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与永恒——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普遍主义基因（上）（200511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32 世纪中国 马德普 参加讨论
| “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西方文明的特征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又译：普世主义）。[1]不过，他讲的这种普遍主义，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目前，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特征已为学界所公认，[2]但是，这种普遍主义来自何处，它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什么联系，则常为学界所忽视。本文试图从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即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探讨一下西方文明中的普遍主义基因是如何形成的，以便帮助我们认识整个西方文明的普遍主义性质。 普遍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世界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或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价值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有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作为方法论，普遍主义就是喜欢抽象地看问题，喜欢从某种超时空的抽象前提推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并且把一般看成脱离个别而存在的东西，认为抽象的或普遍的才是真实的。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普遍主义主要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他们通过对本原和永恒的探索，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普遍主义基因。 一、万物与本原 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是米利都学派的奠基人泰勒斯，他第一次用非神话的形式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或原始要素是什么的哲学问题，并用有形的、具体的东西——“水”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水是万物的始基（有译“本原”、“原则”等）”这个命题，虽然现在看来显得极为简单和粗陋，但是，这却是古希腊人对自然认识的一大飞跃，是人类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一大飞跃。这里的“水”尽管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有形的、特殊的具体事物，然而，它已经被赋予了抽象的、普遍的性质。在大多数人的意识还都局限于自然界具体事物的发展水平下，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的。 “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是一个哲学命题，西方人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就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一段话揭示了这一命题的哲学意义。在谈到为什么哲学从这一命题开始时，黑格尔指出： “因为藉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卫的存在体。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的离弃，一种对直接存在者的离弃，——一种从这种直接存在的退却。希腊人曾把太阳、山岳、河流等等看成独立的权威，当作神灵崇拜，凭着想象把它们提高到能够活动、运动、具有意识、意志。这种想法使我们想象到一种仅属幻想的影像，——无限地、普遍地予以生命和形象，却并无单纯的统一性。有了那个命题，这种狂放的、无限纷纭的荷马式的幻想便安定了，——无限多的原则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这一切认定某一特殊对象为自卫地存在的真实体、为独立自卫高于其他一切的力量的种种概念，都取消了；因此确定了只有一个‘普遍’，亦即普遍的自在自卫的存在体，——这是单纯的没有幻想的直观，亦即洞见到只有‘一’的那种思想。”[3] 黑格尔的这段话自然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对泰勒斯命题进行解读的。不过，这也说明，即使在泰勒斯那里并没有唯心、唯物的明确区分，或者说，即使他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表述这一命题的，这一命题本身也仍然蕴含着走向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因为，把万物归结为“一”，把这个“一”视为万物的本原或始基，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这个抽象的“一”或“普遍性”是真实的、自在自卫的和能动的，而具体的、特殊的存在物则是偶然的、派生的和被动的。“一”是不变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而万物则是从“一”中产生的东西。这无疑颠倒了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实际上，后来的柏拉图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就是循着这一思维逻辑滑向客观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从泰勒斯的这一命题中引出的就是这样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一切其他事物均由这个‘一’产出，因而‘一’永远是一切其他事物的本体，特殊的存在只是由一种偶然的外在的规定而产生；同样地，一切特殊的存在都是变灭的，就是说，要失去‘特殊’的形式而再变成‘普遍’，再变成水。”[4] 黑格尔的上述两段话，既把西方哲学从其源头就蕴含的普遍主义基因揭示了出来，同时又把这种普遍主义固有的谬误暴露得一览无余。 不过，泰勒斯从万物的本原中寻找存在的普遍本质，并通过对这种普遍性的把握来认识和把握无限的具体事物，这一点不仅为后人开启了哲学思辨的大门，而且，这种追求普遍性的思维路向也为后来自然科学的诞生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因为，自然科学是以认识自然事物的普遍规律为己任的，没有人们对普遍性的思考和追求，没有从个别抽象出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思维能力，恐怕自然科学是难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然而，泰勒斯发现的普遍性是一种不彻底的普遍性，甚至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或叫“伪普遍性”。因为，哲学上真正最高的普遍性虽不是不可言说的，但决不是能够用特殊的、具体的东西来表达的，其表达本身必须是普遍性的，即非特指的和能够涵盖一切的。然而，在泰勒斯的普遍性中，正如黑格尔所说，“水并没有感觉的普遍性，却只有一种思辨的普遍性。……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5]其实，这里的“水”即使是一种概念上的普遍性，它仍然是一个仅包括一类事物的普遍概念，而不是一个包括所有事物的普遍概念。这样的概念，相对于真正体现世界统一性的普遍概念（如“实体”、“物质”等）来说，仍然是一个特殊概念。所以，泰勒斯的这一著名命题，一开始就蕴含着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来指称普遍性的东西。其结果，虽有追求普遍性的愿望，但并没有能够真正揭示和认清普遍性本身。泰勒斯的这一思维误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范例，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显性基因。我把这称作“泰勒斯误区”。后来西方思想中的许多普遍主义体系，都或多或少犯了这种思维误区的错误。比如，无论是基督教，还是自由主义，它们在追求普遍性的努力中，都或多或少用特殊性冒充了普遍性，因而有人称之为“伪普遍主义”。 泰勒斯的朋友或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试图摆脱泰勒斯的困境。在他给人们留下的古希腊第一部哲学著作——《论自然》中，他没有用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他所想象的普遍的或本原的东西，而是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无限（有译‘无限者’）”。在他那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无限”具体指的是什么，但他似乎指的是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一种无穷无尽充盈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万物都由它而生，最终又都复归于它。这种“无限”具有永恒运动的性质，通过这种运动分离出了不同的实体，最初是热，其次是冷，冷热的相互作用演化出了天体、地球、生物乃至人类。 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对泰勒斯是一个不小的超越：第一，在追求普遍性的历程中，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泰勒斯的误区，摆脱了具体事物或特殊事物对思想的束缚，使思维的抽象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思想对普遍性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的“无限”概念虽然仍显笼统和模糊，仍缺乏科学性，仍然没有揭示最高的普遍性本身，但它已不再指任何特定的事物，已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某种性质。第二，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对运动、变化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他不仅把“无限”看作是永恒运动的，而且它的运动还具有某种演化和进化的性质，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猜想到了人是从海洋生物（即他所说的鱼）中演化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梯利把他的生物学说称作是“进化论的先驱”[6]。而罗素更赞扬说：“凡是他有创见的地方，他总是科学的和理性主义的。”[7]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在普遍性的追求上比他的老师倒退了一步。和他的老师一样，他也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唯一的、无限的，而且他还继承了他老师的永恒运动和变化的思想。但不同的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是抽象的、不代表具体事物的概念，而阿那克西美尼则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气”。这种气通过凝聚和稀释形成各种实体：当它很稀的时候，就形成火；凝聚的时候，就形成风、云、水、土和石头；别的东西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这无疑是陷入了“泰勒斯误区”。 米利都学派思想家对事物本原的探讨主要关注的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质料问题，而此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则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世界万物的形式和关系问题上。由于他们发现事物的量度、秩序、比例、变化和状态等都可以用数来表示，所以他们推断，没有数就没有关系、和谐、秩序和规律，并进一步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是真正的实在，是事物的元素或根基，一切其他东西都是数的表现，整个宇宙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拼凑各种证据，牵强附会地把各种事物都用数来比附，甚至连爱情、友谊、正义、德性、健康等都认为是建立在数之上的。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讲的数中，特别重视“一”这个数[8]，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得一切形体”。[9]一和二或奇和偶被视为数的元素，按照黑格尔的解释，“一”是同一，普遍性；“二”是分别，特殊。二是一的对立物。毕达哥拉斯学派从“一”和“二”的对立中进一步规定了十个对立，[10]即：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与斜，并认为一切事物都可还原为这十个对立。“一”和“二”的统一是“三”。由于任何有形体都是三元的（也即三维空间的），所以，凡是圆满的，或具有实在性的，都是在三元中的。一、二、三的关系基本相当于黑格尔后来讲的正反合的关系：一代表开始、有、单纯者；二代表中间、殊异性、杂多性；三则代表完成、终结，代表一和二的统一（1+2=3）。所以，“三”被视为第一个圆满者。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要比米利都学派复杂得多。他们讲的“数”是比阿那克西曼德讲的“无限”更难把握的一个概念。用亚里士多德引证柏拉图的话说：“事物的数学性质存在于单纯的感性事物与理念之外，存在于二者之间。它与感性事物有别，因为它（数）是无限的（一种非感性的东西）和不动的（不变的）。它与理念有别，因为它包含着多，因而能够彼此相似；每一个理念（普遍，类）对于自己都只是一”。[11]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概念或理念的本性是内在的，而数表示的是外在的空间形态，因此数最不适于表示概念、理念或本质、本原等内在性的东西。但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硬是把数当成了原始本质或绝对概念。这实际说明，他们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再一次陷入了误区，只不过这一误区与“泰勒斯误区”有所不同，而与阿那克西曼德稍有相似。也即，他们不是像泰勒斯那样用具体物质去表达万物的普遍本质或本原，而是像阿那克西曼德那样用某种普遍属性来代替作为本质或本原的普遍性本身[12]。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是“泰勒斯误区”的另一种更精制的形式。 黑格尔曾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是实在论哲学到理智哲学（实即唯心主义哲学）的过渡。这一点讲的非常准确。确实，从产生万物的“一”（元一），到柏拉图的最高理念，也只有一步之差。这个没有物质内容的纯粹形式的“一”，作为绝对概念，作为万物的本原、真正的实在，是很容易让人想到创造万物的绝对理念和唯一的神——上帝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甚至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三”的观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至于“一”所体现的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内涵，也最形象地突显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特征，以及普遍主义对“一”和“同”的崇拜。 当然，从把有形的、具体的一种物质（水、气、火等）作为万物本原，到把更抽象的纯粹的“一”作为万物本原，这本身也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一个进步，这个进步的结果之一就是推动了最抽象的科学——数学的发展，毕达哥拉斯也是以数学的成就（直角三角形定理）而闻名的。 二、变化与永恒 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中，最早把运动变化提升到思想体系中心地位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虽然也讲到世界的本原问题，但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动变化。下面一段话概括了他的基本思想：“宇宙并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人造成的，它过去是、现在是、而将来也是一团永远活生生的火，它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燃烧和熄灭。”[13]这就是说，他看到世界是处于永不止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不仅如此，更为可贵的是，他还看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性质，以及对立面的斗争对事物变化的决定作用。他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14]然而，虽然赫拉克利特非常强调运动变化，但在他的思想中依然没有放弃对普遍性、同一、本原或基质的追求，只不过这种普遍性的东西由其他人讲的水、气等变成了火，而这种火是永恒运动的；另外，就是他看到了运动背后支配运动变化的是不变的、永恒的东西，那就是逻各斯（道），亦即规律，他把这个逻各斯有时又称为“一”、“唯一者”、“理性”、“命运之神”、“必然性”等。正如罗素所说：“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科学正像哲学一样，也要在变化的现象之中寻找某种永恒的基础”。[15]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最强调变化的赫拉克利特也没有忘记对永恒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