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最一般的层次，有两种可能的途径通达历史叙述危机：一种与利奥塔的元叙述危机 命题相关，另一种与表现的危机相关，而关于表现的危机须再加重申，它已经证明在历 史著述中使用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散文风格不能传达创伤经验，尤其是20世纪的那场大 屠杀。
在利奥塔理论的情境中，历史学危机的一个方面便是历史叙述危机，它牵连到现代性 危机，而现代性被理解为基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某类设计。依据利奥塔，我们栖居 在以“宏大叙事”崩解为特征的后现代时期，与之相伴随的是真理信仰危机、形而上学 危机和大学的危机。在他的《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重视知识商品化，指出在后现代 时期使知识正当化的因素首要的是它的效率和效用。研究的目标“不是去发现真理，而 是增强力量”。（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l.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46.）财富已获得根本上的重要 价值：“没有金钱，就没法证明--那意味着论点没法确认而且没有真理”。（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45.） 科学的认知功能因而与其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可分割的。结果是大学的作用变更：与其 说大学要创生理想，不如说期待它造就众多称职的研究人员，（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p.47-53.）而且它是被 那些掌管财源的人所操控。
许多历史学家宣称，人们公开承认的历史学危机有着制度的或技术的而非认识论的特 性。他们用来支持这一宣称的论据与利奥塔的类似：如高等教育筹资制度之方法的种种 变化；种种权力机构控制下的大学缺乏自治，这些权力机构感兴趣的是促进特定类型的 研究并为其提供资金（例如，因政治原因而迷恋“大屠杀研究[the Holocaust industry ]”）；历史科学商业化（遗产工业；过去被当作可以买卖的物品）；历史课在小学和中学 中被削减（想当然地认为人文学科无用；专门化教育的趋势）；给教育的拨款越来越少； 高等教育的大众性（有大学文凭的求职者批量生产；在年轻人中大学学习是作为一种避 免失业的手段）；不断下滑的教育质量；历史学家地位的降低，他们过去是普遍受到尊 敬的知识分子，而现在已成为被邀请到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和脱口秀节目中的专家；在历 史研究所中任职的年轻人数目渐减，它导致了老人统治等等。当历史学危机与认识论危 机放在一起考虑时，此种分析历史学危机的方式把认识论危机视为一种制度危机的后果 。（注：参看James Vernon,“Thoughts on the Present`Crisis of History'in Britain”。Reviews in History,e-journal,2001,http://www.ihrinfo.ac.uk/ihr/Focus/Whatishistory/index.html.类似的问题被Gérard Noiriel所关注，在他的Sur la“crise”de l'histoire（Paris:Belin 1996）。）
利奥塔区别了正当化叙述的两类版本：政治的与哲学的。（注：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pp.31-37.）前者涉及法 国革命传统，是一种“解放叙述（narrative of emancipation）”，它的元主体（metasubject）是追求自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角色便是以知识使人们意识到他 们的权利，而后意识到自由这一人文主义前提是确保自由之凯旋。后者源自于德国唯心 主义传统，是一种“思辩叙述（narrative of speculation）”，它的元主体是追求自觉 的圣灵。在此种框架内，大学的功能是教导人们有此制度的民族与国家是圣灵的化身， 其目标乃是证明它们存在的正当性。
在英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情境中，我关注的是解放叙述，我将把后殖民研究当作一 门从属于所谓“新人文学科”的科目来讨论。（注：“新人文学科”也被称为“反人文 主义批评（anti-humanist criticism）”或“反向批评（oppositional criticism）”， 它们自己处于反对“正统人文学科”的地位。“新人文学科”这一术语相当不合宜，也 易引起误解，因为这场运动的主要突破口是带有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中 心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创造与人之野性（homo barbarus）相反的完美人 性（homo humamus）之可能性抱有的信念。“新人文学科”包括诸种学科，尤其是文化研 究、后殖民研究、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和同性恋研究。）
五
连同性别研究一起，后殖民研究对传统历史研究模式造成了挑战。如果我们把它构想 为一种通行研究范式中的反常，我们就必须问是否它确实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危机的显现 或元叙述的终结。就我个人看来，“解放叙述”似乎显示出了危机，但并非元叙述的终 结，因为它仅仅改变了它的主体而保留了它的预设。因而，“新人文学科”不使用人的 普遍范畴，因为它们反对所有的普遍性和本质；作为对立的批评，它们更拟构了另外的 革命话语--福柯式的反历史，这是一种以受害人的观点写作的叙事，它讲述了被压迫 者（注：Subaltern一般译为被压迫者，但在有关印度的语境内，它特指“贱民”，故本 文中就其语境有前述两种译法。--译注）（subaltern）而非胜利者和英雄的失败和羞辱 。因此，“新人文学科”提供了解放话语的例证，是现代设计的典型。矛盾的是，追求 自由和公正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然而后殖民研究和“新人文学科”大体上都反对那种 普遍观念，徘徊在现代元叙述--也就是形成后殖民政治基础的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和利用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片断式话语之间。后殖民研究因此是这样一 种话语的缩影，它公然批评各种元叙述，但本身又是其中的一种。鉴于传统元叙述盲目 迷恋诸如同质性、总体性、历史、民族或国家这类概念，后殖民研究以另一套概念来取 代它们，如差异、碎片、记忆和共同体，提及这些就足够了。的确，后殖民主义也许可 视作以殖民主义话题为情节中枢（intrigue centers）的竞争性普遍历史的后现代化身。 前缀“后-”的特殊用法预先假定了现代性的线性编年，展示出一部有着开始、中间和 结束的经典叙事。结束吻合的不仅仅是进步信仰，而且是认为“后-”的新世界将会更 加美好的乌托邦期望，似乎我们忘记了富有侵占领土式的旧殖民主义已经被诸如经济殖 民主义这样的新形式所取代。
因而，尽管后殖民主义存在对“规范知识（canonical knowledge）”的批评，它还是沦 为了规范知识的牺牲品。正如历史叙述的非标准形式被主流形式所同化，整个过程是一 种恶性循环，它证明了系统在强化，证明了它对“病毒”的适应能力和免疫力胜过它的 崩溃。在这种意义上，危机是一种暂时的和值得期望的现象，一种“进步”的必需品。 我们也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论证形成反系统的异常形态通过使用主导模式去批评它们 由之而生的情境。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中，后殖民研究也不能被视为提出了一种新 的范式，但仅当写作一部叙述者和主角在其中发生了变化的反历史时，主导模式被质 疑，于是历史被重写而关注其边缘。因此，叙述危机意味着中心危机，看上去像是支持 了德勒兹（Deleuze）和噶塔里（Guattari）的“次要知识种类”的“逆地区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该类“次要知识”因为被认为有着非科学的和认知上 的质朴特性而被主要知识边缘化，现在，它们移到了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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