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论、回到论、发展论、验证论和超越论──当代中国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论争（上）(2006020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04 史学评论网 黄敏兰 参加讨论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坚持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然而这种主张因缺乏实际操作的手段而未能实际贯彻，因而不能避免历史学中的种种失误。新时期，历史学界提出“正本清源”，回到唯物史观。形成“早期回到论”。从早期回到论中又派生出了“验证论”及“超越论”，即主张以历史学实践去验证唯物史观以及部分地超越唯物史观。为了回应“超越论”，部分学者重提“回到论”。这种“晚期回到论”与实践性的和探索性的早期回到论明显不同。同时，各种派别都同意发展唯物史观，共同形成了“发展论”。当代历史学围绕着唯物史观展开的论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的局面。 ［关键词］唯物史观，坚持，超越，发展，验证，回到， 《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的蒋大椿的文章《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在沉寂多年的中国理论界刮起了一场飓风。围绕着蒋文的论争构成了其后两年中国学界的理论热点，而且仍将极大地影响今后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在这场论争中，新观点促进了旧观点的发展，与之共同形成了五种基本理论。 一、“坚持论” “坚持论”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这是历史学界中的一种最普遍的和最持久的主张，在官方立场上则被视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在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正如王桧林所说：“现在中国的史学家、史学工作者，不宣称自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极少，至于是否真正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是政治原因造成的。”［1］ 从历史来看，“坚持论”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建国后，中国大陆史学的最高原则是“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要历史学为政治服务。对这一点，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说得很清楚：“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本国历史，就是为党制订革命和建设的政策提供依据。”［2］ “坚持论”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形成的。何兹全说：“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3］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史学政治化有增无减。在建国前，学者们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其自主性。而在建国后的前几十年里，学者却无权选择，也别无选择。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被封锁和排斥。是否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甚至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可以说，确立“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这一原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唯物史观的地位逐渐下降。为应付这种局面，官方和“坚持论”者更加强调“坚持”，并加强了对其他理论和倾向的抵制和批判。“坚持论”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新时期”中的第一个高峰，这是针对学界普遍状况的。在21世纪初为回应“超越论”而形成了第二个高峰，这次却是专门针对一个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的，并由此而产生了两大思潮的交锋。 二、“早期回到论” “回到论”是“坚持论”中的重要部分，它是要以“回到马克思”来“坚持唯物史观”。“回到论”在中国学界许多学科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主张，在这里仅分析历史学中的“回到论”，因为它有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意义和表现形式。 在历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义的“回到论”。早期“回到论”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它是探索性的和实践性的，并从中发展出了“验证论”和“超越论”。后期“回到论”形成于21世纪初，主要针对“超越论”提出，基本上是固守传统，并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部分文本的阐释。这是两者的根本不同。在这里先介绍早期“回到论”。 早期“回到论”表现为对传统命题及其理论的重新审视。1979年兴起的“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众多学者以挑战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真正动力论”为切入口，多方面地探索马克思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80年代中期，掀起了“历史创造者”的大讨论，黎澍、蒋大椿等学者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理论是苏联人的创造，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质疑“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斯大林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原意。以上多次讨论是众多学者参与的。此外，蒋大椿独自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内容，是苏联学者将其列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中，以至于阶级斗争理论被人们普遍误认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当时一些学者试图改变传统理论，首先需要寻找突破口。他们提出要“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历史地看，“回到马克思”，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必要的，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思想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总要有一个过程，传统理论的束缚也得一步步地解除。一些探索者以捍卫马克思来批评非马克思，或者冒牌马克思。这在当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要冒极大的勇气。不过，一些“回到论”者对马克思基本上仍采取了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如吴江对黎澍所说：你的争辩“充其量不过是说'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而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还是中国古代经学家们释‘经’的办法，不是于‘经’本身有所驳难，不过于其义有所探颐索隐而已。”［4］这在当时是在所难免的。 三、“验证论” 在提倡“回到论”的同时，黎澍明确提出需要“验证唯物史观”。他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历史观的标准是历史。”“历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必须在历史的研究中加以验证，才能给历史以正确的说明。……现在通行的唯物史观体系，由于长期缺乏历史的验证，缺乏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说明，而又似乎无可改进，已经成了'永恒真理'了。”［5］他还提出：“重新认识唯物史观。”［6］黎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某种质疑。他说：“经济不能决定一切，经济决定论是不对的，思想也起决定作用，个人也起决定作用。我们研究历史的失误往往在于机械化，简单化，要么经济决定论，要么阶级斗争决定论，要么革命决定论……实际上，都能决定，又都不能决定；有时候决定，有时候不决定；这个地方决定，那个地方不决定。一定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讲，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用一个框框，一个公式去套。”［7］ 早期“回到论”中为什么又会出现“验证论”呢？这正是它探索性的表现。验证论强调要用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也是“回到论”的基本主张。正如王学典指出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的展开。它们“针对着一个问题：要用实践和历史实际来检验为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要在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离开'流行马克思主义’，走向真正的马克思。”［8］黎澍既反对“注经”，?又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注经”的研究方式。他一方面坚信真马克思，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的验证。这正是转型期学者艰苦探索的结果。 尽管“验证论”是“回到论”代表人物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两者仍有部分的不同。“回到论”是将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区分开，而“验证论”则主张对流行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的实践性的检验，其探索的意义和思想革命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王学典后来对这一理论作了一种更加具体的阐述：“至于一个地区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有没有那样几个时代，比如说，有无奴隶制时代，这是个历史学上的问题，这是个历史事实问题。因此，是只能通过实证研究、经验材料来解决的问题，不是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这就是说，某一个地区的人类社会有无某个时代，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适用不适用这个地区的历史，是两个彼此本来毫无关系的问题。”［9］ 四、“超越论” 在我国学界最早提出“超越论”者，可能是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的何兆武。何兆武说：“人们的认识永远是在前进的，是一个永远无休止的积累历程，?它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而不再前进。它永远都在脱离它原来所已经达到的那一点，不断地在超过它自己，有时甚至于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来的体系，另起炉灶。这种情形就连最严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他还说：“我国近代的新史学，从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奠基人算起，迄今恰已满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作为我国历史学的主导（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不是，以及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则另当别论），亦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其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缺欠和不足则有待于我们继续前进和超越。历史学家不应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原地不动。”［10何兆武还说：“对科学的宗教式的崇拜本身就是反科学的。”［11］ 何兆武的观点是从真理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的。蒋大椿则更明确地以唯物史观为对象，提出“超越论”。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文章指出，随着多元化史学思潮的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文章接着分析传统唯物史观，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认为，应当在某些方面超越唯物史观。 “超越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它彻底抛弃根深蒂固的圣人崇拜，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和真理观，为建立中国的历史理论打开了新思路。蒋文指出，以往人们总以为历史学中的种种的失误在于没有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因而责任不在唯物史观，而在那些没有很好地运用唯物史观的人。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发现，我们历史研究中反复出现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顽症，“其最深刻的认识根源恰恰在于存在着严重理论缺陷的传统唯物史观自身。”蒋文鲜明指出：唯物史观“是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马克思也是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不是神。马克思的后继者不能将他视为神明，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这种认识论才是我们建立历史理论和从事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而以往中国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等导师的言论出发的。史实成为了唯物史观原理的注脚（这一点已有许多学者指出）。这等于是本末倒置。蒋文旨在纠正这种不正确的做法，提出要把历史观建立在历史实践和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实事求是的实践史观。这对今后历史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蒋文并不反对坚持论，只是反对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历史观实质的盲目的坚持论，而要坚持实践哲学为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它与流行的坚持论，即盲目坚持论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