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自由（2005040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57 未知 非凡公子 参加讨论
| 先来看苏格拉底的思想。由于苏氏生前不著书立说，对于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柏拉图以及色诺芬的著作得以了解的。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苏格拉底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交谈。谈论的内容是广泛的，从政治到哲学、艺术到普通的生活，几乎无所不包。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的确确使得那些和他交往的人轻视现行的法律，因为他说，‘用豆子拈阄的方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拈阄的方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当苏格拉底劝说查米得斯要敢于在公众面前讲话时，他这样说：“在最有力的人面前你没有感到害怕，而在最愚昧无知、最微不足道的人面前你倒害羞得说不出话来了！这些人当中叫你害怕的是擀毡工人，还是补鞋匠，还是铜匠，还是农民？”[1]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是非常鄙视那些手工艺人的，而正是这一批人，构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基础。苏格拉底的政治理想是专家治国，他说：“君王和统治者不是那些拥大权、持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签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欺骗手法取得政权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2]这些言论很明显地是和城邦的民主思想相矛盾的。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苏格拉底的政治倾向是斯巴达式的。在柏拉图的《克里同》中，有一段苏格拉底在狱中和法律的对话，法律对他说：“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在你七十年的生涯中，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你没有选择你所赞赏的完美政府的典范斯巴达或者克里特……”[3] 苏格拉底的神学思想和雅典也是有冲突的。苏格拉底是信神的，这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中都有反映。然而，苏格拉底还常常提到内心的神谕。苏格拉底说，“我服从神奇的感受，这种神奇的感受在我童年时代就产生了，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每当这种声音降临时，它总是劝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而从不驱策我。”[4] 苏格拉底在政治以及神学思想上同当时的雅典城邦都有矛盾，黑格尔对苏格拉底之死发表过评论：“苏格拉底的内心感情与他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体制相矛盾，所以他会被处决。”然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一直活了70岁，在他被提出公诉之前，他一直是有思想自由的，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涉。为什么到了他70岁的时候却被诉讼而处以死刑呢？如果理解了雅典特有的民主思想，这一问题也自然能够理解了，笔者以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当时社会的民主自由观的结果。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初期，斯巴达人就两次侵入阿提卡半岛，对雅典的乡村肆意掠夺，人民饱受战苦。为防敌人侵扰，乡村的居民被迫移往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太大，雅典发生了可怕的瘟疫。雅典人必须同时和战争及瘟疫作斗争，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同时，他们损失了他们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正当雅典开始恢复时，他们发动了西西里远征，派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西西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雅典城邦的贵族党人趁机发动政变，推翻民主政体，建立寡头专制政体实行恐怖统治。修昔底得记载了当时雅典的状况：“有些他们认为最好是除掉的人都被杀死了，虽然人数不多，有些被困于牢狱中，或被放逐。”[5]“人们看见他们就害怕了，没有人敢说反对他们的话。如果有人真的敢说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马上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杀死，没有人去追究这种罪犯，或向有嫌疑的人提出诉讼，人民默然无言，他们是在这样的恐怖状态中，以致于他们纵或完全没有说什么话，也以免于祸害而暗自庆幸……他们想象的贵族党人比实际的人数要多得多，整个民主党的人都彼此怀疑，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邻人是和这个阴谋有关的。”这给民主派以极大的打击， 信仰民主的人们空前的失去了自信，事实上，民主党人中确实出现了叛徒。“阴谋者中有一些人是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会参加贵族政治的。主要是这些人使人民大众彼此不信任，使少数人获得安全，因为他们在民众会议中，使彼此猜疑成为既成事实。”[6] 到了公元前404年，历史不幸又重演了，而且程度更甚。贵族们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给雅典人带来了屠杀和恐怖：没有一位公民能逃脱其监控，他们杀掉那些在财富或出身或名位方面出人头地者，意图除掉心病并攫取其财富，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杀掉的人不少于1500名。”[7]公元前401年，雅典的政体又经历了震荡，贵族派企图推翻民主政体，幸好民主派及时发觉，雅典才幸免于难。 在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的过程中，他们肯定能记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青年人的作用。在赫尔墨斯神像被毁的事件中，那些外邦人所告发的参加神秘祭祀和毁坏石像的人就是一些青年人。雅典人一定不会忘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寡头政治上台时青年人的表现：“皮山大和其他代表们发现，在雅典方面，大部分工作已经为他的同党人作好了。有些比较年轻的人自己组织了一个团体，暗杀了一个名叫安得洛克利的人，因为他是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还有其他一些他们认为讨厌的人，他们也秘密地除掉了”“四百人出来了，每个人身上都暗藏着匕首，有一百二十名‘希腊青年’跟在后面；他们需要用暴力的时候，就可以用那些青年们行动。”[8]因此，在法庭上指控者说：“我敢指丢斯起誓，他的的确确使那些和他交往的人们轻视现行的法律……这一类言论激起了青年人对于现有的政府形式的不满，并使他们趋向于采取暴力行为。”[9]肯定是有所指的，他们肯定不能忘记阿里斯托芬的一部在雅典家喻户晓的喜剧。在《鸟》中，阿里斯托芬描写了聚集在苏格拉底身旁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留着长发，饿着肚子，不梳洗，手中拿着木棍，模仿着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称他们为“斯巴达迷”。[10] 和苏格拉底交往的青年人大多数是贵族青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雅典的未来，所以他们的思想对雅典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难怪引起雅典人的敌视。芬利就认为，苏格拉底一案的关键在于败坏青年。另外很多人也这样认为。[11]在色诺芬的《申辩》中，苏格拉底问米利托斯：“你说一说你知道究竟有谁由于受到我的影响从虔诚变成邪恶、从自制变成放肆、从节俭变成浪费、从节酒变成狂饮、从爱劳动变成贪玩耍或者变成贪图其他罪恶的享受呢？”后者这样回答：“但我确实知道，你已经引诱了许多人服从你而不服从自己的父母。”芬利认为这段交锋道出了问题的关键。[12]半个多世纪以前，雅典的学校教育还只是局限于读、写和算数以及必要的音乐、运动和马术。青年们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来学习其他知识，他们在餐桌旁、在宗教节日的剧院里、在城市广场、在公民大会的会场上，向他们的父母或者长辈学习。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整个希腊的教育体制发生了改变，职业的教育者即智者出现了。他们教授青年们修辞学、哲学和政治学。起教育对象是家庭富有青年，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付得起学费。智者们对雅典传统的教育和思想方式都提出了挑战。当然，现在我们认为苏格拉底和智者们是有区别的，然而在当时的雅典人来说，他们的区别并不大。这一点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有反映。在他的戏剧《云》中，苏格拉底通晓天文地理，能够在云中行走，并且开了一间思想铺，来教导青年。这和显然智者没有什么区别。在法庭上，墨勒图斯说：“尊敬的陪审员们，他当然不信神，因为他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一团土。”[13]这说明雅典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苏格拉底和智者混为一谈。 [1]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8、第111页。[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18页。[3]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103页。[4]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64页。[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11页。[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8页。[7] 《雅典政制》，35。[8]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7—608页、第610—611页。[9]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9页、第8页。[10]Aristophanes，Birds，1282-1285。[11]M.I.Finley，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第130页。孙道天：《评苏格拉底——兼及雅典民主制》。[1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92-193，131页。[13]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55页。 另外，苏格拉底的弟子在僭主政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僭主的头子就是早年同苏格拉底交往过的，他的弟子克里提阿斯。他在当政期间作了很多坏事，有一千多人被杀害。色诺芬就记载了克里提阿斯曾指使苏格拉底等人去杀害一个富有的人、以便夺其财产的事。[1]查米德斯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叔叔，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氏曾极力鼓励他从政。在僭主政治期间，他成为克里提阿斯的一名得力助手，后来死于抵抗民主派的斗争中。这样，苏格拉底在民主政体恢复后的表现和原来一样，而雅典人的心理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苏格拉底被控告，雅典人肯定会想起与他有关的东西，他的思想、言论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表现。还有那个著名的戏剧家，他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刻画在雅典已经家喻户晓。苏格拉底本人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他说：“虽然安尼图斯他们就足以令我畏惧了，但其他的控告者更令人畏惧。我指的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在你们大多数人还是孩童时就左右着你们，把对我的不真实的指控灌满了你们的头脑，……所以他们不用出庭就能赢得这场官司。最不公道的是，除了他们中间正巧有一个剧作家外，我甚至连这些原告的名字都不知道。”[2]斯东说：“阿里斯托芬不过是在开个玩笑，不是在案提出控告……没有材料证明在雅典曾经有人因为喜剧诗人说了他什么而受到起诉”[3]。但是在苏格拉底一案中，阿里斯托芬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即使是这样，雅典人还是比较宽容的，第一次投票的比例是281对221票。苏格拉底本来罪不致死的，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态度惹怒了陪审员们，所以才遭死刑，这也是雅典民主制的特点之一。在色诺芬的《申辩》里，他记载了苏格拉底对海尔盖尼斯的谈话，苏格拉底说：“如果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当我感到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的生活着呢？”“正是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不仅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如果因为我阐述我从神和人所受的恩遇以及我对于我自己的看法而寄人激惹了法官们，那我将宁愿选择死也不愿奴颜婢膝地乞求比死还坏得多的苟且偷生。”[4]。这说明苏格拉底在审判前就下了必死的决心。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极力树敌于陪审团。首先，苏格拉底讲述了神谕的问题。他说，开瑞丰在德而菲向神请教谁最聪明，女祭司告诉他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于是，苏格拉底就去遍访政治家、诗人、戏剧家、熟练的工艺人等各类以智慧闻名或自以为很有智慧的人。最后，苏格拉底发现，“智慧声誉最高的人几乎完全无知，智慧声誉低于他们的人却颇有实际知识”，并且宣扬：“神谕启示我们，人类的智慧没有什么价值，或根本没有价值。”[5]这样一来，很明显的，苏格拉底得罪了雅典人，至少是当日在法庭上的陪审员。苏格拉底的态度非常生硬的，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辩护：“可能你们中的一些人回忆起自己的遭遇将会不悦，因为他曾在无关性命的官司中痛哭流涕，向陪审员乞怜，把未成年的孩子和很多亲属带到法庭上以获取同情；相反，虽然我面临着被处死的危险，却不故作表演。你们中可能会有人为这一鲜明对照而激怒，怀有偏见和我作对，投票反对我。”[6]在建议处罚时，墨勒图斯建议雅典处苏格拉底以死刑。本来这个处罚是太重了。雅典法庭的传统是，由原告和被告各提出一种处罚方式，最后由陪审员投票表决。所以一般情况下，被告总是提出一个大体差不多的处罚，以利于陪审法庭接受。而苏格拉底的表现却令陪审员大为恼怒，由于苏格拉底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竟然向雅典人建议他以后要享受国家的赡养。这使陪审法庭大为哗然。稍后又建议如果非要处罚的话，那就对他实行100德拉克马的罚款，这是一笔非常小的数目。后来他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合适，他的学生们都劝他并愿意作保，使他把罚款数目提升为三千德拉克马。然而已经晚了，他的行为表现已经有戏弄陪审员之嫌，于是，他被判了死刑。到后来，在狱中，克里同给他安排了逃亡的计划，被苏格拉底坚决拒绝了。可以说，在很大因素上，苏格拉底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 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和雅典三次动荡的关系，斯东在他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然而，他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本来有他自己的自由，雅典人为什么在三次动荡之后会判他有罪呢？就苏格拉底的死，斯东认为雅典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有违雅典的自由原则的：“但是有一个奇怪的事实没弄清楚，在许多篇谈到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对话中，柏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提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论点：雅典判处苏格拉底有罪是不忠实于自己的原则的。也许柏拉图太不喜欢民主了，因此他不屑辱没自己来认真对待雅典的原则。”[7]在《克里同》中，苏格拉底和法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苏氏谈到法律认为自己是公民的父母和主人，公民背叛法律就象子女抛弃父母或奴隶背叛主人一样。斯东评论说： “自由城市的基本一点是有权反驳国家，在议会、法院、剧场或谈话中批评它的行为。如果国家突然干涉这个权利，她就是破坏了它那一部分的契约，它就成了暴政。”[8]斯东先生也许没有搞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古代雅典民主制下的民主与自由的观念与现代相差很大。实际上在雅典，自由言论是存在的，所以苏格拉底尽管同雅典人的思想存在着冲突，也能够安然无恙地活到七十岁。但如果这种自由使雅典人认为对民主制造成了危害，雅典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抹杀这种自由。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死刑，就是这种民主自由的关系在起作用。 英国人基托很好的分析了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恢复后的民主政府接受提议，于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但这绝非是一个野蛮的愚蠢举动。我们不妨请读者先想一下那些审判这个案件的陪审员所看到和所要忍受的事实——他们的城邦战败了，斯巴达人迫使他们就范，拆散了他们的同盟，民主制度被废弃，人民遭受了暴政的蹂躏。然后请读者考虑一下，那个给雅典造成过最大伤害并给予斯巴达以最大帮助的雅典贵族亚西比得，正是苏格拉底的忠实伙伴，并且，那个可怕的克里提亚则是他的另一个朋友。请读者再考虑一下，尽管苏格拉底是一个因忠诚而著称的公民，但他也是一个民主制的公开批评者。因此，如果许多头脑单纯的雅典人就此认为，亚西比得的叛逆行为以及克里提亚及其同伙的寡头式暴虐统治都是苏格拉底教导的直接结果；同时，如果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传统的行为准则及道德标准的崩溃，是造成城邦的灾难的原因，为此，他们怪罪于苏格拉底对这些准则的持续公开的怀疑和追问，这一切都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把苏格拉底看作是无知暴民的牺牲品，从而为这种卓越可崇高染上伤感的色彩。”[9]苏格拉底之死主要是当时雅典特有的民主制度的结果，和那一时期雅典人的政治观念密不可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时，苏格拉底对于他本人之死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不能怪罪于任何单独的一方。 [1] 《回忆苏格拉底》，第161页。[2]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39页。[3] （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59-160页。[4] 《回忆苏格拉底》，第190页。[5] 《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第48页。[6] 同上，第76页。[7] 《苏格拉底的审判》，第260页。[8] 《苏格拉底的审判》，第262页。[9] （英）基托：《希腊人》，第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