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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何以成为西方?(20060128)

如果把人类文明的发展比做一场马拉松的比赛,那么可以说,我们常常提起的四大文明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的,然而终有一天,西方成为强势文明以压倒性优势超越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他带着坚船利炮踏上东方的土地时,相信我们心情是很复杂的。不过我们在被迫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到西方文明高出我们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军事工业,背后还有科学技术、完善的宪政制度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文思想。心服口服的同时,想必我们内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会在西方成就如此辉煌又迥异于东方的高度文明?就好象马拉松赛道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我们领先,然而在最后冲刺阶段西方文明却象脚底装了弹簧似的,几个箭步就赶上我们并很快将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使我们困惑的是他何时获得如此巨大的动力?换句话说:西方何以成为西方?
    学术研究往往需要面对几个W的提问:who,what,when。但尤其一个why让人挠破头皮。西方文明不同于东方文明最根本的在于民主自由的观念,如布雷斯德所言:“我们来看一看东方文明的缺陷,有许多至为重要的东西是东方没有的,……我们所说的自由并不为东方人理解;我们所说的‘民主’——人民统治,是东方人从不曾想过的……”(《文明的征途》P183)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起来应该是希腊爱琴文明,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始于公元前2000年,而在此之前,从埃及大金字塔时代(公元前3000年)算起,从埃及到中东,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迦勒底帝国、波斯帝国一个又一个面具相似的东方王朝走马灯似的更迭着,那时的西方还是一片沉寂,即使是后来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化也因与近东有很多的往来联络,可视为东方文明的延续。然而仿佛如母体中的胎儿究竟何时确定了性别一样,何以在希腊半岛亚该亚人南下、克里特文化西迁迈锡尼之后,会孕育出一个迥异于东方专制的高度文明?
    正如法国学者韦尔南所指出的要研究西方理性思想的起源何以最先在希腊产生就必须探讨引导希腊从迈锡尼王宫走向城邦的全部条件。这首先还得从克里特文化说起,通过海上交通与东方文明保持密切的联系,克里特文明与东方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岛上最大的建筑不是肃穆的神殿而是华丽的王宫。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差异:这里没有一个强大的祭司阶层和壮丽的庙宇,不象在古代东方那样,祭司们竭力去统一形态和观念,伸展其势力和影响于宗教观念之上。这从某种角度多少意味着——人很早就和神划清了地盘。这一点小小的差别对后来神话和宗教的分离多少将产生一些影响。
    迈锡尼文明的社会形态几乎是东方王朝的翻版,它有着东方专制独裁的许多特征,它虽然已有了出于军事防御的城堡,但并不属于后来的城邦文明而是因袭于东方的王宫文明:
    国王(神王)瓦纳卡完全是极权式的人物,处在社会组织的最高层,集政权和王权所有职责于一身,几乎包揽一切。
    文字和宗教祭礼一样是不公开的,是一种口头文化,由一种书吏阶层专门负责文字使用和档案管理。
    这样一种东方式的王宫制度的确是一种出色的权力手段,它使国家能对一片辽阔的领土进行严格控制,把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不过好景不长迈锡尼文明很快被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毁,多利安人没有文字,却拥有铁器,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文明衰落了,被摧毁的如此彻底以至文字也失传了。
    一场蛮人的入侵,将迈锡尼打回原形,然而妙就妙在由此将希腊人身上遗留的东方专制的毒素涤汰干净,无心插柳赋予了希腊文明一股崭新的活力,王宫制度的消亡在希腊社会政治诸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王瓦纳卡消失了,王权不复存在,人们开始学会通过辩论解决权力冲突,平等的精神和观念由此深入人心;王宫被毁,公共集*会广场开始成为了城市建筑中心,并发展成为城邦;古希腊文字失传,书吏阶层的消失,从腓基尼传承过来的文字具有了公开性,成为一种书写文化,话语地位不断提升,由此产生了法律;社会生活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宗教失去了以往的神秘性,已经完全公开,由官方组织一切祭祀活动,宗教崇拜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吴晓群博士曾指出:希腊城邦的真正涵义或城邦存在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于它的军事功能,而是各种通过在公共空间里举行对神的崇拜活动赋予了城邦存在的合法性、神秘性,换句话说城邦所以成为城邦在于它是一种信仰的共同体。的确,如吴博士所言希腊祭神的仪式相当繁多,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祭神崇拜的活动也仅仅止于仪式。他们为神建造了高大雄伟的神殿,也建造了无数用于崇拜的祭坛,但却并未在心中给神留下位置。“希腊的虔诚、希腊的宗教以及不可胜数的书文主题似乎表现的是仪式、节日、游*行、竞赛、神谕或者献祭(简单的说是行为),而且其传说与神话的主题是关于诸神活动的实例,而非抽象的教义。……希腊人所缺少的是一套系统规范出来的信条,一种教义和信仰。”(《希腊的遗产》P4)
    正因为宗教已沦为一种形式,神话也开始与宗教分离,一方面向文学靠拢,更加系统化,一方面神话中富于理性的内容被米利都的普罗米修斯们借来照亮了哲学。泰勒斯、赫西俄德们对奥林匹斯的大神雅典娜恭敬的朝拜,却并不妨碍他们海阔天空的寻思宇宙的起源。总之如韦尔南所言:
    “公元前12世纪,在闯入大陆希腊的多利安人部落的推进下,迈锡尼势力土崩瓦解;在那场依次席卷派罗斯和迈锡尼的大火中,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摧毁,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神王这个人物从希腊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迈锡尼制度的瓦解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政治、社会历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希腊人本身,改变了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和某些心态。此后希腊又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希腊的中世纪’的漫长而黑暗的隔绝和恢复时期,但从那时起,神王的消失就为黑暗时代之后出现的两种相互观念的创新做了准备这两种创新是: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希腊思想的起源》P2)
    不过还有最后一个因素是韦尔南所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希腊是一种航海文明,从东方小亚细亚到意大利南部、从黑海北岸的奥尔比亚到色萨利、马赛等地都紧靠着大海,如芬利所说拥有“物质上的一致性”。与东方农业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不同,航海生活发展了人独立不羁的个性,对于个人的主动性和人的欲望、意志和创造能力,航海生活是一种强烈的激素。正如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书中所说:
    “海上生活常常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航海通商和跨海殖民的生活,也较易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
    航海的人民四处奔波,能够亲身接触形形色色的异态文明。对于早已不知不觉地习于广采博纳的心灵,从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框架里走出来,步入一个较少偏见、敏于比较、重新选择的精神境界,是十分自然的。”(《神话与民族精神》P269-270)
    综上所述,东方文明的蕴育加上多利安人无意的扫荡之功以及海上生活对民族精神的砥砺,使黑暗时代之后的希腊乃至后世的西方文化注定将不会再简单的克隆古老的东方文明,西方已重新站在文明的起跑线上,不过这条道路将不再通向东方式的专制、独裁,而是通向科学、民主和自由,如今他活力四射,朝气蓬勃,历史终将证明——他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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