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200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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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的尘风幽幽刮过了千年，沧海桑田的变换依旧改变不了神祈喃喃不绝的耳语。暮鼓晨钟，雅典残破的石柱在静静诉说着一个古老的年代，荒烟蔓草里恍惚着一个光辉的影像。苏格拉底，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游逛，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 公元前399年，雅典的公民法庭里，一个矮小的身影毅然挺立着。面对着他一直熟悉着的民众，面对着他心中一直无比敬仰的法律，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愤激、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知道是非死不可了，但他断然拒绝了任何逃跑的机会。他是雅典城的公民，他怎能背叛毕生遵从并热爱着的城邦法律。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平静，饮鸩，微笑，苏格拉底倒下了，智慧的遵从者们满腔热血澎湃，却唯能流下两行清泪，晶莹，清澈，像苏格拉底那样，理智地纯粹，执着地美丽。“出发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吧——我去赴死，你们活着，哪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这是他的临终之语。他是带着绝对的自信走了，或者傲慢，因为与人们不同，他是到列神那里去。 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英俊高大的人。我们看看他的面貌吧——身材矮胖粗壮，烂眼睛，扁鼻子，大嘴巴，厚厚而且常常不修边幅。他最杰出的弟子就把他比作西勒努（Silenns）——一个老而又丑陋的森林之神。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神对他有所偏袒，因为神给了他智慧，他那富有才华的谈吐与高尚人格的魔力很快使人们忘记容貌地喜欢他，崇拜他。 苏格拉底给定的罪名，是因为不信任神而且以怪异的言论腐蚀青年。对此，他无法辩解。苏格拉底是一个最善于辩论的人，精明敏锐地像一个老练的猎人。他常常以似乎愚笨的话语诱导别人说出前后不符的话语，然后加以讥讽与抨击，引出真正的所谓的道德。他虽然生性温和文雅，但对于江湖上的骗子，却总是加以无情地揭露，用他的智慧戳穿他们空虚的老底。是的，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是这一次，他明白他的死不单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个人最神圣的理想追求与整个社会习俗的悖离。他热爱他的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如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所犹豫的呢？ 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这里没有勇气不勇气的问题，他绝对的理性不容许他思考这些感性的东西。他曾畅然地高呼：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是求得知识与智慧的障碍。人要唯一用灵魂与理性的眼光观察这个世界，就应该摆脱肉体的束缚。 他曾向世人宣告：“未经审判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性精彩的生活，而且宁愿为此做出种种违背习俗与得罪他人的傻事。 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他的自信没有白搭，神没有嫌弃他。从此，那小小的城邦开始发散着惊人的魅力，而且逐步绚烂着整个世界。苏格拉底，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了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 雅典的民主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而衰落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公元前5世纪的末叶，而苏格拉底本人的一生恰恰经历了民主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对民主知道的太少而是太多。简单地说，这个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终身制，甚至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抽签产生，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都可能担任各种官员，只要年龄足够大，可能担任一次甚至两次国家元首，只有将军或者某些财务官员等需要专门知识的职位才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连任。这种制度就保证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政治。（这种情况zr并不知道，即便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民主也足以让很多＊＊人士为之神往。） 但是，民主的问题出在哪里? 民主防止不了欲望的扩张，甚至有时候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越发达，在外部反而更表现出一种扩张的趋势，雅典就是如此（今天的美国何尝不是如此呢）。另外，在失去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之后，民主防止不了任意。雅典民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它有一个富有远见的领袖——伯里克利的时期，伯里克利能够用他的经验、见识和智慧劝导民众。但是当领袖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煽动家、蛊惑家的舞台，而民众则像羊群一样随之而去。尤其让苏格拉底耿耿于怀的是，民主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完全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但多数并不真正拥有智慧，而只是拥有意见，苏格拉底对流行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起的，而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作出反省和质疑，所以他从“知识即德性”的命题出发，希望在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上，即政治事务上实行一种知识的统治和智慧的统治。基本的一个前提信念是：既然舵手、鞋匠等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那为什么恰恰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政治事务上却不需要一种专门知识呢?这是他批评民主的一个内在理由。这样，哲学，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就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如我们说一支舰队的速度就是最慢的那只舰船的速度。 迄今没有逾越的奇迹即民主的奇迹和哲学的奇迹，这可能是雅典提供给今天人类最好的东西，但恰恰是在这两个最好的东西之间发生了冲突，而苏格拉底就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褒贬问题，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在最高的层次上发生的悲剧，并帮助我们认识两者的性质。即使是在它们各自最好的形态中，可能还是会发生冲突。 我还想说，这种冲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根深蒂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一方面人不可能不结成共同体生活，不能不建立某种政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些天赋的差别，尤其是志趣和追求的差别。我们拿古希腊作个比方，大多数人都从事手艺、商业，还有一部分是比较出众的人，一是政治家，像伯利克里，一是艺术家，比如剧作家和诗人，还有一种就是哲学家，那么这几种人的关系如何?其中包含几种关系，一个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也就是大众和精英的关系，还有就是少数之间的关系，少数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行动的精英”和“思想的精英”，前者主要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后者可能就是哲学家和艺术家。在那个人命关天的冲突中，可以说苏格拉底几乎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只要看看控告他的三个代表人就可以看到——分别是诗人、修辞家、手艺人兼民主领袖。可能在现代社会中艺术家会和哲学家结盟来反对政治家，而在古代雅典，艺术家却是站在政治家一边反对哲学家的。这也许因为那时的艺术家主要是剧作家，剧作家也是非常民主的，戏剧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民主的，它要通过赢得观众来夺取桂冠，观众说好它便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是民主的。因此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剧作家也很反感，所以，艺术家、政治家、手艺人都是苏格拉底的对立面，可见他是很孤立的，而一个追求完善的人也注定是很孤立的。哲学家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这样我们能看到一点苏格拉底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而被处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