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一大创见。其中，既包含着意味深长的对古史系统的具体解说，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的深刻洞见。笔者虽然自知没有足够的学识和能力来把握和阐发顾先生古史论的宏富卓见，但每每读顾先生的著述，总有一种深受启迪、茅塞顿开的惊喜和异样感觉，故不揣鄙陋将近来读顾先生著作所得启示述之一二，以求教于学界贤达。
一、求真意志：在真史与伪史之间
努力寻求并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这无疑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或天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就承认了历史是有其真相的，而且，这一真相又总是被包裹或掩藏在种种迷雾之中，历史的真相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不经意间就能发现的。如果不存在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也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同样，如果历史的真相从来没有被迷雾所包裹或掩藏，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了。但，即使是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和认识历史的真相，也必须要具备某种特别的眼光和素养。我们之所以用“某种”一词，是要表明历史学家除了应该具备一些共同的眼光和素养，如科学的方法，即“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1]（P106）之外，根据不同的历史研究对象、领域和范围，历史学家还需要具备“某种”与之相适宜的、特别的眼光和素养。历史学家一旦将这种眼光和素养运用于他的研究对象，自然便会发挥出一种拨云见月的奇妙功效，从而使其研究对象从迷雾中活灵活现地呈现于他的眼前。顾颉刚先生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典范。
那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样一种独特的创见，为何是由顾先生而不是别人提出来的呢？顾先生在他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序文中，讲得是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了。顾先生说：那是由于“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1]（P89）。具体而言，在顾先生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方面，他本人的个性是适于研究学问的，且与之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另一方面，他的环境也已给他指示出了一个研究学问的新方向，使他获得了一种研究古史的新眼光，以至对于古史有了一种特殊的了解，即“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1]（P45-46）。
然而，依实用的或世俗功利的眼光来看，上古史的研究又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学问，没有淡泊名利的思想和甘于寂寞的勇气，怎么可能会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作长年累月地钻研呢？又怎么可能钻研出一个结果并提出一种特别的主张来呢？从顾先生的身上，我们正可以最深切地体会到一种研究“无用学问”的最可贵的品格和意志，那就是“求真意志”。没有这种在常人看来是“书呆子”的品格和意志[2]（P90），一个人在学问上要有长进或在学术上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梁启超先生曾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5]（P45）顾颉刚先生亦如是说：“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1]（P28-29）顾先生可说正是一个最能力行其觉悟的人，他在古史辨领域中的建树，不仅是因为他有了这一觉悟而“敢于作无用的研究”，更因为他能够始终保持“爱好真理的热心”和对于作无用的研究工作的“不厌不倦的兴味”，这一点连顾先生本人也最是觉得奇怪的[1]（P106）。
顾先生又是一个最谦和谨严的学者。他深知“学问之大像一个海，个人之小像一粒粟”[1]（P130），他深知“学问是没有界限的”，而个人的“学问的根柢”和“考古学的素养”却是有局限和欠缺的。因此，顾先生绝不以“一个历史的全能者”自居，甚至也并不自许为“一个上古史专家”。上古史可说最是一个被各种传说和神话所笼罩而有待于证实或证伪的研究领域，所以既需要有人去做辨证伪古史的工作，更需要有人去做建设真古史的工作，而且，顾先生深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1]（P130），但古史的破坏和建设绝不是可以由一个人来包办的，因此，顾先生仅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即推翻古史中的神话传说或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
然而，无论是建设真实的古史，还是破坏伪古史，都不是想当然地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工作。前者需要考古学上的实物作为建设的基石，即“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1]（P56、P200），而后者则需要以“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作为破坏的立足点[1]（P72）；真史的建设可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伪史的推翻亦可以帮助人们明了真史。因此，顾先生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1]（P155）不过，我们切不可错会了顾先生的意思，顾先生自己所从事的破坏和建设的工作自有其特别的宗旨，他要破坏的只是伪书乃至经书中的伪古史系统，而这种破坏所要建设的却并非是“真实的上古史”，建设“真实的上古史”即“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的工作自有别人去担任，顾先生所自任者在建设“真实的中古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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