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间大陆史学的几种趋势介绍（上）（200312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2:11:47 董狐草舍 王学典 参加讨论
| 进入新时期以来的20年，是1949年后大陆史学最为活跃、最为开放、最有创获的20年。这20年间的史学创获是前30年所不能比拟的。最重要的，是史学界的内部构成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前30年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后20年间，基本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派史学、跨学科史学和所谓"国学"复兴的三足鼎立格局。这三股史学趋向的起伏涨落，构成了近20年间史学界的总体图景。下面，试析而论之。 一、与西方史学对话和大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从告别"文革"始，进而要告别前17年，甚至要反省整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历史，可以说是近20年间大陆史学界的基本倾向。而这一反省据以进行的主要参照之一是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挤入与流行，是近20年间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大大改变了大陆史学的走向，特别是激发了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作为世界学术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中国大陆的史学一段时间以来的确孤立于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潮之外，不唯如此，有时甚至还和这一主潮相背而行。众所周知，现代史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体上可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战前，虽然有"新史学"的躁动，但基本上仍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史学范式；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新史学已经成为主流，世界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二战后所发生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从研究课题上讲，战前，主要是研究政治事件史、战争史、外交史、军事史、国家史、伟大人物史，也就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来所研究的那些东西。战后，研究方向则主要转移到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随着研究课题的这种大面积、大规模转移，研究方法上也作了大幅度调整，这主要是战后的史学向社会科学，特别是向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态学等借用方法、模式、概念，从描述性、叙事性方法走向分析式方法，这就是历史学的所谓社会科学化趋势。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史学却与这股潮流恰相反背。大约也正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却强化了政治史、事件史、战争史，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却把原本即已存在并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社会史、文化史驱逐出去，以让位给政治史等；还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却把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同于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从而全部予以否定。与西方史学的联系中断了，沟通的渠道堵死了。到60年代与前苏联决裂后，我们也向苏联史学关上了大门。中国大陆史学完全自我封闭了。这时史学研究的一个压倒性主题，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史学几乎被完全、彻底地政治化了，史坛这时的所谓繁荣和论争，只不过是离群索居的自言自语。如同在经济上失去了20年一样，在史学上也失去了20年。史学再也不能"闭关自守"、"自言自语"了。新时期以来，史学的大门再度打开了，各种西方史学思潮进入中国大陆，不少学者也开始顺应新的史学大势。但受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迄至80年代末，史学队伍的主体部分并未被触动，而且史学也仅仅向世界史学打开了大门，它本身并未走出大门，将自身溶于世界史学主潮之中。大陆史学那时还在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之旁徘徊、观望。到了90年代这种局面正逐渐被打破。学科整合的过程日益加快。从课题选择上，正在实现两大转移，即垂直转移和平行转移。所谓垂直转移，就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到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研究上；所谓平行转移，就是在研究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研究课题向相应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民间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等集中和靠拢。只要迈出这一步，紧接而来的，就是从方法上，必须向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借取方法、模式和认识能力，用这些学科的学理去阐释相应的历史现象。 90年代以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史学研究趋势。社会史研究在近20年的长盛不衰，说明了这一趋势的生命力。当前社会史学界仍围绕着社会史的概念争论不休。有的主张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有的主张研究社会生活。我认为社会史本质上是"民间史 "，这种"民间"意义上的社会史繁荣，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正在剥离这一历史大趋势在学术选题上的集中体现。原来，我们一直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现在我们才能清楚的看到，这一现象事实上是国家对社会的完全同化，前者对后者的全部侵吞。现在，民间社会正从体制笼罩下逐渐剥离出来。比如，经济领域最先独立出来，社会生活领域也正在独立出来，各种社团正在形成。各种民间力量的存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最强大的社会依托，也是社会学长期繁盛的最主要的原因。一种强大的不被体制控制的民间社会正在崛起。当这种趋势可以达到足以把一些稀缺资源都控制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民主化的进程才能够完成。而现在，民间的力量与体制的力量相比，体制的力量当然仍占主要地位，但是民间力量更富有生机。只要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社会史的繁荣就一定会继续下去。北京大学孙立平先生写过一篇关于地方精英崛起的文章，他认为现在地方社会的社会声望、上升机会等主要稀缺资源几乎都已经被新崛起的企业家、商人等地方精英所垄断，基层社会的管理者正在与这些精英互通有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权钱交易。这将导致地方区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 90年代以来，宗族史、家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与这种所谓的"地方的觉醒"恐怕有深刻的联系。与此相联系，最近对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势头。在笔者看来，对中国乡村特别是对现当代乡村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将会成为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一个增长点。增长点就是能够衍生出许多新知识的地方。从历史来看，乡村长期制导着中国的城市，这是没有问题的。一部中国历史，就可以归结为中国的乡村史。现代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村的改革即中国的二次革命同样发生在乡村。当前中国基层单位民主选举的试点，仍然选择在最乏民主意识的乡村。毁灭和新生、未来和历史同时在乡村交织。乡村的问题蕴涵着中国最深刻的问题，乡村趋势的转移意味着中国最深刻的转移。而且，今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不是取决于城市，而是取决于乡村。乡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学界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魅力。它已经征服了社会学界的学者，也将会征服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的学者。发掘乡村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知识增长点，很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通过研究乡村，就会发现所有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要使我们的研究能够覆盖今天所有农村问题，在方法上必然要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这种方法就是西方成功的社会史学家所运用的方法，这是每个有作为的史学家所不能低估的。正如有的学者所预言的，乡村的研究，将会成为未来中国学界的一个话语中心。 值得强调的是，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可以、也完全应该在新的研究方法的框架内进行新的阐释，例如农民战争，它本来完全是一种民间现象，一种下层民众的本能反抗，一种发源于乡村的暴动，但过去却没有按它的原始面目来研究，只把它纳入政治史范畴内来研究，这样乡民暴动的心理状态肯定没有得到应有反映，而且每一次农民暴动都写得千篇一律，因为他要把农民暴动与历史发展动力联系起来。人们对这样的研究都己经感到厌烦了，哪怕是批评过去倾向的文章，也不爱看了。但是，以往农民战争史研究所内含的"从下往上看"的遗产，特别是对历代农民战争史资料整理的遗产，不能在泼脏水时一同泼掉，而应将这些遗产放在社会史、特别是乡村社会史的范畴内重新予以消化，以期使这枝"昨日黄花"绽放异彩。 二、"国学"的复兴 80年代对历史的理论研究处于主流地位，受到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但到90年代，盛况不再。回避对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应该说是近十年来史学界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除了与当时的形势所带来的语境变迁有关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国学的崛起。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排斥理论。清代的乾嘉学派是排斥理论的，他们只注意事实的还原，不想在研究后去进行价值的判断和体验式的理解与分析。考据大家王鸣盛就强调弄清事实就够了，没有必要再横生议论。90 年代以还，国学研究的崛起，非常值得思考。首先，这种学术倾向的出现，与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心态联系在一起。这种普遍心态就是对"理论"的厌倦，而这种厌倦又是与前苏联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对学术研究取向的考虑，与学者对外界形势的考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苏联的解体的确表明那种教条化的"理论"对这些国家影响的丧失，所以学者们必然关心以某种特定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命运。当时一些人认为，最为保险的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弱的传统典籍文化研究，将来唯一可能保留下来的学术领域就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这种心态背景下，不少人转向了国学研究，人们对"理论"纷纷避之惟恐不及。前苏联的解体影响太可怕了，它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次，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者，也对研究传统文化非常重视。1994年，大陆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的学术讨论会，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这个会议规格之高，许多人感到惊奇。第二年是1995年，即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整个社会没有任何举动，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在武汉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这表明，从较高层面的认识来看，这时最能填补人们意识形态领域空白的东西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历史学领域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考据学。所以，在特定语境下，"从"思想"到"学术"的大幅度转移，学风的逐渐趋实，是导致今天"国学"复兴的基本原因。 若就史学自身的演进过程而言，90年代的国学复兴，又与70、80年代之交"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一脉相承。"文革"之后，在反对空论之风和清算影射史学的同时，相当一些人就用考据学家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来观察评判史学界，这就形成了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从1981年开始提倡呼吁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批评、指责、抑制"重史轻论"的现象中，可以发现这股潜滋暗长的思潮影响之大。那么它为什么没能愈演愈烈，蔚为大观，达到左右学坛的地步呢？这主要是受当时政治文化氛围的乍暖还寒、学术环境民主不足的制约。一旦外力的压制减弱、消失，乾嘉思潮就会高压反弹、再度泛起。及至90年代，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这个方面，陈寅恪所享声誉的起伏可能是一个最恰当的离子。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陈寅恪都可以说是一尊学术偶像、尤其是古典学术即所谓"国学"的象征。"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这样的顺口溜直至大批"资产阶级史学"的1958年，还在一些大学流传，就充分说明陈氏学术的象征意义。到"价值重估"的1980年前后，"回到乾嘉去"实际上已形成一股对主流史学冲击甚大的史学思潮。对陈氏学术推崇备致的公开颂扬，在1949年后第一次在这时的报章杂志上出现，陈氏文集也第一次在这时面世。对中华古典学术的向往与怀念，籍着对陈氏学术的评价可以说形成第一次"井喷"。可能是陈氏本人太敏感了，也可能是陈氏学术的"复出"肯定意味着对已成定局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改写，尤其是会重新引起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那种早已沉寂下去的"优劣异同"之论，所以，主流史学在批评所谓 "回到乾嘉去"学术倾向的时候，再次将刚刚升温的"陈寅恪热"冷却下去。问题在于"陈寅恪"这三个字早已超出对陈氏本人的指称而具有学术史的意义，因此，如何对待陈寅恪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变成如何对待学术本身的问题。这一点到90年代初已看得至为清晰。如果说，在80年代初"复活"了的陈寅恪尚有点拘谨的话，那末，在90年代初再次"复活"的陈寅恪则有点"堂而皇之"、乃至"旁若无人"了。下面这个细节可能有助于人们感受此时"陈寅恪热"的盛况：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学界连续编辑、出版了四种陈寅恪学术纪念文集。至于《史家陈寅恪评传》、《解读陈寅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传记和传记资料，一段时间内则充斥书店。这是包括章太炎、王国维在内的任何国学大师所享受不到的殊誉与推崇。陈氏甚至已经取代了王国维，被人许为"新史学"的开山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中心人物。应该充分估计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意味。 我想，其中是不是有这样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首先，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如同前边所言，既然陈氏已成为一种学术符号，那末，高度尊崇陈寅恪，就只能是"回到纯学术"这种为学倾向的委婉表达，就当然不单单是对一个逝去先人的纪念，而是对一种早已中断了的伟大学术传统的缅怀。其次，"陈寅恪热"与所谓的"国学热"联袂而来，并非偶然，应该是互为表里。陈氏是众所周知的"国学重镇"，提倡"国学"，可能就意味着倡导走陈氏之路。而由于当时有《人民日报》的有力参与，"国学"遂由民间的学术取向一变而为官学的导向性选择，从而陈氏热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演愈烈，直至最后形成争先恐后、一窝蜂的局面。其三，"陈寅恪热"的出现使得改写近百年学术史的趋势成为不可避免。史观与史料、义理与考据、阐释与实证，本如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但长期以来，却形成了专事阐释的"史观派"和力主实证的"史料派"，这两大史学流派，一度互相攻击，互不服气。民国时期，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是当然的头号人物；1949年后，身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郭沫若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史学界的头把交椅上。这两派不但谁得势谁就不拿正眼瞧对方，更重要的是谁得势谁就重写学术史。于是，90年代所写的一些20世纪学术史就只能以陈氏为中心了。 源远流长而又辉煌异常的中华古典学术在20世纪的传承出现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危机，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的存在，给从整理和研究传统典籍为使命的所谓"国学"的复兴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只要这种"国学"不对其他治学领域持有傲慢与偏见，它就有理由享有相应的发展空间。至于它的出现本身对"史观派"的冲击，下文再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