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间大陆史学的几种趋势介绍（下）（200312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01 董狐草舍 王学典 参加讨论
| 三、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变动 与国学勃兴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地位一再下沉，相对地被冷落。这一点从20世纪末人们绘制的种种现代中国的学术地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刘梦溪先生笔下，陈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考订派处于现代中国学术版图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适梁启超一样被挤到这幅版图的边角地带；在张志哲先生笔下，处于这幅地图中央位置的除陈寅恪外尚有陈垣、钱穆和吕思勉；在"国学大师丛书"策划者的心目中，这幅地图也多被传统学人占据着；另外，在北京大学，人们正在重续"中央研究院"的学统，在清华大学，人们亦正在打捞当年"国学研究院"的遗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幅幅新绘制出的学术版图，四至各有不同，疆域或大或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占有的版面正在急速缩小乃至消失。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立足之地正在被一块块地抽掉，这一学派赖以存在的合法性资源正在流失。无须讳言，曾经主导统治中国学坛达几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观派正面临、正经历一场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上面所说现代学术地图的被改绘，只是这场危机的主要表征之一。这场危机的发生当然有其社会背景，这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未来的观察与困惑：在世界之交，在21世纪初叶，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到底还有无生命力，还有多少生命力？另外，在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诸多因素中，学术自身的因素也不能忽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从唯物史观派史学产生以来，"国学派 "或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自己在下面这一点上不自觉地达成了共识：唯物史观派带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学派存在的合法性只在于它的现实功用。区别只在于他们对这一点的价值判断相反。所以，当这一学派所效力的对象在现实中发生挫折时，人们当然要怀疑这一学派存在的理由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人们在评价它时，主要不看它的学术史含义而仅着眼于它的社会史含义，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显然有欠公正。唯物史观派的存在有没有科学依据，如果有，又在哪里呢？这需要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百年变迁中加以考察。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两大学术谱系的对抗是20世纪中国史学贯穿始终的现象。90年代的史学格局是1949年以前史料考订派占上风局面的重现，钱穆、傅斯年等人大受重视，而唯物史观派则处于失语地位。唯物史观派在学术上存在的根据主要表现在它对"食货之学"空白的填补、对历史的阐释，对义理的挖掘；而史料考订派存在的根据主要是在对历史事实的清理。唯物史观派的兴起最主要的背景是人们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中国史学界被"乾嘉情结"整整折磨了一个世纪，而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折磨力度尤为剧烈。但"乾嘉路数"在二十年代显然受到现实生活的巨大挑战，也受到了来自学术自身的沉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唯物史观派应运而生。唯物史观派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致力于对历史的诠释、意义的解读。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根基在此，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此，它此后的生命力亦在此。唯物史观派在当时，不仅在学界边缘滋生，也在主流学术圈内占有不可轻忽的地位。 如果把中国的唯物史观派置于整个世界史学的潮流中加以观察。应该看到，它与法国年鉴学派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它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等。它主张"从下往上看"，关注民间社会、下层民众的历史。它大规模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这些宝贵的学术品质是两个学派所共有的。就20世纪的世界史学而言，法国年鉴派史学乃是一种指导范型，中国的唯物史观与之不谋而合。假如"年鉴学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派不是偶然原因所致的话，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后来从边缘向中心的跨入，恐怕也应主要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自身演变的逻辑结果。 眼下，大陆史学正处在或即将进入一个多元化学术时代的前夜。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前夜 "。两种学术评判标准、两种话语系统并存、角力，是这一时期的特征。正在崛起的民间话语、民间学术正在向主流话语、主流学术挑战，争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唯物史观派史学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为自己的存在重新立法。重新诠释自己的学术史，挖掘自身传统所固有的学术含义，是这种"立法"工作的内容之一。在我看来，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唯物史观派必须重新回到民间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唯物史观派本来是属于民间的，本质上带有民间性，因为它对历史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把"王朝史"重写成"民众史"、" 民间史"。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是民间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根本上就是民间的理论。唯物史观所表达的也只是一种学术立场、理论立场。这一立场的内核是"从上往下看 "。四十年代唯物史观派的发展和繁荣，佐证了这一立场的有效性。回到民间来，是唯物史观派史学克服目前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性选择。 四、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话语系统的根本性转换开始启动 以上所述三股史学思潮的升降消长，引起了治史取向、课题选择和研究方法方面的重大变化，直接决定了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面目和未来走向。除此之外，大陆史学界还呈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话语系统的转换。 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是"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 、"剥削"、"剥削社会"、"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连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远非学术语言。如果"语言"、"话语"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盛装"事实"中性的容器和载体，那当然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它们很可能就是内容本身、历史本身。客观历史一旦消逝，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就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事实，在特定的语言之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历史"了。这也就是说，一旦人们使用了某种"话语"，那就进入了某种规定的情境之中，这时要想对历史作另一种把握，简直没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不但我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这套概念工具有很大问题，我们以这套概念工具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尤大。譬如与"中国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所谓"五朵金花"就是如此。现在看来，所谓"古史分期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结局）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所谓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包括后来提出的"历史主义及其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都是具有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却不是学术命题。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有意义，而且都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诉求，所以有关它们的讨论，动辄牵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时会直接演化为社会政治事件。但是，一旦脱离开既定语境，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都是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早就被有的学者判为不能成立的"假问题"。假如"奴隶制"与"封建制"只是西欧历史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原先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古史分期问题"就会化为乌有；假如"资本主义"也只是西欧历史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可能就会显得多余。由此可见，当话语系统一转换，许多原来的命题就可能顿时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根据，从而不攻自倒。 此外，旧有的的话语系统还成为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进行对话的一个主要障碍。我们原来使用的话语系统是外人无法弄懂的，如我们常说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即是一例。我们所说的"科学"，究竟指的是兰克心目中的"科学"，还是年鉴学派心目中的"科学"，抑或是我们自己心目中的"科学"，已很难明白，而这几种科学含义却大不相同。至于"革命性"一词，则更为他人所不解。这一对概念似应淘汰，代之以"求真与致用"。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造成了与世界史学的隔膜，难以与别人对话。若再不调整我们的话语系统。我们将在自己历史的许多领域丧失发言权。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调整"工作也在90年代有了较大进展。近十年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自1949年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习惯于用 "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诉求"的话语去描述、反映义和团事件，如"反不反帝" 、"排外与否"、"是否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封建主义"、"封建迷信"、"愚昧落后"、"蒙昧主义"、"近代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西化"等概念，在这种话语系统之内提问的一些命题如义和团是否反封建之类，因而大都是些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用这套话语、在这套话语系统之内对义和团作出的评价，当然多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历史学方面的评价。到了90年代，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单纯从"反帝斗争"的视角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去观察义和团，而是力图从社会结构、文化心态、民俗传统、地域环境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多层次、多视角去探幽。换句话说，义和团研究和评价正从过去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平台上移置到现在跨学科的学术平台上。这体现了新一代学人重建学术话语的努力。因为借取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义和团进行区域分析、结构分析、比较分析及社会心理分析，必然要引进这些社会科学的概念、术语，以这套概念、术语构成的话语系统就是学术性的，而不再是意识形态性的。话语系统的转换使以往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我们不必再为义和团是否反封建而绞尽脑汁，不必为预设的虚假前提所框范，尽可以对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做出如实的考察。唯其如此，义和团运动的真相才能显露出来。可见，话语系统的转换，改变的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内容，它的作用至为重要。 那么这种话语系统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认为，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以港台学术为中介，学习和采用世界史学通行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术语。近年来，许多港台学者的作品在大陆学界的风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其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语言、话语的浓厚的学术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现在学术史研究中非常流行的"范式"（paradigm）的概念，本为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创，它能受到大陆学人的青睐，正是由于港台学者的推崇、提倡所致。可以说，港台学术业已成为我们引进国际学术、更新话语系统的一个中继站。当然，从港台史学界采集通行的语汇和范畴，只是转换话语系统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直接面向世界，调整整个概念系统。 从80年代到90年代，尽管在时间上只有十几年，但大陆史学却经历了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在结束了1949年以来与社会政治亦步亦趋的"同化"状态之后，历史学开始与现实社会缔结起一种不即不离的新型关系，开始了一个不断回到自身、不断纯粹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趋向的出现，唯物史观派史学、国学和跨学科史学等学派多元并存的局面才得以形成；将来也只有在这种趋向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各种学派才能展开平等对话，互相汲取对方的合理性资源，使中国史学真正走向成熟。这也是我们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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