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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时间的考证。纂修编年体史书，编年系月非常重要，而对时间的考订就显得十分必要。李心传继承司马光、李焘等人重时间考订的传统，用多种方法考证时间顺序，成为李心传考据史学的又一特点。《要录》卷十：“许景衡守尚书右丞。”《日历》将此事系于十二月庚午，熊克《小历》则转述楼钥《宰辅题名》说：“十二月丙午，许景衡除右丞。”二书不同。李心传加案语说：“《御史台题名》：王宾今年十一月自右谏议大夫除中丞，实代景衡。《日历》十二月庚申，起居舍人卫肤敏除右谏议大夫，实代宾。庚申在庚午前十日，在丙子前十六日，不应并除右谏二员。盖景衡实以十一月迁也。又案，今年十二月朔日，诏置讲读官，而王普奏议，以为其父宾为中丞时所请，则景衡、宾之除，皆在十一月无疑。详考其故，景衡右丞之命，当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记事者误系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互差一字故也。兼《日历》于十二月庚午书颜岐左丞、许景衡右丞，则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诸书之误。”此处李心传没有轻信前人的记载，而是运用他证法、理证法将其中疑窦一一点出，最后得出自己考据的结论。《要录》卷三十二：“金人至镇江。”宗弼至京口的具体时间不详。查韩世忠碑有“相持四十有八日”，而赵甡之《遗史》中说：“世忠以四月丙申败于建康。”由此倒推，韩世忠初与宗弼相遇，当在三月戊申己酉之间。再考他书，宗弼以三月癸卯去平江，壬子至常州，则到镇江又必在壬子之后数日，这样范围越来越小，“以时计之，疑是三月十八日”。此处李心传用一些可见到的史料推断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是理证推考时间的方法。当然，理证法容易出错，因此李心传在此条最后说：“今且附此，当求他书参考。”并没有轻易以自己的理证为定论。
    李心传生活于南宋中后期，随着理学的发展兴盛，宋代的考据史学在此时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司马光等人开创的考异法，已逐渐为朱熹、黄震、王应麟等人的带有理学特色的考据史学所代替，李心传因此可以说是最后一位附考史实的大家。在《要录》考异及《旧闻证误》中，已很难见到《通鉴考异》、《长编》考异中的气象，其考史特点也无法对前人进行大的突破，但李心传的考据史学尤重对宋人说部书籍的考证，这不能不说是对宋代考据史学的独到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心传。旧闻证误[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4]邓广铭。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A].司马光。涑水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