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应区分传统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非典＂时期读史感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32 世纪中国 黄泉 参加讨论
| 因《走向共和》的刺激，本人突然关心起近现代中国历史来。疯狂阅读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以后，获益匪浅，但也留下一些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一般学者解释系统的一大缺陷：对传统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混淆。 时下西方学术界流行一种信条：一切皆为叙事，历史也不例外。极端者甚而认为：根本不存在历史真相一类东西，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者的建构。本人虽然对该时尚信条颇有微辞，坚信历史真相的存在，但也认为历史的确离不开人们的解释，历史的确具有某种叙事性。历史真相只能透过合理的解释框架或适当的叙事方式才会呈现出来。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正确的历史叙述并不必然如影随形，因为要把真切的历史经验尽可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出来需要适当地概念工具。对近现代中国历史著述的阅读更强化了本人的这一信念。本人像所有史学专家一样，深信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乃是一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这个历史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本人还相信，所谓现代转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全盘西化"。这意味着，本人赞成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之间已经和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断裂，此乃世界潮流，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因此，本人对顾准、李锐、李慎之等前辈力主中国社会应"走向共和"的高明之士钦佩不已。但是，本人又深感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概念工具的不完善。简单说来就是，他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制度与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之区别缺乏清楚的认识。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曾用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三概念来描述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三种形态，其中，传统国家指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民族国家指盛行于今天的现代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则是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我们不妨将绝对主义国家等同于我们常说的专制主义国家。安德森框架的特别之处一方面在于他发现了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之间有专制主义这样一种过渡形态，另一方面在于他明确区分了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与现代的极权主义国家。极权国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基本形式之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式显然是今日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国家。本人坚决反对用西方理论模式机械套释中国历史（对此我们有现存的惨痛教训，机械套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五阶段论），但本人还是认为我们可以从安德森框架得到诸多理解中国历史的启示。比如，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大段：秦以前的封建社会，从秦到请的专制社会、民国以来的现代社会，也分别对应于传统国家、专制国家、民族国家。这样理解至少可以避免把从秦代到清代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的谬误。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于：象安德森那样把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区分开来将大大促进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解。极权主义不是挥之不去的专制主义幽灵，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两种基本形态之一（当然是糟糕的形态）。 试举一个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分所导致的历史解释困难。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对中国近现代没能"走向共和"痛心疾首，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深刻反思，其贡献将永载史册。但是，本人以为他把中国民主化的失败主要归之于"专制主义传统"作怪却是值得大加商榷的。两千年专制传统的后遗症无疑非常之大，在中国现代的"君主"们身上也的确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君主们的影子。但我相信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不是导致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民主化与极权化的两大基本路线（可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本身就包含着极权化的因子）。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的失败主要不是传统惰性的结果，而是西方现代化的另一极即极权化在中国占据优势的结果。李慎之先生忽视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的全球化背景，仅用中国传统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李慎之先生自己的亲身经历本身就说明二十世纪中国选择极权化方向的国际背景。他谈到在大学读书时对左派书籍的狂热崇拜，一些极其粗浅的大众性左派读物就能让他们兴奋莫名，以为比学校教的和许多名著讲的所有高深学问更伟大正确。这种当今仍然盛行不绝的现象与其归因于中国传统，不如归因于世界政治时尚。实际上，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出现，乃是追逐"最先进世界潮流"的结果。中国现象并非特殊，而是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性现象"之一部分。（由此又想起中国自由主义者侈谈的"普世价值"，似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一种普世价值，殊不知极权专制何尝不是一种普世价值，把极权专制看成历史的残余乃是对现代社会的极大误解。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用普世价值反对本土价值，而是以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反对极权专制的普世价值。）如果李慎之先生明确区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他将不会再认为反对中国专制传统是当务之急，而会认识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一切试图超越宪政的企图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无论是怀念过去的右翼还是憧憬未来的左翼，只要它们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哈耶克早就说过，"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之类的词汇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发明）文明可以被彻底超越，都是应该百倍千倍万倍地加以警惕的对象。相比之下，李慎之先生着力打击的古代专制主义不过是一只死狗而已。 再举一例。关于五四。我觉得今日自由主义者竭力维护五四精神（他们称为五四启蒙精神），也是对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加区分的结果。记得林毓生曾责备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先驱在五四乃至其后长时期内没有真正致力于深入研究自由民主之真意，仅停留在喊口含、拉大旗层次上。其实这不限于胡适，也许是五四时期所有派别的特色。不过，我倒认为，喊口号、拉大旗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五四之病不在于认识的浮浅，认识的浮浅与深刻与人们广泛地接受与否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何况即使在同时代的西方，许多最深刻的思想家（包括政治学家）也被历史证明是一些政治上极其幼稚的儿童。从政治社会史看来，再深刻的思想家也不过在喊口号、拉旗帜而已。评价五四应该从它最终引出的主导性政治舆论出发。五四固然有启蒙的一面，但对中国现代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显然不是这一面，正如五四包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派别，但五四却是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失败为特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社会整体政治舆论发生巨大转向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五四正是中国社会选择极权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各种不同取向，但显然最终是反"资本主义"取向取得了优势。可惜的是，时直今日，自由主义史学仍在怀念五四、肯定五四。它们以为将五四精神从爱国精神改为启蒙精神，就可以证明五四在总体上具有肯定价值。不错，今日新保守主义抨击五四极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的确值得商榷。但是，自由主义者不应将反思五四看成是保守主义的专利。自由主义理应比保守主义更加反对激进主义，因为在自由主义看来，保守主义不过是激进主义的反面形式而已。因此，在重新审视五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共同的，只是理由和目标完全不同而已。袁伟时等著名自由主义史学家维护五四的举动是值得三思的。他们的毛病集中在"启蒙精神"一词上。"启蒙"暗示他们以为当时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还是古代专制主义，其实稍稍浏览一下世界大势，最危险的敌人乃是极权主义。五四固然激烈地反对古代专制主义，但或许正是这一反专制主义成了接引左翼极权主义系统地进入中国的最佳手段。扫除一切旧事物，迎来各样新事物。我们迎来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除了左右两翼的极权思想还有什么"先进东西"呢？在中国历史的航船正徘徊不前之时，五四成了极权主义路线的引路人。人们说，史料可以证明谁是谁非。但我相信，有足够史料证明我的观点没错。 本人认为，未能区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导致的最大失误就是：历史学家没能清楚地看到，甚至从袁世凯开始，中国的"专制化"倾向实际上都主要是国际影响的结果。"西风压倒东风"的确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贯的"国情"，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声誉"（用流行术语说，即其符号价值）一直长盛不衰（顽固势力只能节节败退）。因此，应该从西化本身的复杂性方面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比如，梁启超1903年回国以后写的《欧游心影录》就已经预示了中国人即将抛弃"资本主义"文明。我们读一读袁世凯的美国军师古德诺关于中国只适宜君主立宪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影响中国的西方"最新"思潮已经开始转向了。本来，在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遭到来自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猛烈攻击。但大致说来，在二十世纪以前，它基本上还维持着自己的吸引力。中国晚清对它的逐渐认同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但是，它的敌人似乎越来越强大.，到一战前后终于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据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二十世纪初，议会民主制在左右两翼的夹攻之下几乎完全丧失了信誉，知识界的主流舆论是一片议会民主制已经过时的论调。许许多多貌似深刻其实贻误人类不浅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们纷纷证明一种比议会民主更好的体制已经呼之欲出。法西斯主义（右翼）和斯大林主义(左翼)的出现乃是这种导向的必然结果。中国二十年代象前述几十年一样也正在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而西方"最先进的东西"却正是"超越议会民主制"这个新方向。中国的"走向共和"本来就濒临破产，徒具形式，于是顺理成章地遗弃共和走向了极权。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殊不知，世界潮流并非单一，而呈多元多向态势。在二十年代的当事人中，全世界也没有几个真正知道哪一种世界潮流是正确的，哪一种又是错误的。（即便有"清醒者"，其声音也为潮流所淹没，就像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微弱的声音为五四及其以后几十年的潮流淹没一样。）即使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心中肯定也是茫然一片。因此，五四前后一代乃至数代人顺应了西方最新潮流，落得事后看来"顺之者亡，逆之者倡"的结局，不能怪罪某一个人。经过深重灾难的中国人应该清楚地明白：个人的见识无论多么深刻，都不如历史现实本身更深刻。历史在今天告诉我们，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人们错了（陈独秀晚年觉悟，但已然晚了，选择时机已经过去，其声音也被潮流淹没），但责备他们是无益的，他们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然。我们再说一遍，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造成的灾难之大，空前未有，中国只是这一现代大灾难的一部分而已。中国象俄国一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最终走向了非民主的方向，它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现象，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变相复归。 "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显示，通常所谓现代化绝不是没有风险的。现代民主制度实际上随时都面临着转为现代"专制制度"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正如中国古代（由秦到清）呈现出一种治乱循环一样，现代社会也很容易呈现出民主与极权之间的循环。一者往往产生于对另一者的强烈不满。民主制很容易引发不满。现实存在的自由民主制度总是与人们想象中的有很大出入，人们很容易认为现实存在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形式，于是一种"超越"现存民主制、走向"更高"民主制的渴望和冲动就永远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右翼的超越试图复兴旧日的传统，左翼的超越则试图创造全新的未来。许多坚决维护现存民主制的大牌学者和政治家都承认，现存自由民主制度似乎找不到足够的象征资源来为自己辩护，相反，左右两翼的"超越势力"却极易找到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象征符号。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极权主义往往是以超越所谓"形式的"、"虚假的"现存自由民主、建立"实质的"、"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名义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的。到目前为止，现存自由民主制（它实为唯一可能的自由民主制，不可能存在左右两翼"超越派"所鼓吹的那种自由民主制）似乎很难在符号（或舆论）之战中获得胜利，反而处处落败。原因非常简单：自由民主制与超越自由民主制的差别乃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差别，现实永远没有想象更具魅力。所以，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是过于乐观了。自由民主制度实际上非常脆弱，需要千方百计、细致入微的呵护。魏玛共和国演变为纳粹德国非常典型的体现出由对民主的不满走向极权的可能性。极权化是现代西方（包括美国这个自命为民主典范的国家在内）民主国家潜在的可能性。当然，由极权向民主的转移也很容易产生，因为极权比民主更容易在广大普通民众中激发不满。如今，现实存在的极权主义信誉扫地，就是明证。总之，民主与极权实为现代社会的两极。极权制度并非传统制度的回归，而是现代化一种形式。 区分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有什么意义呢？意义非常之大。意义之一是依据极权观念的输入来重新解释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意义之二是重新认识在广大民众中（尤其是在对国家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精英阶层中）展开反对左右两翼极权主义舆论导向和坚持自由民主主义舆论导向的关键性作用。一般来说，前者是学术性的，后者则是政治性的。但前者也可以变成政治性的，可成为后者最有力的工具。本人认为，目前摆在所有"自由主义者"面前的中心任务并不是反专制传统，搞继续启蒙，而是系统全面地清理二十世纪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极权主义遗产（理论和实践），既要"反右"也要"反左。对中国来说，首要的是反左。老左要反，新左也要反。老左虽然早已名声扫地，但还有很大势力，所以，像李慎之、李锐那样不懈地对之进行揭露批判是必要的。新左虽然刚露头，但由于它又是一种学术上的"世界潮流"（左派如今占据着西方学术主流的位置，这点又一次说明"世界潮流"之复杂和不可靠），更要加倍警惕。中国人如果再次信奉起西方左派来，那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也许只能导致国家民族的"万劫不复"了。也就是说，明白极权主义乃是中国现代历史之谜的关键，就会明白我们要的主要是现代的斗争方式。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如果不发展为右翼极权主义就一点也不可怕。"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就是传统的现代化，其含义是模糊不清的。"现代化"是民主的现代化呢还是极权的现代化？如果是民主的现代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没什么不可以的，只有真能转化过来，怕就怕只是某些保守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但如果是极权的现代化，那就十分危险了。比如，力图用中国先秦和两汉儒家今文学派的"王道"政治（一种在现实中从未实现过的极端理想化的"德治"主张，其核心是一种"超越"法治的人治）来建立超越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民主政治，就是非常危险的，它必然会在中国引出一种右翼极权主义。当代儒生如蒋庆者流已经在鼓吹这种论调。不错，他们是少有的忧国忧民的"君子"。但不要忘了，所有推动极权主义的当事人无不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们越虔诚，越具有行动意志，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极权主义者往往具有上帝式的情怀，但却往往做出了魔鬼般的举动；他们想建立的是人间天堂，结果却把人间变成了地域。飞淂越高，跌得越惨，这就极权主义。我们已经试验过左翼极权主义了，我们切忌不可再试验一次右翼极权主义。现代儒生们自己应时刻警醒，自由主义者更应时时督导。自由民主的拥护者们真是任重而道远，岂能只满足于"启蒙"二字。 中国现代史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正是它那饱含着"流不尽的英雄血"的反面教训：极权主义现代化。中国真正比西方（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极权主义灾难的英国和美国）优越的地方不在于我们有几千年的本土智慧，而在于我们有足以胜过左右两翼的任何花言巧语的极权主义历史。打败极权主义的往往并不是自由主义言论，而是极权主义实践的全面失败，尤其是其左翼政权的轰然解体。所以，俗语所谓"长一点记性"乃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一种客观公正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中国真正"走向共和"将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2003年6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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