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职业历史学--更广泛地说--历史文化的更新是在下述基础上发生的：近代欧 洲理性主义的危机，摒弃古典的决定论、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掌握，摒弃通过普 遍规律来观察世界的企图。在整个20世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在这些急剧 的变化中，科学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变化也涉及到了科学本身的状态，开始把 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捧上了天，但到世纪末--却对它的奠基性的方针也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的纲领的破坏性活动却清理出了新的理解世界的途径：在所 有科学中，首先要分析的不是规律性和经常性，而是对个别性、独一性、偶然性的研究 ，同时也寻找普遍化的新方法。
在诸多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占中心地位的依然是历史综合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促使 被不同的分析程序弄得支离破碎的历史图景的整体性的恢复，可以使在实际研究中被分 离的系统结构方法、社会文化方法和心理方法重新整合起来。在最近十年，历史学家们 围绕着有关历史过程中个别的与集体的、民族的与普遍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的思考，积极 寻找新的综合途径，为在理论上克服在单个的与群体的、独一的和普遍的之间的二分法 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在遭受极痛苦的摧残的俄国史学中，这种心智上的寻觅的最初表 现之一是朝向文明方法的。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在人类普遍的共同体内文明多样性的思想 ，以及经典时期的“年鉴派”原则。这些原则是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而当时的 形势却要求激进的革新。
虽然制定新的史学范式以取代过时的范式是极其复杂的和十分矛盾的，但有一点是确 定无疑的--那些把重点放在文化概念上的趋向是最有前途的。它导致对任务的新的理 解，导致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概念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的质的变化，而结果是导致职业 圈子里整个概念准则的变化和历史学本身形象的变化。在俄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 结构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真正结构性的进展给这个过程带来了意义不一的后果，并使它变 了形。
在1980年代下半期和1990年代初发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的条件下，职业历史家团体和 社会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机制被破坏了，学术活动的习惯标准已失去了威信。为了保 持学科本身的认同，需要把智力上的潜力发动起来。这也反映在科学知识的结构和语言 的变化上和科学知识转换方式的变化上。同时，一套最简单的职业准则被谨慎地保存了 下来。这些准则被历史学家看作是职业性的知识类型与业余爱好的知识类型的界线：对 史料的依靠、对历史事实的精心安排、因果关系的确立等等。与此同时，在1990年代的 下半期，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历史著作，--它们的作者诉诸的是同一的科学标准，但得 出的却是完全对立的研究结果。由此，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开始不愿接受那些理论一方法 论问题。这些情绪，例如，反映在这样的著作中，它们为历史学是经验的科学和事实罗 列的科学的论点恢复名誉，并提出“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但是，这些行为遭到了 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是把历史学作为理论知识进行重新论证所需要的。实质上，这是 指在社会上和在职业圈里同时形成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历史学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建 立在对历史知识性质、内容和功能的不同的概念上的。史学界就此做出了一些尝试。一 方面，在确定当代的研究与过去（苏联的）史学传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自我认同问题 ，--对苏联史学传统必须要克服以便取得学术探索的更多成果。另一方面，进行了现 存的研究实践与历史学的理想的（标准的）模式的比较。扮演这种角色的既可以是不同流 派的“外国史学”，也可以是“我国革命前史学的优秀榜样”，又可以是今天的史学实 践正走向的某种“未来的史学样式”。近十年来，在俄国历史学中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 。一个是：在发现过去被禁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消灭“空白点”，探讨过去不重视的或 被禁的题目--这个趋势早在改革初年就已开始出现。根据这种观点，实现了对以前某 些时候不能触及的历史真理的重新探讨，补充文献库、扩大科学研究著作和政论作品出 版的过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但是，出版物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它们有高的质量， 很可能相反，这些出版品就像一锅粥：既有早已过时的论断，又有示威性地与其对立的 论点；既有耸人听闻的发现，又有投机。这些投机实质上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附庸--是 其手段和论据。最后这种情况既说明，对绝对真理的觊觎对不同的意见是不容忍的，又 说明在题目的阐述上是有偏向的（利用的只是那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题材，对其他题材 则沉默不语）。但是为了在完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当代历史研究，只摒弃过去的评价是 不够的。消除外加的政治立场绝不是消除学者和政论家的政治偏见：俄国历史上的所有 事件、现象、人物还是继续根据惟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即它们是怎样促进或者阻碍俄 国历史发展的、每个研究者个人所希望的那种可选择的道路的实现的。
这里最明显的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范式的脱离和把起码的“健全的思想”上 升到方法论高度。这是“改革”年代发生在科学团体约定的界限之外的那些过程的自然 的继续。正是在那时，唯一被承认是现实的只是那些在人的知觉里“赞同的”或明显地 反映在“普通人”命运里的东西：“转变时代”附带地使人明白日常的、平凡的、“非 历史的”东西的重要性以及从实际的经验，而不是从理论经验来说明事件。在摒弃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后，多数俄国历史学家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工具。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公布的文献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因而宁愿“躲在”文本后面，把文本看成是最终真理， 并把自己的著作变成史料的评注性的文选。在这里，很多史家成了看风转舵的了。而且 他们认为，过去主要都是“负面的知识”；指出，过去的史学解说“不是那样的”，甚 至“根本不是那样的”。并非偶然，一个由“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知识就是力量 》杂志联合举办、并请有威望的职业历史学家参与的历史性广播节目就叫“不是那样！ ”。毫无疑问，这个任务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是巨大的，反驳意识形态性的歪曲和职 业性的错误的“无止境的工作”是一直要做下去的，几乎没有尽头。但是，这种方法不 会使我国史学获得转向新质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