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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民主、专制、下层民众的作用(中)(20040328)

三. 专制制度也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民主制度虽然能够使国民凝聚起来,培养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但它也造成了不同意见在那里长期扯皮,议而不决的局面。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军事效能的。所以,有更多的与雅典在军事压力面前从专制转向民主相反,在军事压力面前从民主转向专制的例子。古希腊世界中,有很多城邦国家在和平时期采用民主制度,到了战时,就转为专制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国转向专制的过程中,军事方面的需要也扮演过同样的角色:军事效能的需要使得共和国不得不把更大的权力让渡给军事指挥官,使得他们有了攫取独裁权力的机会。
    那么,这不是与前面讲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形成军事强权矛盾吗?是矛盾的,现实中的事情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军事效能有赖于每一位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这一方面说,民主制的效能更高;另一方面,军事效能又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最高指挥官,从这一方面说,专制的效能更高。在某个的阶段,这一方面更重要;在其他阶段,又可能是另一方面更重要。譬如说,在以下几种情况下:(1)一个民族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已经凝聚起来了,作为个体已经无法单独退出了;(2)独裁统治者是相对仁慈的;(2)独裁统治者并不仁慈,但跟着他能够攫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得大于失;专制有可能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军事效能上的好处,因为内部凝聚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专制的军事效能高于民主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独裁统治者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
    然而,在大敌当前,而内部又矛盾重重,凝聚不起来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以民主制来解决内部的分歧,形成同仇敌忾的局面,则难逃灭亡的命运了。回想起中国近代先哲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无不想以民主制度建立中国国民的爱国心、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是功亏一篑,终使日寇横行于神州,令人叹息。
    四. 民主制首先是中、上阶层的要求,与底层民众关系反而相对较小
    一般的看法认为,民主是中、下阶层的要求,民主决不会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但如果我们看一下罗马史,却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维护民主制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站出来维护民主制的,几乎都是贵族阶层的成员(如刺杀凯撒的布鲁图竟然是凯撒遗嘱中的第二继承人——第一继承人是屋大维),而下层民众则仅仅是为了看几场精彩的竞技比赛,泡几个好澡,吃几顿好饭,或者是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类似于今天追星族的那种冲动,就把票投给了专制。具体细节我没必要说了,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我只是把别人很少勾勒出来的大轮廓勾勒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罗马的贵族会站出来维护民主制?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高尚品德,天生热爱自由?为什么罗马的下层民众那么不爱护自己的民主权力?是因为他们天生奴性?至少不完全是。这里起作用的,当然还有利益关系。实际上,在民主制下真正受益比较大的,恰恰是中、上阶层。而民主制的起源,也不是下层民众的奋起,而是中、上阶层的互动。
    产生民主制的外部压力因素不用多说了,外争之事首先就是中、上阶层的事:在古代,串通另一个国家的上层,叫他们当买办来压制本国国民的手法也有,但不是一种像如今这么通常的操作,所以,外争失败,受损最大的恰恰是上层。产生民主制的内部压力因素往往就是中、上阶层的矛盾激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把近代的民主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概括起来说,我认为罗马政治家维护民主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对外的军事效能,一个是内部的政治和谐。
    中、上层矛盾激化了,一个解决办法是血腥内斗,斗出一个新的独裁者来,重新分配利益,暂时把矛盾压下去,但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其他的上层贵族仍旧生活在危险之中,还是没有稳定的、通行的规则和程序来解决上层贵族的矛盾。
    另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制来解决中、上层的矛盾。在民主制的既定规则和程序下,解决矛盾的方案虽然不一定令所有的人都满意,但贵族阶层之中大多数人都知道,第一,他们在这个制度下是有相当大的权力的,比在专制制度下还要大;第二,他们是安全的,不会有一个独裁者来把他们投入地牢,砍他们的头,矛盾可以通过稳定的、通行的规则和程序来解决。总之,实行民主制符合一般贵族阶层的利益,至于在多大范围内实行民主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这一点不适用于那些有能力问鼎的贵族寡头,对于他们来说,由于他们很有可能争得独裁的权力,所以专制制度很可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对于这些道理,那些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民主制的罗马贵族是很清楚的。
    民主权力对于下层百姓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罗马的下层公民,如果不是因为手里有那张选票,贵族寡头就不会掏腰包请他们看戏、洗澡、吃饭。另一方面,罗马的下层公民如果没有因民主制得到这些好处,也不会产生前面提到的自豪感、主人翁意识,不会为罗马而拼死战斗。但是,他们从民主制度中所获得的好处比中、上阶层要小得多(现代左派说“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实际上指的也是这一点),所以,他们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力,可以为了几场好戏就糊里糊涂的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力。然而,即使对于下层阶级来说,放弃民主权力仍旧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仍旧是一种损害自己长远利益的行为。当罗马下层人民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专制的时候,罗马共和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也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当然,在罗马共和国灭亡之后的头几十年,罗马公民,包括下层公民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好的,甚至比共和国时期还要好。但很快就不行了,不仅下层公民过不了好日子,罗马的贵族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皇帝随意残虐贵族,而皇帝也随时被人杀害。
    今天的下层民众比罗马那个时代有文化得多,在政治上也成熟得多,所以肯定会比罗马下层公民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力,更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力为自己争得实际利益。但是,在建立和维护民主制度方面,他们仍然不一定能够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当中国的学者们责备中国的下层群众缺乏民主的基因,“奴性强”时,他们应该好好读一读世界史。
    五. 国家不办社会福利毁掉了古罗马民主制
    古罗马的民主制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赞叹不已的。但古罗马的民主制并没有解决在其公民中间出现的严重的贫富不均,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特别是与汉尼拔的战争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阶级应运而生。这个新阶级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而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是贫穷的。
    提比略·格拉古试图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格拉古出身于罗马的贵族豪门,他的父亲当过两任执政官,母亲出身于罗马最为显赫的家族,她是征服迦太基的西庇阿(仅凭征服迦太基的功勋,就可以说,西庇阿是罗马历史上战功最大的军事统帅,因为征服了迦太基,罗马就确立了自己的单极霸权,以后的敌人就都比罗马弱得多了)的女儿。格拉古虽然出身于豪门,却对于自己的底层同胞的悲惨境遇怀有深切的同情。然而,格拉古等贵族最关心的,还是这种状况强烈的危害到罗马的军事效能。毕竟,罗马人也不能无条件的爱国。如果爱国、为国征战意味着土地、财产落入豪强手中,自己陷入赤贫,那这个国就没法爱,这个仗就没法打。所以,罗马越来越征不到士兵。
    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个方案激怒了罗马的贵族。公元前133年罗马的贵族杀死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把他们的尸首扔进了台伯河。公元前121年他的弟弟盖约死于同一事业。
    从与汉尼拔的战争时期开始,罗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许多为国在外多年征战的农民士兵回来时,发觉自己的土地被贵族豪强侵占了,在上面耕种的是贵族家的奴隶。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战士沦落为生活状况极为悲惨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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