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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

中国封建史学行经清乾隆、嘉庆时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考据大潮。考据之风席卷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学、历算学、金石学、舆地学等各个学科,成为整个学界的主潮。风气所趋,不用说读书人“竞为考订”,就连清室帝王、达官显宦甚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摇头晃脑地跟着学者们说几句考证的“行话”。
    面对汹涌的考据潮,章学诚(1738~1801)不畏同行“隐恨”和谩骂,独立潮头,大声疾呼:“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1]。在给考据学大师钱大昕的信中,更是一针见血地说:“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2]。在章学诚看来,考据学风最大的流弊是脱离现实,专事训诂,“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3]。如此学风,禁锢了学人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创见,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使向来为安邦治国服务的史学成了“竹头木屑之伪学”[4],完全背离了史学经世之要旨。
    章学诚出于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在呼唤学人奋起挽救学风的同时,自己不惜“乖时人好恶”、“逆于时趋”,以“六经皆史”为纲领,以“史学经世”为宗旨,向主宰学界的考据学风发起挑战,对考据学的观点、内容、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抨击。在毫不妥协的批判过程中,建构了以“史学经世”为核心的史学理论体系,最后结撰成体现他全部学术思想和史学价值观的《文史通义》一书。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及其史学理论,对史学经世思想的复兴,对清朝中、后期的启蒙思想家之变革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5]
    (一)
    公正地说,清乾嘉年间盛行的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不可抹煞的学术地位。许多考据学家凭借深厚的考据功底,在对古籍辨别真伪、校勘讹误、注疏训诂、补辑遗阙、订正史实、考镜典制、整齐故事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后人阅读、研究古籍扫清了许多障碍。对此,章学诚是清楚的,他严厉斥责全盘否定考据学的袁枚为“丧心病狂”[6]就是佐证。所以,章学诚批判考据学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针对繁琐考据学风给学术和社会造成的流弊。细察其锋芒所向,是多方面的,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端:
    第一、尊经抑史。自西汉以降,经史分野始泾渭分明。至宋明时期,理学家崇尚心性义理,纷言“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更甚者诬读史人是“玩物丧志”,结果使“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当清考据学风盛行后,尊经俨然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史学庶几无人问津了。正如江藩所言:“自惠(栋)、戴(震)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之下茫然不知”[8]。
    面对如此尊经抑史的文化传统和严重现实,对酷爱史学、深谙史学经世功能的章学诚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六经皆史”,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上》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道出了他的这一学术心声。此绝非感情用事,也不是要以史抑经,而是旨在去除人为地给经书涂上的神圣光环,使人重新认识经书亦是史书的本质属性,和史学一样发挥经世作用。这一思想贯穿于章学诚一生的学术探索和学术批判之中。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致孙渊如的信中,他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9]继之,他花费四年左右时间,撰写了《经解》、《原道》、《史释》、《易教》诸篇,深入、系统地阐释六经本是“先王政典”的基本特征,诸如:“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0]。“古之所为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11],“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伦为世法耳”[12],等等。
    很显然,在他眼里,六经之所以“皆史”是因为其是先王的“政典”,而这些政典是用以“经纬世宙”的。六经开始被称为经,并非尊称,不过是“义取经伦为世法耳”,故六经的根本价值在于“经世”。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至嘉庆五年(1800),即章学诚辞世的前一年,撰成《浙东学术》篇,他推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宏论。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13]离开现实去谈古代,离开人事而空谈义理,只是空言著述,绝达不到经世的目的。作为学者不懂这个道理,就不配谈史学。这辛辣的嘲讽表明了章学诚对脱离现实、专事训诂的考据学风和那些考据学家强烈的愤慨。
    章学诚还从学术源流上详加论述“史之起源,实先于经”、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等观点,对批判考据学派尊经抑史的错误倾向也收到积极效果。
    第二、“舍今求古”。这是乾嘉考据学又一突出弊病,自然也是章学诚着力抨击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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