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科学底蕴(200606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姜 涛 参加讨论
我们的讨论，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即：历史学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 一 科学与人文，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是西方近代才有的学术概念。而科学与人文的论争，更是近代科学体系形成后才有的事。英国学者C.P.斯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学者（斯诺称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一种是科技专家的文化。简而言之，这两个群体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差异，彼此不能认同。斯诺的论点引发了争议，但也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因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没有截然的鸿沟。而对科学作了较为广泛的定义后，很多学科已是有此有彼，亦此亦彼。具体到历史学的归属，究竟是科学，抑或是人文，虽说是颇有争议，但恰恰表明了它正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在历史学中，科学与人文两者的特征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人们常说，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学问。而历史学的所谓真，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人文的关怀，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学的真实，并非流水账式的纪实，而应具有宏大的历史感。人类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更是赓续不断。要从宏观上把握颇为不易，但还是必须要加以把握，否则史学著作就会变成王安石所嘲讽的“断烂朝报”。人文的关怀，是因为社会的主体是人，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没有了人性，社会不成其为社会，历史也不成其为历史。 中国传统历史学没有科学与人文的争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没有这样两个概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史学在事实上的两者相结合。司马迁的《史记》，就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完美产物，既有博大宏远的历史感，又有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 但若要问起来：对于历史学来说，科学与人文这两者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究竟哪个是第一位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科学性是第一位的。被毛泽东称作“文学家”的司马迁，首先是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光辉典范，但它们首先是史学著作，是服务于史学这个主体的。司马迁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字真言，体现了最为可贵的科学精神，道出了历史学的科学底蕴。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更是对坚持秉笔直书，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古代史官的赞颂。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纪实和求实。实事求是，是历史学永远高扬的旗帜，也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离了史实，历史学就不成其为历史学了。 二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学的科学底蕴也是无可置疑的。什么是史学方法？其最基本的，就是实证的方法，考据的方法。考据是历史学的基本功。中国传统史学之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较为详尽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首先作长编，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扒梳抉剔。传统史学颠峰的清代乾嘉学派，更以其缜密严谨的考据闻名于世。其代表人物戴震，不仅具有传统学问的功底，还注意学习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即模拟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每题先下定义，次列公理，然后解题、推论，批评宋明理学家的“理”只是意见，并非真理；并自以为这部书代表了平生学术的最大成就（参见刘大年《评近代经学》）。 很难想象，连一点考据基本功都不具备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近几年，有一位自称“热心于追寻历史”而评说太平天囯史的人，其评说对象是太平天囯，但却不承认有太平天囯，说那是个分裂割据的政权，“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的承认”，所以他也不予承认；但他承认有“太平军”，因为那是个军事实体。其实，太平天囯政权存在了十多年，“太平天囯”之称也见诸文献和各种实物；而“太平军”却是后人的称呼，太平天囯自己从未这么叫过。史实还表明：洪秀全在1843年信奉上帝教之后，直到1850年金田起义之前，始终在为宣传教义而奔忙，而其本人在敬拜上帝后，立身为人，都有很大变化，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见了他就纷纷远避。但此人却根据当时明显有误的传闻，硬指洪秀全在家时经常赌博，1844年出游天下后则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并借此抽头。这就连起码的史实都不予尊重了。这种人其实是没有资格评说太平天囯史的。因为他所说的那一套，正像连初等数论都未弄懂的人，偏要说已经证出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滑稽可笑。历史决不是任人摆布的“大钱”，研究历史必须具备史学训练的基本功，并非随便什么人就可以轻易玩弄。 三 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所谓“搞历史”的提法。在现代汉语里，“搞”是个语义来源不清的概念。大体是指“做”、“干”，甚至是“玩弄”。已故王栻教授是很不赞成“搞历史”的。记得我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复试时曾按当时的习惯用语，说了一句愿意“搞历史”。王栻教授当即很客气而又很认真地问了一句：“请问历史怎么个搞法？”这句问语使我警醒，至今铭记在心，从此不敢“搞”历史。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历史不仅可以“搞”，甚至还可以“玩”。对于有本事“玩”历史的人我不能置喙。但“玩”历史也得有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具有史学的基本功，且有被人认可的史学著作问世。就连最会“玩儿”的艺术家们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前京剧“玩票”的票友们，其唱念做功都是很扎实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所画的对象看上去都是支离变形，甚至像是随意杂乱的，但却都具有象征含义且经过精心的构思安排。你可以说他是在“玩”画，但这种玩法显然需要高超的艺术底蕴，而且直到晚年他仍有《和平鸽》那样工笔写实的杰作问世。 有些历史剧的剧作家、编导们，自诩那些剧作“真实地再现了历史”，是在“正说”历史。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不管是多么严肃的历史剧，只要是戏，它们所说的历史就只能是“戏说”，因为它们是文学而不是史学，是用形象思维，用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回答问题，所以仍属于主观的艺术创作。正说历史的，只能是历史学，只能是历史学家们的正史。至于有要“气死”历史学家的，甚至连“戏说”也谈不上，只能是“胡说”了。四 从史学的发展走向来看，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科学的影响。这也是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不同的地方。以前人们强调历史是历史科学，固然是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与近代科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人们忙于找历史规律，找必然性，要把握时代，要写“大历史”。这都没有错。但若走向了极端，就成了教条主义，成了某种决定论，甚或宿命论。因为历史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历史的发展，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表现为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再也倒退不回去了。若干总结出来的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近年来的后现代史学，据说是对“现代”史学的一种反动。与其他学科的后现代思潮一样，后现代史学也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究其实质，大体上是反映了叙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作者及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等等。后现代的思潮，应该是最具“人文性”的了，但我们从中依然可以窥见自然科学在20世纪发展的影响，尤其是量子物理学诞生的影响。 早在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发现：人们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设计来测量位置或动量的任何实验，必然导致我们对另一变量的知识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著名的不确定度关系（uncertaintyrelation，习惯上曾译为“测不准关系”）。而在此基础上，物理学家玻尔更进一步提出互补原理。其基本精神是：一些经典概念的任何确定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缺少的。 由某一经典概念（理论）定于一尊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其革命性的威力是可想而知的。 (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