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研究（2005081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6:11:46 北大史学论坛 周思成 参加讨论
| [原创]君士坦丁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研究（我的论文初稿） 这是论文初稿，没加引文注释和书目，欢迎大家批评。 君士坦丁与早期基督教关系研究 作者： 周思成 内容提要：本文在尽可能多地搜集了关于拜占廷帝国和早期基督教发展情况的中文资料的基础上，以基督教与拜占廷帝国两大主体的发展史为背景，试图勾画出一幅君士坦丁一世统一前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史画卷，并着力探求在早期的基督教发展史上有着何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君士坦丁 基督教 正统化 “我们单把崇敬献给上帝，对于其他的方面我们还是很乐意服从你们的。” ——查士丁《第一护教书》 一，君士坦丁时代前的基督教发展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Ⅰ324-337年在位）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他不仅在“金角”之南的那个小小的希腊殖民城市的基础上复活了罗马的第二生命，也是影响基督教发展的重要人物。早期基督教藉着这位皇帝成为正统，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东西教会的分裂的萌芽已经滋生。 先来简单探讨一下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的基督教的发展是必要的。基督教，现代的教会史家大都同意是由犹太教的拿撒勒支派发展而来。有两个认为对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至关重要，一是耶稣，一是保罗。耶稣是否确有其人，众说纷纭。有学者考证耶稣的诞生死亡和复活的传说大都来自各民族的始祖神话，也有学者认为史上确有此人，后来因宗教发展的需要，耶稣于是成为了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传说便附会而至。于是便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约》福音书的材料来源。但对基督教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保罗，（原名扫罗，早年迫害基督教徒，而后受神启皈依。）他打破了犹太教的封闭模式，提出原罪和救赎的“普世性”，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推广开来。（见《新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 （作者注：犹太裔心理学家弗罗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颇带怨恨地认定保罗将救赎带给外邦人，而将原罪推给犹太人。可以参看。） 公元60年前后，作为新宗教的基督教在地中海的沿岸流传开来。罗马的旧宗教为多神教，实多借自希腊宗教，又加入了其他征服地区的宗教崇拜，而且如罗慕路斯这样的君主作为神来供奉。依理而言，罗马帝国的宗教应颇富包容性，但此时的帝国各行省的起义此起彼伏，所以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也就越来越严厉。但是国内很多的教会史学家似乎都对基督教作为“新宗教”的革命性缺乏清晰的认识。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事先就认定基督教必然和帝国合流，沦为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早期的基督教文献，特别是护教士的著作使然。试看《圣经·新约》中的一段：“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新约·约翰福音》） 诚然，耶稣宣传的“天国”不在地上，处死他的罗马总督也不会有福音中那样“仁慈”，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护教士们在后来是怎样辩解，“不论他（耶稣）的天国是在什么地方，在人们心里建立到什么程度，外在的世界就会革命化并更新到什么程度。”（J·威尔斯《世界史纲》） 于是，新宗教的崛起便被帝国视为一大威胁。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便不能不随着所谓的十大迫害而展开。 今天的教会史家已对被大加渲染的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已有清晰的认识。如杨真先生认为，几次迫害不仅是地方性的，而且也仅限于强迫基督教徒献祭之类，何况早期的基督教徒虽不乏殉教者，但屈服的大有人在。有记载表明，有些地区的主教也带头变节。 几次著名的迫害，早期的一次是由尼禄皇帝发起的。64年，罗马城发生大火。火似乎是从正在改造的大圆形剧场烧起，蔓延全城，根据塔西佗不免夸大的记载，罗马城的14个城区有3个完全被毁，7个部分被毁，只有4个未被波及。尼禄皇帝为了平息自己纵火的流言（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当时盛传这位“艺术家”皇帝在火起后，借着火光在阳台高歌《特洛伊的陷落》。）于是，基督教徒便成为了替罪羊，被大肆搜捕处决。其后又有小普林尼在非洲的迫害等等，但大多为地方性的。公元303年，颇有作为的戴里克先皇帝(受伽勒留唆使)同共治帝马克西米里安发动了最后一次迫害。借口是宫中近来的几次火灾。由此皇帝对社会上下各阶层的基督教徒大加清洗，持续两年之久。但这最后一次迫害恐怕是皇帝个人的因素居多。基督教在帝国末期多神教已无法满足从上层贵族到下层的人民的精神需求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越禁越盛，已成不可遏止之势。 在戴里克先于305年退位后，帝国与基督教的“合流”已势不可挡。同时，在长期转入地下的发展历程中，基督教的一套教会组织也基本成型。 继戴里克先与马克西米里安成为帝国共治帝的是西部大区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和东部皇帝伽勒留。前者为在西区巩固统治于是公开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公元306年，由伽勒留“放虎归山”的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在不列颠的约克被军队推举为皇帝，基督教的历史也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君士坦丁的统一与基督教向正统化过度 君士坦丁一世登上西部大区的帝位后不久，面对的是群雄割据的局势（此前的局势更加复杂，有6位“奥古斯都”同时在位）：东部的皇帝李锡尼(Licinius)，独霸一方的小伽勒留和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都是这位有雄心统一帝国的皇帝的劲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有待巩固，他首先便继承了父亲的“基督教政策”，保护基督教信仰。此时帝国西部，基督教徒已发展成为不可小觑的势力，不但深入上层贵族而且在军队中有很多信徒。有研究者指出，正是由于基督教士兵的勇敢作战，帝国的“霹雳军团”才得以击败日尔曼军队。同时，到了君士坦丁的时代，基督教徒已成为帝国东部西班牙军团的主要组成。君士坦丁一面向东部皇帝李锡尼示好，一面在自己的统治区域推行基督教宽容政策，威尔·杜兰说，“公元317年前后，他将国内钱币上的异教徒的雕像逐个地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有些无关宗教的图案了。”尤为人称道的是在313年，西部皇帝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在米兰发布《米兰敕令》，表示支持帝国境内的基督教信仰和保护基督教徒的财产。“从今以后，所有希望共同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许可自由信仰基督教，其信仰将不受任何骚扰和侵害，我们认为下述各点有助于以最完整的方式表明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像你们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无保留地给予所谓基督教权威人士施行其信仰的权力。”（取自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中的中译文）请注意，这实质上是一种纯政治策略，是以允许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发展为代价来换取民众的支持，我们将会看到皇帝以后将为此而付出相当的代价。 公元312年开始的君士坦丁统一战争为基督教的正统化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君士坦丁联合东部皇帝李锡尼对诸割据势力进行了讨伐。为鼓舞士气和争取民心，君士坦丁打出了著名的“拉伯兰旗”。拉伯兰旗的显著象征符号是由X和P两个字母叠加在一起的图案。（据说X、P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两个字母。）尤西比乌斯(Eusebios)记载了关于拉伯兰旗的传说，君士坦丁在讨伐马克森提乌斯的途中曾亲眼到十字架在天空闪闪发光，上面镌刻着“以此克敌”几个字。同一天夜里，基督本人出现在皇帝面前，指示他按照白天看到的图案作出拉伯兰旗。爱德华·吉本说他亲眼见过一枚君士坦提乌斯时代的钱币，上面伴随着拉伯兰旗的是这样一行字：“有了它你将战无不胜”。（作者注：关于拉伯兰旗的说法各家颇不一致，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将颇为细致地将拉伯兰旗描绘成一个竖杆上面悬着一根横杆，挂着绣着皇帝和他的儿子们的肖像的旗帜，在顶端，XP的图案藏在一顶精致的冠冕后。而陈志强先生在《拜占庭帝国史》中的描述与此稍异。） 就在拉伯兰旗下，君士坦丁士气倍增的军队连续击败对手，最后在米尔万桥的决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后者被杀。同时，他“远交近攻的”的战略的另一部分也告佳音：在东部皇帝李锡尼的打击下，小伽勒留的势力土崩瓦解。两大巨头的势力版图终于接在了一起。君士坦丁志在统一，当然不会满足于分裂的局面，于是对昔日的盟友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他采取的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仍是此前已获奇效的基督教政策。君士坦丁继续加大亲近和扶持基督教的力度，将与李锡尼的战争转变为基督教的“圣战”。714年，在西巴利斯和马尔迪亚战役中连续败北的李锡尼，却在情急之中在基督教的政策上犯下大错，他一反君士坦丁的政策而行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大肆复活罗马多神教，迫害基督教徒，由此而大失民心。在君士坦丁与323年起兵决战的时候，李锡尼在亚德里亚堡与克里索波斯战役中惨败，最终客死小亚细亚。于是，一手握着剑一手举着十字架，藉着基督教的势力终于在324年以武力重新统一罗马帝国。 三，君士坦丁统一后的基督教政策与基督教正统化的完成 帝国统一后，君士坦丁皇帝面对的主要问题即是如何强化中央集权和推行政治改革。首先要说明的是，皇帝本人不是基督教的信徒（他直到临终前才由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施洗入教。）因此，我们最好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评价这位皇帝和他开创的王朝的后继者的一系列基督教政策。君士坦丁在完成统一后在基督教政策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基督教作为合法化了的，罗马帝国领土上的主要宗教之一，纳入帝国的统治体系中，为此君士坦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但是，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君士坦丁在实施他早期的基督教政策时，不可能也没有对后来渐渐坐大的各种异端思想关注太多，现在，他不得不面对它们了。 到君士坦丁337年去世为止，他的基督教政策对于基督教教会和帝国的发展的影响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本奠定了作为帝国统治工具之一的教会在帝国中的地位，到尼西亚会议为止，基督教的组织体系已基本形成了五大教区：西部的罗马教区，东部的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安条克教区，耶路撒冷教区和君士坦丁堡教区。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确立了这五大教区的主教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先例，以后这五大教区的主教逐渐由一般教区上升为大主教。同时，基督教教会的各项制度和规则也已基本形成。 其次，确立了基督教内部的教义和组织等方面的问题由帝国皇帝召开宗教会议解决的制度。最先，在公元313年，北非的多纳图派因为没有领到皇帝的津贴，于是向皇帝上诉了，君士坦丁召开会议作出了裁定。次年，同样是该派被指控宣传异端，于是皇帝召开会议，对该派作出了处罚，会后该派不服，，于是被君士坦丁解散，同时封闭了该派的教堂并对多纳图派的主教处以流放。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也是由皇帝召集帝国东西部的主教召开。君士坦丁以后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如塞奥多西二世和利奥王朝的芝诺等）也曾召开宗教会议解决基督教会的内部矛盾，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帝国的灭亡为止。 最后，也是影响最大的是君士坦丁皇帝直接对基督教的教义争端和东西教会的权力斗争。这集中体现在“阿里乌斯派”问题与尼西亚会议的召开。阿里乌斯派(Arians)的学说由安条克人阿里乌斯（Arius）创立，主张圣父圣子不同体，在帝国东部支持者甚众。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认为关于阿里乌斯派的争议已经威胁到帝国的稳定，遂于尼西亚召开宗教会议，由东西教派的主教参加，皇帝在会议开幕时亲致开幕辞。在君士坦丁看来，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即是消除教会的内部争端，从而维持帝国的稳定统一。由于皇帝本人对信仰学说没有什么偏见，而阿里乌斯派的主要代表尼科米底亚主教尤西庇乌斯曾一度支持君士坦丁的对手李锡尼，于是皇帝支持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在会议上通过了反对阿里乌斯派的《尼西亚信经》：“我们信仰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的主，我们信仰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里面出来的神，从光里面出来的光，从婶婶真神里面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尼西亚信经》中不但写明圣父圣子“同性”，而且还付有一段对阿里乌斯派的诅咒。当时的东部教会主教反对使用“同性”字样，但皇帝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他们签字认同。尤西庇乌斯和阿里乌斯等人也被流放。对于君士坦丁的尼西亚会议的评价，首先应看到，圣父圣子“同性说”的提出与写入统一信经事实上是在向基督教的后来的正统教义“三位一体”说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其次也必须看到，在尼西亚会议中暴露出来的东西派教会的分歧并未根本消除。随着帝国中心的东迁，东部教区再度得势。东部教会的主教一致认为在尼西亚会议中在武力逼迫下的签字无效。不久，在皇帝亲眷的调解下，尤西庇乌斯再度受宠。他随即为阿里乌斯派的再度崛起而奔走。由于最大当事人阿里乌斯本人的突然去世，这一运动不久只好不了了之，但从此也埋下了东西教会明争暗斗以致最终分裂的隐患。君士坦丁一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分治帝国东西，并且分别支持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的学说，围绕着阿里乌斯派等异端学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君士坦丁一世这位拜占廷帝国的开创者和基督教正统化的真正奠基人对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最大影响。 从政治策略来处理基督教事务对帝国和基督教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因为是从帝国统治的巩固和安定出发，所以，君士坦丁皇帝并没有为某种宗教上的偏执和迷信所左右，帝国统治机器的打击在拜占廷帝国的任何时候都不等于巴托罗缪的屠杀，这是有利于拜占廷国家的发展的；但是，我们不由得想到W·施米特在《比较宗教史》里说，一个有信仰的作家写出来的宗教史比一个没有信仰的作家的要好。这样的情况也许可以拿来作比较：正因为君士坦丁皇帝没有信仰的偏执，所以也不会体会到某种宗教偏执对一小撮狂热的信徒来说是多么深刻和真实，希望用一纸裁决来统一信仰确实是有欠考虑的。 我们不妨用J·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在这时的基督教大部分历史中，很显然地君士坦丁大帝的精神和耶稣的精神一样明显，或者更为明显。……他在奋其全力在尚有时机之际企图重建这破烂的帝国，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也不感到必须有任何顾问和舆论的帮助和节制。用一个武断的教条加于所有的信徒来排除一切论战分裂，钳制各种思想而定于一尊的想法，完全是专制独裁的想法……因此，在他影响之下的教会史，现在不得不跟着他突然粗暴下令强使一致而变成了激烈的斗争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