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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野下的国家起源研究(20060918)


     国家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已有数千年的时间,按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的概括”,是文明发生的首要标志。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众多的王朝、帝国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国家从其发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延绵不绝发展至今。国家起源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家对远古的追思,一些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剧变,还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发生发展史研究所蕴含的重大的现实意义。
     人类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在古代,有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们主张的“本能说”,即认为国家是人类本能的“产物”。到了中世纪,有“辩神论”和“君权神授说”,即所谓的“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到了近代,出现了称作“社会契约论”的国家理论,主张国家是个人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自愿建立的社会组织。此后还有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念论”,认为“国家是地上的精神”,是“世界精神”的化身。19世纪中叶以前的国家学说大多都停留在思辨的水平上,这当中只有少数学者(如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是从同时代的社会现实来分析国家起源问题,而多数学者都是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从他们主观的价值判断来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
     随着科学的进步、西方的扩张以及世界各地文化的逐渐融合,越来越多的材料(包括近代的原始民族)展现在学者们的眼前。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带动了史前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国家起源的研究也从思辨式的研究过渡到了根据大量实物材料的实证性研究。最早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是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和摩尔根。泰勒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追溯上古以来人类文化进步的轨迹,确定了野蛮、蒙昧、文明三个发展阶段。摩尔根进而集文化进化论之大成,对国家起源研究作出重大贡献。他的主要观点包括: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人类的智力”,即技术的进步;在原始群和文明时代即国家阶段之间形成了氏族组织,存在着一个氏族制度阶段;在政治组织方面,形成了由酋长会议、军事首领和人民大会构成的氏族管理机构。而且,行政组织从以血缘为基础演变为以地缘为基础,产生了以领地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家”。
     在摩尔根等人进行人类学研究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深入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视是为了批判私有制,批判资本主义,否定它们有永恒性。他们将原始社会如何解体以及怎样转化为阶级社会的问题,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一项重要的参考值。摩尔根的重要发现使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变成了可以描述的实在。他们高度评价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成就,但又没有简单地用人类学家提供的事实就事论事。
     马克思生前曾想深入论述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社会产生的过程,为此他曾详细地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摘要。他的这一愿望后来是由恩格斯实现的。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批判地吸收了摩尔根的成果,得出了与摩尔根大体一致但又有所区别的结论。恩格斯的国家起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与氏族互不相容,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在社会分裂中产生的阶级社会所炸毁;国家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国家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国家和氏族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按地区划分它的居民,并且建立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他们研究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形成这一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归结。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人类学有了极大的发展,有关国家起源研究的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资料得到极大的充实,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可喜局面。
     在探讨国家起源问题时,除了要搞清历史事实外,还必须回答一些十分深入的理论问题,诸如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进化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特定地区国家起源的特定因素是什么;不同地区的国家起源过程是否带有普遍性的因素;国家起源的原因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是单线的,还是多歧的;如何根据古代国家的结构进行类型的划分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各国学术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国家起源理论,如“水利灌溉说”、“贸易论”、“征服论”、“人口压力论”等,可谓学说林立,令人目不暇接。应当说,历史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特点、研究方式和学术积累,其中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学科的知识。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关系只能是互相启发、互为补充的关系。比如,历史文献学中的知识缺环可以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补充,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很难复原的远古社会的社会关系可以参考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来加以复原。总之,在国家起源问题研究中,多学科知识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多歧可贵,不取苟同”(梁启超语)。今天围绕国家起源问题的热烈讨论和层出不穷的学说正是学术进步的可贵征兆。面对纷繁多样的国家起源学说,我们应当积极地汲取多学科研究成果中有益的学术营养,同时又应当以“不取苟同”的审慎态度对待诸家学说,避免囫囵吞枣,乃至忘却了我们理应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立场。随着国家起源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学说中的具体观点,有些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有些则需要修正。但是,当我们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而放弃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或提法时,不能将他们用以观察和研究人类历史的认识论和分析方法也一同抛弃。这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应当切记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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