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代世界的早期国家形态（下）（20041009）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21 欧亚学研究 王敦书 参加讨论
三 这里，我想简略介绍一下胡钟达先生的一些观点。胡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在林志纯先生以外的另一位知名前辈，现为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之一。胡先生最近刚写了《专制王权与民主政治的对比——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初稿，尚未发表。这篇文章与本研讨会的主题直接有关，也与我国关于城邦制度、专制王权和古典民主政治的讨论有关，所以我征得他的同意在这次会议上略为介绍他的看法，并向各位学者求教。[9] 胡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周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可以认为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可以认为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希腊从荷马时代开始到希腊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两者同归而殊途。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向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列国并存的专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时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其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历过一段僭主统治以后，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雅典是最熟知的典型。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相若，在历史上又大体处于同一时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出了如此鲜明的反差。 胡先生从两国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有差别，两国不同的对外扩张方式导致不同的结果，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说明两国政治制度发展不同的原因。文章很长，内容很多，这里只引述其结束语部分。 胡先生持中国古代社会乃至人类古代社会属封建社会说。他认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主政治。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政治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是商品生产者的本质属性。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前提。在世界历史上，古代社会（包括“中世纪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在其中只扮演配角。只有在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才扮演了主角。事实上，工业社会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孕育出来的。 古典时代的希腊从总体来讲也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但在爱琴海沿海地带，包括海中某些岛屿上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由于种种机缘的凑合，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这里便成为产生自由、平等观念的摇篮，成为民主政治的故乡（当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虽然，雅典之于整个希腊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隅之地；即使再加上爱琴世界的若干城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正是它们是整个希腊的代表。于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竟然具有类似“近代”的特色，从而使希腊的古典文明在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中独树一帜，发放出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虽然它的辉煌时期为时不过二百年，一旦时异境迁，它便随之声消影歇。但是，当西欧历史走出它的所谓“中世纪”、亦即走出日耳曼人的封建领主制阶段，商品经济的春潮又在更高的层次、更大规模上逐步高涨的时候，希腊古典时代的自由、平等思想，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也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向专制王权进行斗争时的重要历史借鉴。这对推动西欧社会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假如说先秦时代即古典时代，中国历史的演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演变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的体现在世界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古代世界仅如惊鸿一瞥的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断、独领风骚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既各具特色，又各有千秋。 从古代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史来看，由以少数城、邑为中心的小国的早期王权过渡到区域性领土国家的专制王权，再过渡到“大一统”专制皇权，这几乎是普遍规律；不仅以中国为典型的东方国家大体如此，希腊各邦最终仍统一于马其顿王国，地中海世界最终仍统一于罗马帝国，连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同样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出现，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中的一段辉煌变奏，一支奇妙的插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古代世界的商品经济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可是它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始终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而没有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中间阶级的力量除在个别地区的特定历史阶段外，始终不足与代表传统力量的王权或皇权相抗衡，更不用说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了。为什么古代世界商品经济所赖以发展的生产力未能过渡到机器生产阶段？是受奴隶制束缚？是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是由于市场的狭隘？是由于专制王权或皇权的压抑？或者是受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的制约？在当代史学中，这还是不容易说清楚，有待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 最后简单地粗略谈一下个人对城邦问题讨论亦即古代世界早期国家形态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谈一下关于总的思路和研究方法的想法。 1、人类历史发展有统一的规律性，但又有丰富的多样性。我们研究世界各国的历史时，既要看到其共性，也要看到其特征和差异性，要异中求同，同中见异，不能削足适履、强求一律，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关于城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实质是探讨人类原始国家或早期国家的形态问题。我们应不持成见，客观地认真考察世界各地的早期国家形态，寻求其本质的共同点，同时也要注意其各自的特点，由此得出认识和结论。如果将一个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态作为模式或标准套向其他地方的早期国家，尽量寻找与其相似之处，难免有先入为主的偏颇。 3、古代世界国家的历史很长，由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直到公元4、5世纪，包括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可以公元前1000年左右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较前期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希腊城邦是公元前1千年代的国家形态，不宜以它为典型来考察前期的国家形态。 以下，再谈一下具体的一些想法。 1、人类各地区的早期国家往往都小国寡民，这可以说具有普遍性。 2、相当多的早期小国以城为中心结合周围地区而成，这可以说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也有一些地区的早期国家，如游牧民族的国家，不以城为中心，由部落结合而成，这样的国家可称为部落国家。古希腊人也用Ethnos一词来称部落国家，以别于城邦（Polis）。部落国家民可能寡，国可能不小。 3、城与城市并不等同。最早的城往往是城砦和卫城，供军事防御之用，可以是宗教、行政的中心，但未必有市或不包括市，不是经济中心。城市则是城与市相结合的统一整体，既是宗教行政中心，也是工商业有所发展的经济中心。最初围绕城砦和卫城而建立的早期国家未必已有完整的城市，不如称为邦或邦国。又，从中文看，城市国家和城邦似乎可作出区别，看成不同的名词和概念。但是外语都只有City-state一词，难以划分。 4、城墙城堡不过是物质建筑，不反映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不少早期国家以反映神权、王权和宗主之权的神庙、宫殿、宗庙、社稷为中心，不存在城市公社和市民（公民）公社。这样的国家似乎也可称为神庙国家、宫廷国家和宗族国家。古希腊国家以城市为中心，存在城市公社和公民共同体，故称为城邦（Polis）。 5、神权统治是许多早期国家的共同特征，故也可称为神权政治国家。早期国家中有原始民主制残余，国民有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权，并存在某种形式的民众会议和长老（贵族）议事会。国家的首领不是专制君主，但往往终身制且世袭，有较大的宗教、行政和军事的权力，其身份应属于国君、王和君主的范畴。这样的国家多半不是共和国，更不实行民主政治。 6、两河流域最初小国林立，又有城或城市，这种状态存在的时间较长，外国学者现已习惯称其为City-state（城市国家或城邦），这未尝不可。 7、古代埃及最早的小国称斯帕特（SPT），其象形文字符号为沟渠相通的 ，似乎不宜称为城邦或城市国家。古希腊语称其为诺姆（Nome），有的学者称埃及最早的小邦为诺姆国家。埃及国家发展的特色在于这些小邦（或称州和诺姆）很快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已结合为上、下埃及两个王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或其后不久就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地域性王国，以后长期如此。研究古代埃及国家形态的发展，宜着眼这一特点，不必去强求希腊式城邦的影子。 8、中国很早建立起有一定统一性的王朝国家。周天子与各邦国君之间有一定的君臣、上下的关系，周天下不宜看成简单的城邦联盟，各邦也与希腊的有独立主权的城邦不尽相同。国人有一定的参政权，但没有立法权，更不能通过抽籤当政，不拥有统治权和治理权。周天子和各邦的国君实行世袭制，有较大的权力。这样的国家不是共和国，更不是民主政治。 9、古代世界的国家一般是由小国寡民的邦国发展为地区性的王国，然后再建立起超越自然的地理界限、统治多民族的大帝国，而不是由小国寡民的城邦直接发展为帝国。 -------------------------------------------------------------------------------- [1]《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2]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3]杜正胜出席1993年9月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提交《古代中国城邦》论文中、英文本各一，英文本City-state in Ancient China刊载于《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编写组编：《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441页。 [4]林甘泉：《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1993年9月中国第一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提要），未正式发表。 [5]田昌五：《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载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85—415页。 [6]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19、321-328页。 [7]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4页；亦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84页。 [8]陈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9]此文章不久即发表，见胡钟达：《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6期；亦见《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3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