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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壁垒及其限制(20060814)

严格的分科治学在中西学术体系里都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现今确立地位的主要社会科学,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制度与启蒙时代确立的新的思想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借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和大学制度向东方国家的扩张,起源于西方的分科化的主要社会科学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西学的强势地位使我国不少学者认为,现有的学
    科格局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即使要容纳一些所谓跨学科的探索,也必须以不损害某一学科原有的机理为前提条件。比如说,历史学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一门历时性的学问,必须以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某个事件或场景为惟一的研究对象;即便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或工具,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向读者讲述一个曾经实际发生过的事件,再现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学的这种要求并不是学科时代才被赋予的,而是讲故事的古老原型在现代的延伸。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追问:古老的原型不能发生变异么?历史学能否在引进社会科学的眼光后体现出更多分析性的特征?在我看来,如果将“历时性”、“过程感”的学科固有特征扩展一下,更多地借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不仅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展,我们对于历史文献内涵的方方面面也将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惟一的“弊端”可能会是,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学科——历史学——将变得不像以往那么“独立”了。
    还以历史学为例,尽管在一些学者那里,还能够维持借他山之石,以完善、强化历史学传统的历时性旨趣的目的,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历时性的味道已经远不如前辈来得那么浓厚。有些作品,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共时性占主导地位还是历时性占主导地位。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借助人类学的眼光,精细地再现了一个中世纪小村庄人们生活的各个侧面。作者选取的主题是人类学家解剖一个社区时常常选取的题材。在这本书里,人们很难读到传统历史学著作所习惯的主题,也不容易产生一种“过程感”。再如,我国早期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潘光旦1927年出版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一书,其初稿《冯小青考》(1922年)包含的精神分析学说内容尚少,但其研究旨趣却与后来的扩充本完全一致。1922年,他将《冯小青考》作为历史课程的作业呈交给国学大师梁启超,受到赞赏和鼓励。梁启超从未从学科属性的角度来判定这份作业合格不合格。在1927年的版本里,我们看到大量的一般历史学者无法胜任的心理学学说介绍和心理分析。或许以今天的学科成见,很快就把这本书排除出历史学之外,归为性心理学或文学研究。除了心理学学说和心理分析的内容以外,《冯小青》一书对冯小青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了很有深度的分析。按照历史研究着重解析一次性的历史事实的旨趣,这本书应该说已经达到目的了。但是,作者还不满足,还要“超额完成任务”,他试图以冯小青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古代女子——特别是知识女性——普遍的精神郁结,所以就有了此书的“附录二女子作品与精神郁结”。
    一般认为,历史学所要再现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不再重演的事件或场景。在现代学科的研究水准要求下,仅仅叙述某一个别事件是不够的。或者必须说明所选择的个别事件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或者必须说明所选择的个别事件具有典型性,足以揭示某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如何由个别上达一般,由具体问题的研究揭示社会与文化的总体特征。从这一点来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追求普遍性的旨趣就有了相通之处了。尤其是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往往把目标确定在揭示中国社会或文化的规则,与中国历史学的大目标有许多重叠之处。
    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去看早期中国社会学者的成果,可以得到不少启示。早期的社会学者往往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很注意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文献。其目的是增加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学者对于普遍的、抽象的社会理论兴趣不大,不约而同地在中国研究领域来展开社会学研究,留给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相当重要的学术遗产。我们文史哲学界提起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往往眼界不出文史哲三界,而对于社会科学界的中国研究重视不够。其实,就思路的启发性而言,社会科学界的中国研究完全可以和文史哲界的老先生们媲美。典型的如吴景超的秦汉社会史研究、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的中国宗族研究、董家遵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等。
    潘光旦的历史文献运用之多、之广,在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里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其成果的主要部分在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里均可看到。可惜的是,除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和《科举与社会流动》等极少数作品以外,他的大多数历史研究成果还没有受到史学界的注意。举一个例子,史学界皆知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论意义,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22年的《冯小青考》及1927年《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里,主要的分析材料之一就是冯小青的诗词作品,而且分析工具还是精神分析学说!其意义和水准并不在陈寅恪以诗证史之下。
    以今天的学科成见来看,早期社会学者所做的是跨学科的工作,其界限的不分明往往被看作当时学科分化不明的时代局限性。今天,我们的学科划分是够清晰了,可是换句话来说,也许是太清晰了,清晰到分析工具过于单一,材料范围狭小,连论题或论述风格稍稍“出格”都不习惯,都不能容忍的地步。
    西方学者在二战后,随着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的发展,已经逐渐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旧有的学科格局虽然没有坍塌,但是其内容与风格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如地区研究、文化研究、妇女研究都呈现出旧有的单一学科无法实现的特征。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允许多元的探索性研究,这样或许可以趟出一条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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