠工问题,无法高效率地利用土地资源。全面霸占反倒带来了得不偿失的结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做大蛋糕,暴力集团被迫向生产者让步,于是就有了私有土地,放开了盐铁专营的部分环节,有了民营资本,有了松绑弛禁,有了放开搞活。不过,中国民营企业目前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利润最丰厚的领域仍然不许他们进入。
    暴力集团固然可以抢走全部产品,但过高的抢劫率,反而导致产品总量下降,反叛增加,暴力集团攫取的纯利减少,总体上得不偿失。于是就有了轻徭薄赋,减免税赋等政策。但是,公开的政策可以调整,官家私下利用合法伤害权攫取灰色利益的趋势却难以遏制。
    关键问题在于,凭借暴力打天下坐江山的统治集团,总有过度使用暴力的倾向。这是他们用来牟利的基本资源。在维持自己构建的秩序、抑制异己暴力所必须的暴力水平之外,这个集团及其各级代理人,总要利用霸道的禁令,利用垄断特权,利用合法伤害权,通过苛捐杂税,法外征敛,贪污受贿以及潜规则等方式攫取额外收益,直到无利可图或生产集团无法承受为止。在这样的社会中,暴力浓度总是偏高的。
    只有生产集团成为社会的主导者,控制了暴力之后,以暴力为牟利手段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暴力浓度才能被控制在锄暴安良所必需的低水平上。只有在民主宪政的制度下,才可以彻底消除暴力集团返身吞噬一切的风险,劳动生产者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辉的前途。这样的大国崛起,才是持久而善良的大国崛起,也是可靠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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