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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下)(20030910)


    十世纪。中国较上个世纪更为黑暗。本世纪零零年代,唐王朝灭亡后,再无一个政府能单独接替它遗留下来的广大而破碎的版图。各战区就在它们既有的领土上,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中国又陷入分裂。好在时间不长,新兴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过已不能恢复永逝的黄金时代”,版图也大大缩水,“中国人千余年的经营扩张,全都丧失”〔8〕。本世纪末叶,西方的法兰克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987年)。
    十一世纪。宋辽对抗在本世纪零零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由于宋帝国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个西夏帝国,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三国分立的局面:宋、辽、西夏。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同期的西方第一次兴起十字军,由法国贵族统军东征(1096年),历时四年。
    十二世纪。强大的辽帝国在本世纪发生内乱,其所属女真部落在东北独立,建金帝国,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击败辽、宋两帝国。本世纪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设上向前迈进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约章》,该条例使司法陪审员制度成为现实。从此,人权首先在不列颠获得法律上的具体保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对全人类文明影响巨大、贡献巨大的制度。从纪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司法陪审制度至今,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司法陪审制度终得以正式确立和实际运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林敦约章》也是超前的,划时代的。此后世界人权理论的实践与完善,无不得益于《克拉林敦条例》的颁布。如果没有该条例的诞生,世界人权的法律定位肯定要推迟;世界人权的状况,也肯定不会比今天乐观。
    十三世纪。在荒凉穷恶的浩瀚沙漠上崛起一个蒙古帝国,它的强大超过女真百倍。因此,它“一口”就吞并了中国版图上的四个帝国:辽、西夏、金、宋,汉民族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而西方继续以其强势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了《大宪章》,创立了国会。《大宪章》规定,未经法庭审讯,不得对人民逮捕监禁。这是英国有宪法之始,也是全世界有宪法之始。然“自然”惯了的英王亨利三世,却屡次违反《大宪章》,蒙福尔伯爵不得不依法把亨利三世囚禁(纪元司法,首拿国家元首开刀,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我们的古典律例中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学理念,但同时却又被“刑不上大夫”的王权思想抵消了,最终,法律还是成为“有权阶级”的统治工具,仅此而已),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世界各国自此开始有国会(1265年)。至1295年,议会政治在英国走上正规。事实上,西方在为他们的助跑做准备了。
    十四世纪。蒙古统治者在人民的不断反抗下,其统治于本世纪八十年代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明王朝,其寿命为二百九十四年,长达三个世纪。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的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就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不幸成为恐怖世界: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仅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直辖省(江苏、安徽两省)的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家人诀别,到晚上能平安回来,那就是三生有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绷紧神经,真可谓生不如死。当时的首都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柏杨说:“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入侵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这“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无与伦比的罪恶”〔9〕。这具体归纳下来有三大重要内容:(一)人权的蹂躏(“诏狱”和“廷杖”);(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省部级高官直接由皇帝提拔使用);(三)文化酱缸的加深(文字狱和八股文)。英国于一百年前(十三世纪)即颁布《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其时的中国明政府却出现了严重践踏人权的诏狱和廷杖;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使君权无限扩大。柏杨总结说:“我们曾一再提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的制度,则由朱元璋创始。”〔10〕在西方,除英法发生过两次战争外,再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逝世(1321年),别无惊天大事发生。
    十五世纪。本世纪的中国,可谓“奄奄一息,暗无天日”〔11〕。(四十年代,中国迎来第三个宦官时代)。暗到什么程度呢?朱元璋在位的时候,他的血腥政策本来就已使中国堕落成一个至少落后欧洲三百年的“白痴部落”,然其子朱棣新官上任“三把血”,他一即位就大行其父的血腥政策,首先把他看不顺眼的中央政府内部的许多部级官员及其家人和亲友赶尽杀绝,甚至连这些人的同学和朋客也大都除尽了(一次性枉杀一万四千多人)。而此间飞速发展的西方,愈显朱棣政府“奄奄一息,暗无天日”的一面。或有人以郑和七下西洋为例,举明朝政策积极的一面。然我们不得不说,郑和七下西洋的规模和技术虽说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伦布探险之上,但就其目的而言,完全是白痴般的狭隘举动。与欧洲航海探险家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的是,“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夺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12〕。郑和七下西洋,仅前两次就动用军舰一百一十艘,战士六万人。而如此兴师动众,无非“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13〕,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也使后人对前人的愚蠢感到无地自容。相反,倒是西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1453年,历时一百一十七年的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大败而告终。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高潮,西方人以无与伦比的蓬勃精神,投向海洋。世纪末叶,伟大的哥伦布船长发现新大陆(1492年)。两年后(即1494年),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划界令,沿北美洲东海岸纵划一线,西归西班牙(包括北美洲与南美洲大部),东归葡萄牙(包括南美洲的巴西与非洲全部)。
    十六世纪。东、西方文明的“分水线”,可从本世纪划起;东、西方的发展方向,亦从本世纪分道扬镳。本世纪的中国,仍处在大黑暗时代,诏狱的廷杖声和抗暴声,混杂着八股文的吟哦声,响彻中华。而此期的西方,其扩张的速度与进步可谓一日千里,诸如进入高峰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葡萄牙商人从浑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门作为殖民地;欧洲人灵性的复苏;麦哲伦航海环绕地球一周,证明地球是圆的(1520年);西班牙人开始涌入新大陆,大量殖民,占领古巴(1508年)、墨西哥(1519年)、秘鲁,又在亚洲占领菲律宾群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揭示出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1543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试验物体落下速度,发现落体规律,后来又发现摆动规律,至钟表出现;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失败,自此西班牙没落,英国取而代之(1588年)等等。本世纪中国虽有三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问世,但在总体上,已被西方远远甩在后面。
    十七世纪。本世纪四十年代前,中国继续大倒退,政治之黑暗,为历史之最,这往往也预示了一个朝代的结束。四十年代后,满洲人爱新觉罗取代腐烂了的明王朝,汉民族第二次沦为亡国奴。八十年代,在大黑暗的浓雾中,中国竟奇迹般地迎来为时一百年之久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只是这个黄金时代,比唐朝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更少了些人文精神。而同期的西方各国,正在做起飞的最后准备。因而它们在领土、思想、学术、改革等方面,继续扩张和进步:英国设立东印度公司,积极向东方侵略(1600年);荷兰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尼)、中国台湾、澎湖;英国、荷兰分别殖民北美洲,英国又把荷兰人驱逐;英国征服印度;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地心吸力;伽利略发现太阳大、地球小,地球环绕太阳运行。而本世纪西方的焦点,主要是英国革命。最初,先是英国国会向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权力请愿书》,要求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拘捕人民,查理一世被迫签字(1628年);接着,查理一世下令解散国会,继续实行独裁专制(1629年);英国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大抗议书》,指责他的种种不法行为(1641年);英国革命爆发(1642年),四年后,英王查理一世兵败被擒(1646年),英国国会法庭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斩于断头台,之后,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649年);三十九年后,英国发生不流血革命(1688年);次年(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严禁非法逮捕,民主政治确立),英国专制政治从这一年起,完全消灭,这是英国对世界的又一伟大贡献。
    十八世纪。可以说,本世纪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十六世纪以前,人类一直在缓慢地步行。但自十七世纪起,欧洲的步伐加快。进入十八世纪,欧洲开始跑步,科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均有重大突破,从而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科学方面有:约翰发明飞梭;哈格理夫斯发明纺纱机;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1769年),人类由此脱离手工业时代,进入机器时代(这一划时代的发明,使东、西方从此分歧为两个世界)。意识形态方面有: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1748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它奠定了人权的尊严);美国脱离英国独立(1776年),选举总统,实行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伟大实践),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国家元首的国家;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发表《人权宣言》(距十七世纪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这是卢梭人权学说的伟大实践,民主思想从此开始传播,其势不可遏止;法国改建共和国,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1792年)……同期的中国对西方发生的这一切皆茫然不知,也就更不会引起丝毫震动。不仅如此,到本世纪八十年代黄金时代一结束,大黑暗马上又卷土重来,中国的不幸重新恢复!
    十九世纪。“本世纪是西洋——包括欧洲和北美洲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欧洲人以及由欧洲分支过去的美洲人,在人类接力竞赛的中途,由跑步而飞奔。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风起云涌般出现,西洋文明开始形成一种巨流。”〔14〕欧美两大洲进入一个追求科学、追求人性尊严的伟大而崭新的时代,同时还以疯狂的“姿态”向外猛烈扩张。科学发明有:发明火车铁路、电灯、有线电报(美国人摩尔于1844年发明)、无线电报(意大利人马可尼于1897年发明)、电话、电车、电影、X光、留声机、轮船(美国人富尔敦于1803年发明)、打字机等等。开发改进的有:发现石油、开创邮局、开凿苏伊士运河、提高妇女权利和地位(其中包括1854年确立的军中女护士制度)、厂矿企业林立、资本家兴起,以及国际劳工协会(第一国际)、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第二国际)的先后建立等等。同时,绝对专制政体和无限权力的君主制度开始在欧美没落,议会民主政府迅速普遍兴起;各种前所未闻的思潮,如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纷纷产生;不断发明和更新战争武器:如大炮、巨舰。至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的上述新生事物,仍一无所知。大黑暗如故,贫穷落后如故,科举八股文如故,愚昧无知如故,贪污腐败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缠小脚如故。一切如故,且步步恶化。本世纪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运动,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觉醒、自新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不济地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说到这里,感情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光绪这个以卵击石的清末改革者。在他身上,最大的不公不是来自慈禧势力对他的囚禁,而是史家(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家”)对其历史地位的公然“囚禁”。以今为例,“人们看待历史,也还是以成败论英雄。在多到不可胜数的满清皇帝们的电视连续剧中,从来就没有光绪的戏,即便有,也大都是病病恹恹、低声下气地站在‘老佛爷’身边。……在中国,‘伟大人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的份;‘伟大人物’从来都是权倾天下的‘英雄’。这个细节万万不可忽略。这是从统治者到平头百姓,从专家学者到各类艺术家们都愿意分享的审美期待”〔15〕。从这一意义上说,光绪就是个政治性敏感人物。换句话说,一切被废黜的政治性人物,一般都有较长的敏感期,似光绪能“敏感”到今天,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惊涛骇浪的大世纪,自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建立的那一天起,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和,都没有这一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那么重大和那么严重——推翻清王朝,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6〕在这个世纪,中国被动地与西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亲密接触”……1900年5月25日,那拉兰儿竟然生出一个天大的气魄来,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世界各国最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证实后,无不吓一跳。于是,英、美、意、德、法、日、奥、俄,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7月20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距慈禧向全世界宣战仅五十五天。十数万赤着背、念着咒语,疯狂上阵的义和团,和步履蹒跚、手握大烟枪的正规军,在八国联军面前一败涂地。这时曾有天大的气魄向全世界宣战的那拉兰儿却如丧家之犬,带着她的受气包皇帝向西逃去。大敌当前,安危当前,这位老太婆仍没忘在逃走之前把皇帝最宠爱的一位妃子投到井里淹死。当然,中国三千多万老百姓的安危她就更不会管了,百姓只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别无选择。而躲到西安去的那拉兰儿及其皇亲国戚,每天照样是锦衣美食,快快乐乐地看戏,天塌下来,有黎民百姓为他们顶着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2002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她之所以令世人敬仰,是因为她在英国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她一步也没离开过伦敦,而是与人民同在。1900年的那拉兰氏呢?她在给人民惹下天大灾祸后就毫不负责任地逃之夭夭了,并且到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地方,继续她的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去了。真没想到,我的这篇随笔,竟然是在中西两位贵夫人的对比(当然是天壤之别了)中结束的,实出意料之外。
    注释:
    〔1〕〔7〕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49页。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3〕引自《生活文摘报》1999年1月1日。
    〔4〕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2页。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4页。
    〔6〕〔8〕〔9〕〔10〕〔11〕〔14〕〔16〕柏杨:《中国人史纲》(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6、103、244、259、433、515页。
    〔12〕〔13〕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见《读书》2002年第1期。
    〔15〕田野主编:《皇帝与流氓》,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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