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雅典民主政治——读《雅典政制》与《政治学》（2005111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6 北大史学论坛 彭勃 参加讨论
| 题记：本文重点论述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缘由和基础，其中对前人的观点有一定的总结 ，另外试图从公民权及民主意识这一角度着重提出一些个人观点。而对于其内容、衰落及意义等则略写。 在世界古代史进程中，论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古希腊的雅典城邦。“雅典是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摇篮”，也是古代西方哪个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其民主政治在两千多年前便达到惊人的深度与广度，可谓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也就不难理解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的公葬仪式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热情歌颂了。他说到，“我们生活在一种并非效法我们邻人的政体之下。相反，我们自己与其说是别人的模仿者，不如说是一些人模仿的楷模。……一句话，我要说我们的整个城市是希腊的学校。” 伯利克里的歌颂是有客观依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与《政治学》中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十分详尽的论述，在此不作过多引用，只能概述一下其民主状况。 在雅典等城邦所建立的民主制实行多数人参与政治。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表现在国家政权组织机构方面，所有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利机构，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公民大会定期召开，任何公民都有创议权，在会上自由发言和讨论，公民集体商议决定国家一切大事，最后决议以简单多数票通过；所有其他国家机构或是公民大会的派生物，或直接对其负责。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公职有拈阄决定以便公民轮流当政；所有公职实行短期任制，担任公职完全没有财产资格限制或很低。为了吸引和保证贫穷的公民担任公职和从事政治活动，国家发放公职津贴。在这里应当指出，只有公民才能享受民主权利，所以雅典民主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鲜明的阶级性，这另当别论。 总之，民主政治在当时的雅典呈现出一派辉煌，但其成因和基础有时什么呢？古代非专制统治何以在当时当地上演了一幕幕最为精彩的戏剧，对于这一问题，近现代学者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基本上不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一。 自然环境的影响。希腊这一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割裂，如要统一成为一个帝国，显然要求比大河流域高得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人自身的政治组织能力。因此，时至铁器时代，历史依旧让这里的城邦们维持着小国寡民的舞台，而其中有一部分城邦演出一幕幕民主政治最为精彩的戏剧。 二． 自由小生产相对稳定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之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之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又说到，“自耕农的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和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自由的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相当发展。提洛同盟中雅典挪用岁币大兴土木，带动社会经济兴旺发达，使得平民队伍不断壮大，力量日益壮大，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三． 商品经济迅速、高度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滋养的结果。而海外贸易的发展，又是当时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生产力高度不平衡所促成的。除了古代东方国家，希腊各城邦，腓尼基各城邦及其殖民地等以外，两海沿岸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它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还未完全分离，自己多半还不能生产比较高级的消费品，但它们已有吸收外来商品，并输出剩余的粮食、皮毛和奴隶等以与外来商品相交换的条件。雅典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外在条件的影响下，商品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并通过阶级斗争而建立了它特殊的上层建筑——奴隶主的民主政治。 四．军事方面平民力量得以不断壮大的结果。当时以第三等级公民为骨干的重装步兵在公民军中起到主力作用；希波战争期间和战后，雅典大力发展海军，建造舰队，第四阶级公民纷纷参加海军，增加了平民的力量，奠定了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对此连反对民主政治的伪色诺芬对此也有所肯定：“首先我想说，在雅典贫苦和普通的公民较之贵族与富人还要公平地享受财产，因为正是公民开动了舰船，赋予国家以力量……就是这些人比贵族更多地国家带来了实力。既然如此，那么在现行抽签选举或举手表决的条件下，一切人均有担任国家官职的权力以及给所有公民以发表意见的机会的作法便认为是正确的。” 五．梭伦等人的个人作用，这也是不容抹杀的。就梭伦而言，《雅典政制》中对梭伦的刻画 十分细致。如“因为人民期待他制定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希望或则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则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的办法，拯救国家。\'\'正如梭伦在诗中所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用僭主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亦不愿让君子与小人在我们祖国竟然享有同样的一份沃土。 古希腊的雅典出现了高度的民主政治，和其他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都不是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诚然以上所述几点都有其作用影响，但在此我只想就民主、自由意识方面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前面已经提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有其自身的阶级性和局限性，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凭着自身作为公民集体的一员。据统计，雅典到鼎盛时期，成年男性公民也不过四万人左右，只占少数部分，这是就人数而言。然后就公民权的获得而言，《雅典政制》中详细介绍了取得公民权的过程和要求 ：“先行宪法的形式如下。凡父母双方均为公民者有公民权，公民在十八岁时在他们村社的名簿中登记。当他们登记之时，村社成员对他们宣誓投票，作出决定。首先，他们是否达到法定年龄，如果未到便复归儿童之列；其次，这个候补人是否为合法出生的自由民；然后，如果投票结果认为他没有自由民身份，他得向陪审法庭申诉，村民有自己人中选出五人对他辩论，如果判决他无登记权，国家便把他出卖，但如果他胜诉，村民必须让他登记。……他们便成为普通公民集团的成员。”从中不难看出，即使是成年男子要取得公民权也是得颇费一番周折的。 这种现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难以理解，要成为一个正式的雅典公民缘何如此困难？这就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差别问题。现代社会的人只要拥有一国国籍便可称之为某国公民，而在当时的雅典含义则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他得出这样的结论：“1。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那是一个城邦的公民；2。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自足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城邦实质上是按公民集团划分的。换句话说公民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这也就体现出公民的尊贵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凡是能够参与城邦官职和光荣（名位）的人是最尊贵的种类。”所以荷马有句诗写道，“视我非类兮夺我光荣。”可见，当时的雅典公民形成了一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并且将参政当作一项生活的必需。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只有我们在把不参与公共事务看作是一无是处的人。‘另外，只有公民才有权获得土地，靠经商致富的人再富也没有那种集体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和优越感是建立在参政和享有公民权基础上的。而这两者当中参政又是最基本的要求，不参政即被剥夺公民权，那种集体荣誉感和优越感便不复存在。如雅典法律中涉及建立僭主政治的那一条“任何人为了外达到建筑政治目的而起来作乱者，或任何帮助建立僭主政治者，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应被剥夺公民权。”另外，“有的公民漠不关心国事，听任自然……因此梭伦指定一种特别法律对付他们，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时，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而不成为国家的一份子。” 总而言之，为了始终成为城邦光荣的一份子，为了保持那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当然也为了自己的现实经济利益，雅典公民便有了参与政治，成为专业政治家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 以上是从公民权这一角度阐述起强烈的民主意识，尤其是参政意识的原因。下面我试图从教育和史前社会与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结构的影响这两个角度补充说明以上观点。 我认为，雅典公民的早期教育在其自由、民主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可是，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国民教育——这一端也正式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整体的基本精神——这终究是不行的。”“大家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1。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治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制（及其生活方式）。同某些目的相符的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势力。”我们可以的出结论，雅典公民的教育包含有浓厚的民主、自由因素，带有对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意味，因此由它塑造的人民性格对于民主政治而言意义重大。 另外，雅典革命强烈民主意识的形成是和他们史前社会和早期国家组织机构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瓦解基础上，希腊进入了所谓军事民主制阶段，同时存在着王、长老会议和民众大会三种权力机构。 当时王的权利虽日渐扩大，但另两种集体性的权利机构始终存在，并构成王权的制约 因素。建立城邦或城市国家后，军事民主制的组织机构蜕变为国家机关，氏族部落首领转变为王，长老会议变为贵族会议或元老院，民众大会变为公民大会，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程度 不同地发挥着作用。当时，王掌握着国家大权，王位实行世袭制或带有世袭倾向，但希腊的民众仍有权拒绝不合适的王登位；贵族会议和元老院作为王的咨询机构，同时也有一定权力；公民大会则握有决定战争和平等权力。而且，雅典是典型的由氏族制度自身解体而产生的城邦。所以，从雅典等早期希腊城邦来看，承袭了浓重的原始民主传统，同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也保存着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平等观念和法治精神。雅典人对僭主政治的憎恨厌恶，不只反映了僭主和暴君的专横暴虐引起人民的愤懑，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在传统思想影响下长期积淀的酷爱自由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所有这些，无疑是促成民主产生和发展的有利的社会和思想的基础条件。 综上所述，我认为雅典公民那种在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 作用下而形成的强烈的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 意识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而且说至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层面。而同期的中国﹑印度﹑埃及等亚非较有影响的国家，传统王权观念根深蒂固，宗教迷信盛行，王被神化，历代的统治者都宣扬君权神授说，国王在中国乃真龙天子；在埃及是太阳神之子。这些为国王的专制统治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在上述情况只能产生君主专制，不可能出现类似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当这种制度处于上升阶段时，他在调整自由民内部矛盾，在促进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弱点在当时是无法克服的，即它无法防止“民主”，以及它的孪生姐妹“自由”走向极端化。其实，早在民主制的“黄金时代”，它即已露出了极端化的倾向。比如说，本来是为了预防僭政的陶片放逐法，逐渐变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的雅典当政有好多遭受放逐，不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更不问其对邦国有何功劳。这当然不是权利正当的行使，而是滥用民主的权利。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批所谓“平民领袖”的出现。他们表面上高喊“平民至上”的口号，俨然是民主的旗手，其实都是 民主的蛀虫。苏格拉底批评过这种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对其批判得更厉害。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人人都可以自行其所欲并不是真正的只有，允许侵害别人的自由正是误解了自由的意义。”随着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绝对平等与经济上不平等的矛盾的尖锐化，雅典民主政治走向了极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穷人剥削富人。”雅典民主政治也正是在这种极端化中走向了衰落。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昙花一现，它有起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公民的范围内，人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培养了公民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促成了思想的解放。它对随后兴起的罗马等帝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它依旧是民主思潮的泉源。其提倡的民主﹑自由精神构成了古代西方文明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人类发展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书目：《雅典政制》 亚里士多德 著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著 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 著 〈〈伊利亚特〉〉卷九6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世界古代史研究〉〉1982年 〈〈历史学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 世界历史卷〉〉上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