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33 史学理论研究 侯云灏 参加讨论
| 三、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重视 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指导的、作为共和国政纲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就规定了新中国的基本性质。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要求树立尊重劳动的观点、工农的观点。劳动创造了人并且创造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并且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0]因而要牢固地树立这样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由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新中国是在推翻了以往剥削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它要一反过去的观点，以标明新旧之区别。正如范文澜所说：“过去的历史是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21]比如过去强调历史是帝王将相等英雄创造的，现在则反之，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过去认为农民起义是暴乱、农民领袖是盗、寇，现在则反之，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过去以朝代划分历史，现在则反之，主张以农民起义来划分；过去是王朝史体系，现在则反之，主张建立人民史体系等等。这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理论框架，[22]恰恰是以人民群众为重心的历史体系。 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20世纪以来，历史学家的目光开始下移，帝王将相、圣君贤者等“英雄”的历史作用不再那么神圣，而沾满机油和泥土的工农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却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是历史学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基本走向。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工农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而唯物史观又强调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事物质生产的工农群众首先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劳动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普及和强化。紧接着就是一桩桩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也显示出了空前的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的建设热情。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是朝着重视社会基层的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全国都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进行阶级观点和劳动观点的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向工农兵学习，包括后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地学工、学农运动等等，都充分说明了这种发展方向。 四、中国史学的价值取向：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实际上决不是一场单纯的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厚薄的问题，其实质是通过史学，在全国开展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所以“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被概括为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史学领域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史学界对这场运动实质的理解，未免显得过于迟钝。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了这样一些问题：重史料、轻理论，重古轻今，重业务、轻政治，重教学、轻实践。在历史教学和科研领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 山东大学有一句顺口溜“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史观寅恪老，史法恒庵公（按：系援庵公之误）。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23]北京大学有一位学生讽刺目录学、史料学课：“先生妙计夺天公，旁征博引语不穷；大好光阴何处去，尽在刘向别传中。”[24]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北大有一张大字报认为历史学有史料重于泰山，理论轻于鸿毛的错误，单就史料而言“也是偏爱死去的干枯的老太婆，却不喜欢深闺待嫁的妙龄少女，教师乐于引导学生到西门庆的家里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却不愿引导学生到门头沟的煤窑里去寻找；教师只给学生讲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却不讲大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25]他们认为“近现代史，正确些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产生、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长壮大和斗争的历史。它不仅仅是历史科学，同时也是实际的政治斗争。”[26]“我们始终认为‘现代史’是一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对马列主义有极其伟大发展的历史。”[27]这实际上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与以教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运动，然而实践证明这却是一场错误的没有理性的盲动。 首先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肤浅的简单的公式化的东西。历史研究变成了一场单纯地是否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形成了见封建就批，见地主就骂的左倾幼稚的作法。用阶级感情代替了科学理性的思考。 其次，这次运动是要求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在厚今薄古口号的鼓励下，要求一切历史科学，无论古今中外，都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这样做，就要受到批判和指责。学历史要用于现实斗争，成了恪守的信条。至于这种要求是否妥当，科学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运动中并未进行讨论，大概也无人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为政治服务已被认定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首要的任务了，谁不附和这一点，谁就被认为只专不红，固执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迫使人们得出结论：历史学的最神圣的使命就是去迁就和满足眼前的政治需要，至于这样做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似乎是无需计较的。 第三，轻视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由于把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简单化，又由于要求历史学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务，使人们感觉到要进行这种服务似乎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有时感到历史知识多了，反而不易跟上现实斗争发展的步伐。青年学生对此尤其敏感。于是不少人不耐烦艰苦学习，急于求成，不愿意接受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28] 厚今薄古问题，被说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实质上是对历史科学的一次粗暴践踏，对历史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透过现象看本质，当我们今天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新中国史学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古今厚薄之争被说成是“兴无灭资”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厚今薄古的一系列作法，即是此种历史学价值取向的明证。这同样是现实社会运动对历史学影响的结果。 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学生的学习水平下降。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把历史学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来否定后者，使历史科学沦为现实政治颐指气使的婢女。其灾难性的后果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五、中国史学的基本属性：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 1962年翦伯赞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这虽不是强调历史主义最早的一篇文章，但是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联系起来，并特别批评了非历史主义的种种表现，却是具有代表性的。次年，《新建设》、《历史研究》接连发表林甘泉、宁可的争鸣文章，一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论战拉开了序幕。[29]阶级观点就是要求“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30]因为历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任何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用本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历史主义的要求，要把所分析的历史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历史问题，既要看到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以来，所一直强调的。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教育是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1958年“史学革命”以来，对阶级观点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否定的只剩下了农民起义才有积极的意义，其它的全是漆黑一团。其甚者，形成了“见封建就批，见地主就骂”的片面否定一切的局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主义的问题。可以说，历史主义的提出正在于纠正片面强调阶级观点所造成的偏向，在当时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极“左”思潮猖獗的时期，历史主义观点很快受到了政治批判和围攻。一时间关于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演变成了这样的代名词，一讲阶级观点，就等于否定一切；一讲历史主义，就等于肯定一切。于是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各执一端，开始了尖锐的对立和论战。 其实，对于这一场争论我们也应该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既不能认为阶级观点高于一切，也不能认为历史主义是万世不移的真理。五六十年代，阶级观点的普及教育，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以阶级观点观察一切社会问题，不容半点非议。这种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必然导致对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甚至于以往一切历史的片面否定。面对种种非历史主义的泛滥，历史主义观点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反过来，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学的最高范畴，是万世不移的真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就是，把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范畴，当成了全部历史学范畴的两极，采取了一种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作法，把历史学片面化、公式化、简单化了。无论是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还是统一起来，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这场讨论，实质上可以理解为有关历史学基本属性的一场讨论。尽管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的一种不自觉地探讨和认识。 对历史学基本属性的自觉探讨，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争论比较多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它迫使我们在考虑，历史学从总体上来说是属于社会科学呢，还是属于人文科学呢，抑或只是一种人文学科？相隔时间虽然不长，却似乎使我们忘记了五六十年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尤其是人们不再愿意谈论历史学的阶级性问题，致使历史学是否具有阶级属性，也引起了怀疑。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般地说，一门学科的基本属性不会随时代、地域的不同出现变化，否则就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历史学也应如此。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阶级观点是历史学的基本属性的看法就成了问题。然而，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阶级观点被强调到那么极端的地步呢？这只能说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对史学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阶级观点是在特定的时代研究历史、观察社会的角度问题，因而也反映了研究者的立场。这是史学认识的主体即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能动的反作用的问题，从而也寄予了对今后历史走向的希望。 历史主义的提出，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科学性。而问题在于科学的历史学，不仅仅是历史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因为历史学的科学性，不只是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在于对客观历史的解释的科学性。这就给阶级观点的存在提供了现实性。因为阶级观点给历史学提供了特殊的研究视角，对阶级社会的历史提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使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具有了科学性。所以围绕着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形成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的局面。质言之，历史主义是强调对客观历史的真实性的态度，阶级观点是强调对客观历史如何进行科学认识的态度，对于历史学的科学性来说，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就给这场争论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它不仅使企图坚持一方否定另一方的论者陷于尴尬的境地，也使把两者混同、修补或对立起来的论者陷于尴尬。因为他们或者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者没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统一。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性所要求的这种对客观历史的态度和对客观历史的认识的科学态度时，我们就能够超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本身，自觉地从客观历史和对客观历史的解释两个方面，来研究探讨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基本属性问题。 1949年随新中国政权在全国的确立，历史学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在长达十几年的改造、建设过程中，新中国历史学的形态得到了基本确立。唯物史观得到了普及，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得到基本完善，沿着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取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和开拓。1958年以后，极“左”思潮逐渐猖獗，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曲折，前期尚能进行的正常学术讨论，后期却变成了政治批判。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围绕着历史学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所进行的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种种争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于历史学学科属性的基本认识。因此，可以断言，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是中国主流历史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它的成就和过失都对此后的历史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白寿彝《史学概论》第9章第2节，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等著作；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论文均有论述。本文在后面的行文中将会陆续地谈到。 [2]《学习》第1卷第1期。 [3]《〈学习〉杂志一年来的编辑工作》，《学习》第2卷第12期。 [4]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5]艾思奇：《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艾思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页。 [6]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7]沈志远：《谈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学习》1卷1期。 [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附录二，《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0页。 [9]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10]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四集，第463页。 [11]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一集，第298页。 [12]《从学习陆定一同志的文章谈到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学》1958年10期。 [13]《打破王朝体系讲述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教学》1958年12期。 [14]《我们在编写“中国古代史讲义”中贯彻阶级斗争阵线的一点体会》，《中山大学学报》1958年4期。 [15]《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8页。 [17]《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18]请注意这种创造并不是前无先路的拓荒行动，而是在诞生于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的创造。这种创造既有继承，也要有调整，更要有创新，要克服那种在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一些模式和看法。所以，这个创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9]方回：《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1953年10月3号《光明日报》史学第14号。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7-588页。 [21]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1949年5月29日。 [22]《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23]《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24]《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第88页。 [25]《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第23-24页。 [26]《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第40页。 [27]《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第296页。 [28]请参阅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8页。 [29]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5期。宁可：《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年4期。林甘泉：《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年10期。宁可：《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研究》1964年3期。从1963年下半年起，讨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3年、1964年两年讨论基本在学术范围内，1965初的少量论文仍有学术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直接就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进行探讨的论文，达三十余篇。 [30]《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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