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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vs孔子 (20061005)


    古代,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是孔子,在希腊是苏格拉底(Socrates),两人至今尚为世人称颂不已。
    一 一个历史上的巧合
    有人说,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有若干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将他比做希腊的孔子,将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比做希腊的孟子。因为从若干的事实对照起来看,苏氏和孔子确有多少类似之处。第一、他们俩出生的时代很接近。苏格拉底生於西元前四六九年(我国周元王七年),恰当中国孔子死后十年的光景,两人活的岁数几乎相同,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死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即西元前四七九年);苏氏於西元前三九九年(我国周安王三年),七十岁的时候被迫服毒而死。第二、他们的容貌都谈不上好看。我国的孔子名丘,因为他生来就有一个高耸突出的前额而得名,这一个不大相称的面庞,谈不上英俊和瀟洒;至於苏格拉底的相貌,可能比孔子更丑。据威尔杜兰在其所著「西洋哲学史话」(The Story of Philosophy)里的记载,说他有光秃的头,大大的圆脸,深陷的眼眶,宽阔而朝天的鼻子,活像一个挑夫;(註一)。有的书上更说他有一个便便的大腹,如此这般的一幅古怪相,再配上蹣跚的脚步,自然是够难看的了。第三、他们生的时代也很相似。孔子适在周室式微的春秋时代,五霸跋扈,诸侯兼併,动乱频仍,民不聊生,他寝不安蓆,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思所以行其道。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当时的希腊半岛,也是城邦(City-States)纷立的时代,较强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如果没有外侮的入侵,各城邦间的纷争总是继续不断。第四、他们都是伟大教师的典型。孔子那种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和正人心闢邪说的毅力,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苏格拉底在世时,经常批评政治,攻击诡辩学派,那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同样深为世人所景仰。孔子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苏格拉底终日苦口婆心教导雅典青年的热诚,都不愧是古今教师的楷模!
    二 幽默风趣的性格
    苏格拉底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的职业是雕刻,母亲是一个產婆。少年时期他曾抱著继承父业的理想,一度学习雕刻,终因没有兴趣而中止。但喜欢研究哲学、天文和几何。苏氏的妻子名叫灿蒂柏(Xanthippe),颇有悍名。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睦,因为这位大师终日坐在雅典的大街上,或在神庙前,和一般青年讲学论道,既不要束脩,也没有其他谋生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妻小。所以在妻子的眼光中,苏格拉底是一个游手好閒,无所事事的人,是一个只带回麻烦而不带回麵包的懒虫。苏氏常自称为「牛虻」,他的妻子也这样叫他。牛虻是吸牛血的蝇子,她竟将丈夫比做家中的吸血鬼,平时夫妻间勃谿常起;可是每当灿蒂柏大发雷霆的时候,这位大哲学家总是默默的抗议,使强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有一次,在苏氏仍作无言的抗议时,他的妻子气闷不过,在盛怒之下,将一桶水泼浇在丈夫的头上,这位大师只微笑著说:「我知道在阵雷之后,一定会有疾雨的。」
    其实,他们夫妻的感情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坏,平时虽不免常有勃谿,但一到紧要关头,夫妻的真情便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灿蒂柏便痛哭不已,泪流满面。到这个时候,这位哲人仍然很轻鬆的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劝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见女人流眼泪了。」她的妻子哭著说:「苏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却想不到他回答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
    苏格拉底是天生的幽默大师,无论在甚麼时候,他都能保持轻鬆愉快的心情。当他面临死亡的一剎那,他的弟子们都痛哭失声,他仍然是妙语如珠,冲淡了不少的悲哀气氛。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同时说:「我生前即穿著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著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克雷多(Crito)说的:「克雷多,我还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鸡,请别忘记还给他。」
    三 勇者的画像
    苏格拉底生时,雅典的思想界,诡辩学派(Sophists)的学说正在风行。他们对知识持彻底怀疑的观点,对任何事物的真实性都不相信,而谓世界上没有确实的知识;仅教人如何从事辩论,如何赢得辩论,但决定辩论的关键,恆不以真理为依据。诡辩学派在评断知识时,常说吾人只有主观的意见,而无客观的真理。普罗泰格拉斯(Protagoras)是此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曾说:「人为万物的权衡(Man is the measureof all things)。」该派的理论要点,可综括为三:(一 )以感官为知识的来源;(二)以个人为真理判断的标準;(三)以怀疑为知识寻求的目的。他们对知识所持的观点,可以说是非不明,真偽不分,对青年们的不良影响极大。
    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攻击不遗餘力,他曾批评说,诡辩派之领导青年,有如盲者引领盲者,焉得不同归於尽呢?我国有一句俗话:「盲人骑瞎马。」苏氏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要挽救堕落的人心,慨然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怕危险,不顾讥辱,每天照例走到十字街头或眾人聚集的地方,和一般青年人讨论人生的种种问题。他痛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嘲骂贵绅与强豪,终於招致小人的忌怨。苏氏崇奉贵族政治,和民主派的当权者阿乃德也极不相能;他信奉一神论,和雅典的多神思想也大相逕庭。在多种原因的凑合下,这位伟大的哲人终於斗不过黑暗和罪恶而倒下去了。首先米烈多士(Meletus)控告他三种罪名:(一)侮慢本国的神,(一)信奉异端的神,(三)假藉教育手段以蛊惑青年。按雅典的法律规定,对於侮蔑本国的神,而信奉异端的神,应处死刑。可是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机会逃出国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钱赎罪。有的弟子劝他藉机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潜逃和赎罪等於向邪恶屈服。临刑前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於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大哲学家,为真理而殉难,在弟子们的呜咽声中与世长辞了。
    苏氏是西方智慧的代表,终生为维护真理而奋斗,为教育青年而努力,和邪恶对抗,抱著寧死不屈的决心。我国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话苏格拉底可当之无愧了。他坚持著正确的理想,勇敢奋斗,不受威胁,不为利诱。虽不幸遭遇到悲惨的下场,而他的人格已光耀后世,他的声誉已永垂千古。
    四 思想和言论
    古代希腊的哲学研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分水岭。在他以前,从泰利士(Thales)开始,到赫拉克利特(Haraclitus)、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毕泰格拉斯(Pythagoras)和恩庇道格拉斯(Empedocles)等人,都偏重宇宙和自然的研究,探讨宇宙的根源,寻求万物的本体,对於人生问题多未注意。到了苏格拉底,才扩大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注意到人类本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曾说,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对於哲学家来说,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些什麼问题?是心灵问题,是人生问题,是道德问题,是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片刻也不能分离的。苏格拉底就这样开创了人生哲学的新领域。
    我们现在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哲学是人所发明创造的,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研究和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几千年来的知识发展,我们「知物」而「不知人」。目前,物质文明突飞猛进,住有摩天大厦,穿有呢绒绸缎,行有飞机汽车,并可到其他星球探险,到海底游历,新的发明创造,日新月异,光怪陆离,目不暇给。但相反地,人类的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物欲横流,战乱频仍。科学支配了人性,邪恶湮没了良心,所以罗素(B. Russell)说,人类仍受陈腐观念的作祟,因而有种族的歧视和竞争。我们眼看著人类对本身问题的愚昧无知,徬徨失措,面对著三千多年前这位大哲学家的过人智慧,能不羞愧吗?苏格拉底常引用德尔斐庙(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汝自己(Know thyself)」来告诫世人,实可为现代人类愚昧行为的箴规,陈腐观念的药石。
    (一)知即德说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其中与教育最有关係的,是他的伦理思想。在道德理论方面,他属於幸福主义者,也是哲学思想中最崇高的一部分。在伦理学中,他将「幸福」(Happiness)和「德」(Virtue)的概念分析得很详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苏氏谓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但他所指的幸福,不专指快乐。他认为人类要获得幸福,生活必须有节制,因为中庸之道(Moderation)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从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中证明,苏格拉底的中庸理论并不是禁慾主义(Asceticism)。他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物质生活的快乐,而是特别强调袪除心灵中的忧虑,和致力於知识的获得。
    苏氏以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其伦理学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没有人会故意作恶的,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於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知德合一」的理论张本,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
    在他的「知即德」的理论下,他常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彻底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洞察自己行为的未来后果,批评并调和自己的慾望,针对更远大的目标,将之从浑沌中导入更富於创造的和谐境界,那麼对受过教育而富有社会经验的人,这种反省也许可给予他们以理想的道德标準;但对於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无法建立起他们的道德反省的意识,唯有用教育的力量,使他们不断的追求知识,增加他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才能实践善的行为。
    他一生引导青年走上较大范围的人生真理之路,以此真理来衡量一个真正人的生活。所以他说,良好生活的艺术,乃是艺术中的最高艺术。他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探求正确的个人思想以及正确的知识,重视日常道德上的各种问题。他坦白承认旧教育的变迁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他探索著在教育上建立个人道德的新基础,以代替为国家服务而训练的老观念。
    我们了解,「知德」是道德教学的范畴;「行德」是道德实践的范畴,道德重在实践,只知德而不行德,等於不知。知德者可能行德,也可能不行德,若干学者倡导「知行合一」,事实上这是一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少数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做得到,要求人人都如此,那只是一个理想。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理想根本不能实现,苏格拉底便说:「因为不能实现就坏吗?假若一幅图昼,画著一个尽美尽善的美人,你能说因为并非实有其人,那张图画就是坏的吗?最完美的理想,是批评实际的标準。」
    (二)教育目的和方法
    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求至善和品德的培养及心理能力的发展;并以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在求得至善,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至善的境界,则在致力於道德的修养,以完成理想的人格。苏氏承认客观真理之存在,同时又主张自我努力的必要;前者为知,后者为德;知德合一乃苏格拉底理想中的人格。他的用意在以道德为具体的间架,以知识为抽象的内容,而建立一表里兼賅的体系。他以「友谊」、「勇敢」、「谦逊」等为道德之概念,而人格的扩大,即繫於观念知识的充实。而「知汝自己」或内省(Insight),则为达到此教育目的之不二法门。
    苏格拉底和人讨论有关问题时,常用詰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这种方法有下列的几种特点:……怀疑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產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由怀疑而引出问题,这不是表示苏格拉底傲慢自大,或自命为智者;事实上恰好相反,苏氏本是非常谦虚的。他常说:「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个爱智的人。」此外,苏氏所谓「怀疑」是研究学问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别於古代希腊怀疑论者之所谓的「怀疑」;前者以怀疑为方法,作为探求真知的手段;后者以怀疑为目的,始於怀疑,而终於怀疑,结果则毫无所得。……是谈话方式的,这是詰问法的第二特点。在讨论时,採用谈话的方法,以辩论为技术,而寻求真理和概念的正确定义。其真理的发现,是在讨论和问答法中进行,所以有人叫这种方法为「產婆法」,为知识接生的艺术(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为知识原存於对方的心灵内,不过他自己因受其他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苏氏自比產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於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於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於不断的詰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irony)。第二、青年们要想学习,必与交谈,由交谈而建立友谊,由於友谊建立在双方的情感基础之上,这样才有助於问答的进行。於是爱求知识和增进友谊二者,构成苏格拉底方法进行中的基本要素。……;是概念的和定义的;他在问答中,想把许多模糊的概念找出正确的定义来。他常问:「何谓正义?」「何谓名誉?」「何谓德性?」「何谓道德?」「何谓爱国?」「何谓你自己?」苏氏所最关心的,便是诸如此类的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他这种坚持精确的定义,清晰的思想,及精细的分析态度,给雅典青年不少的助益。他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导,无非认为知识之目的是使概念获得正确的定义。
    苏格拉底的整个方法,是启发的(Heuristic),又可叫探求法(A method of finding)。经过归纳过程而归结到一个定义。亚里士多德(Aristatle)曾说:「归纳和定义二者,恰可归功於苏格拉底。」……(註二)罗素则称之为辩证法(Dialectic method)。不过他说,这种以问答寻求知识的方法,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齐诺(Zeno)似乎早已用过了。(註三)即使如此,在古代希腊运用辩证法较为成功的人,则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后者显然是受前者的影响。
    五 苏格拉底思想的影响
    苏格拉底为古代希腊思想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出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相继成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实在大成问题。他三人在哲学上的成就,造成希腊文化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在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相继出现,也构成了我国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在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由於儒家孔、孟、荀的继起,奠定了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永传不坠的学术基础。
    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混乱的雅典思想界,有振聋发瞶的作用;苏格拉底的人格,对於一般趋炎附势的雅典公民,也有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启示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对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影响至鉅。他对后世的贡献大致有三:
    (一)对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初步基础;
    (二)是有系统研究知识条件的第一人-建立认识论(Epistemology)的体系;
    (三)构成伦理学的体系-建立道德科学。
    关於归纳法的发展历史,在近代虽经培根(Francis Bacon)的倡导,始成为研究科学的重要方法,但不是说在培根以前就没有人用过;相反地,这种方法早在希腊古代已经有人在注意和使用它了。苏格拉底就常用这种方法。事实上苏氏的詰问法,是「综合」和「分析」相互为用的方法,本质上就是辩证法。这种方法对柏拉图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对话录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柏氏以辩证法为建设概念知识的方法,而为思想的艺术,尝称辩证法包括两个步骤:(一)综合特殊而为一个概念;(二)分析概念而用於特殊。在思考的过程中,前者即是类化(Generalization),后者就是分类(Classification)。很明显的,这是得自师门謫传。
    在认识论方面,苏格拉底应属於理性主义(Rationalism)。在古代,认识论之派别的划分虽不比近代明显,但从各哲学家们的主张中,可以找出其理论的渊源。例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理性主义者;伊壁鳩鲁(Epicurus)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应属於经验主义(Empiricism);亚里士多德虽师事柏拉图,但他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是走折衷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路线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理性(Reason),真实的知识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形式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恆的而非变动的。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近则影响柏拉图;远则对近代的理性主义者如笛卡儿(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勃尼兹(Leibnitz )等人均有莫大的启导作用。
    至於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思想,对柏拉图的影响更大,两人都属於伦理的幸福主义,柏氏在主观上认为至善即幸福,在客观上将善的概念看作和上帝相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应使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藉德性与智慧之助,变得和上帝相似,以道德和智慧为幸福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的见解颇相契合。苏氏以智慧统摄诸德,柏氏则将德目列为最高的四种-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不过他特别指出智慧在德性中佔最高的地位。但在实用方面,两人的主张则稍异:苏格拉底将实践道德建基於功利主义或权宜主义(Expediency)之上;柏拉图则放弃功利的观点,认为道德应有其独立的价值。
    另外,苏格拉底在伦理学上所持「中庸」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启示很大。亚氏认为人是理性动物,过著理性生活,追求至善的价值。至善的生活才有幸福,但幸福不等於快乐,快乐可随著道德行为而来,而是道德行为的次要结果。这和苏氏的观点颇为一致。亚氏更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有道德的修养,对於道德的评价须赖合理的态度。所谓合理的态度,就是道德的中庸观点,中立不倚,不趋极端,无过与不及(Excess and deficiency)之弊。例如勇敢在粗鲁和怯懦之间,慷慨在奢侈和吝嗇之间,谦逊在羞怯和傲慢之间。所谓勇敢、慷慨、谦逊等均是美德,本身有其适中性和调和性,既不失之於偏激,又不失之於迂缓。因过犹不及,均与中道不合。显然亚氏的中庸说,是导源於苏格拉底的。
    笔者认为苏格拉底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首先树立了西方伟大教师的风范。自西方历史中看,教师工作从开始就不受人重视,雅典叫一部分从事教师工作的人为「教僕」。他们之中有的虽具有很好的学识,但却属奴隶的身分,平时伴送主人的子女到校读书,回家后陪读;即是自名为智者的诡辩学派者,也不过是到处流浪,全赖出售知识以餬口,根本不受人尊重。当前欧美的社会里,仍视教师为教书匠,和其他的木匠、锁匠一样,教师和学生之间似乎纯粹是一种金钱与知识的交易,一点也看不出像我国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但苏格拉底则是例外:他很受青年们的敬仰。他的智慧,照亮了学生的心灵;他的勇敢殉道精神,为青年们树立了守正不阿的楷模。
    柏拉图自二十岁起师事苏氏,前后八年。苏格拉底亡故时,柏氏才二十八岁,对於老师的死,由於爱莫能助,感到非常伤心。最后怀著一颗破碎的心,开始到各地游历。苏氏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蔑视雅典的民主,憎恨无知的群眾,增强其对实现贵族政治的决心;他的名著「共和国」(Republic)的构想,可能在此时已开始在其心中孕育著了。柏氏因受苏格拉底的陶冶,变成一个酷爱智慧的青年,他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感谢上帝赐我生命,成为希腊人而不是异邦人;赋我以自由民的身分而不是奴隶;使我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柏氏这种尊师重道的热诚,完全是受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所致。因为苏氏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加之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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