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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教授论学风―在重大项目实施座谈会上的发言(20040401)


     今天我们来谈谈学风问题。《光明日报》今年2月7日发表了北大彭晓瑜教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急待正视的学术规范问题》,它讲的是一本书,就是《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这本书里面讲了学术规范问题,有四点需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很好。还有一篇文章,3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写的一篇小文章,题目叫《学术何以失范》,这篇文章讲的也是学术规范问题。
    学术失范看来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最近,媒体披露了一些学术失范的事,引起很大震动。据《学术何以失范》说,早在1997年时,就有过类似的情况,而且已经相当严重了。2000年《学术界》第6期也说到某高校一位院长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学术如果不注意的话,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危险。那么到底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
    这样一来,我就想起一个问题,彭晓瑜同志讲的是学术规范,这一篇《学术何以失范》的文章也是讲学术规范,可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谈学风,到底学风同学术规范有什么关系呢?西方人讲学术规范,用的是academic
    standards,学术标准,你合这些,就是合乎标准,你不合这些,就是不合标准,所谓标准很细致,也很明确。彭晓瑜这篇文章里讲了四条,第一条,一个研究者在写作的时候,首先应该向读者说明有关问题的学术史,必须交代清楚,要说清楚前人作到什么程度,我在前人的什么基础上做,我解决了前人什么问题,这是必须做的。没有这个过程,就认为不符合规范。因为你不能说每一篇东西都是我们首创的,我们是第一人,前人从来没有研究过。第二条,要有学术观点的论证,不能随便说,一定要有根据,一定要有史料的根据,史料的根据必须清清楚楚,什么书,谁作的,什么版本,哪出的,我们现在讲学术规范,这一点,即注释的规范,是比较注意了。我觉得非把这个重视起来不可。有人以为学术乃天下公器,所以就可以天下文章一大抄。其实,学术乃天下公器有另外一种理解,今天我们不说它,学术乃天下公器,不等于吃大锅饭,更不等于可以随便抄啊,所以注释的规范一定要交代清楚。第三条,引用外国的作品,要符合外国的学术规范。外国人的著作从前也不太规范,就像世界古代史,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当然现在则比较好了。引用这些书籍,要说明引用的是什么版本,什么地方出的,总要符合国际规范吧。第四条,不规范的注释的体例为剽窃者开了方便之门,所谓剽窃也就是抄袭,抄袭意味着什么呢?你发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你所写的,你所想的,可事实上,却是别人的东西,这样做是违背职业道德的,所以,在写作中,必须注明借用的一切,不仅是直接的引用,还是间接的引用或者转述,而且还有信息的思想,你这个信息是哪来的,你这个思想是哪来的,你在哪听说的,这些都是人家的想法,不能听了你就捡来了,把它变成自己的,那样不行,必须要写把来源交代清楚,否则也算是不符合规范,也可叫做失范。
    我们中国人有一点跟外国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外国人讲的standard是很硬的,就像法律一样,你的行为或合法或不合法;中国人则讲学风,学风是什么呢?如果翻译成英文那就是(陈启能先生插话:“academic
    style”),对,style,这讲的是风格,学术风格,但它没有一个好与坏的问题;还可以翻译成academic
    atmosphere,这是一种氛围,一种气氛,也就是学风问题;还有一种译法,就是academic
    disciplines,学术纪律。所以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学风问题相当宽。如果按照陈启能教授的译法academic
    style,那么就是风格,可风格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情况下是属于个人的;而academic
    atmosphere则是指学术氛围、学术气氛,这是比较软的;只有academic
    disciplines才是硬的,这就是学术纪律问题。学术失范就是不讲纪律,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么我们到底是用学风这个词好呢,还是用学术规范这个词好呢?我觉得呢实际上软性的和硬性的都值得注意。不过首先得考虑硬性的,因为我们正在失范。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国外的某些做法学习。国外合乎规范的好书,一般都有acknowledgement,就是鸣谢,谁谁谁帮助我做了什么,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严肃态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这种作法呢?不是的,中国过去也有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就说过:“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段话在今天的董仲舒著作里已经找不到了,司马迁是听人家说的,都要交代清楚。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著名的父子两代大学者,儿子当然尊重父亲,写一本书叫《经义述闻》,这是他的著作,里面许多地方有“家大人曰”,是王引之公开承认某某观点是听父亲说的;不仅如此,父亲的读书杂志中许多地方注明“引之曰”,王念孙听到儿子的说法都要交代清楚!中国人讲学风,实际上包括两种东西,一种是道德风范,一种就是纪律。中国人讲道德风范,这是高明处,但是太软,所以必须有纪律卡着;可是光讲纪律行不行呢?纪律是要讲的,但是只谈纪律,太消极了,如果不能在思想上树立职业道德的观念,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学风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学术生命,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不符合学术规范,新跟旧的界限都不清楚,还有抄袭,文章中的观点是别人的,或者别人早已有了,我们还怎么创新?如果我们的学术真要创新的话,那么第一条就是要了解别人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做。别人说过的一定是别人的。顾炎武作《日知录》,一年才得几条,这些条长长短短,就那么一点,其中某一条一旦发现前人讲过了,便立即删掉。这说明他的《日知录》不是抄人家的。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课题作到中途,发现前人作过了,怎么办呢?删掉。我最初也很懊丧,不过反过来一想:我毕竟也能在某些点上达到前人的水平,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清代学术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与顾亭林开创的严肃认真的学术风气关系甚大。
    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用规范卡住,不符合规范,就不能出来。当然,我们首先要有一种精神,要有一种责任心,学术创新是很艰苦的一项工作,不能想象学术创新是很容易的,可以信手拈来,一个大部头著作怎么可能都是创新的,特别是历史书,有它自己的特点,历史过程都是要转引的,我们不能自己创造史实,历史书中哪些是创新,尤其要讲清楚,以后我们出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是转述前人的,那些东西是我们创新的,一定要交代明白。
    申请项目也应如此。我觉得我们应有一种责任感,我们要有自己的人格,要讲老实话。比如在申请项目时,申报材料中如果交代了有关这个课题前人已经做到什么程度,现在的突破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应该通过这样的项目,人家说得老老实实话。如果项目申请报告中没有提前人的成果,好像前人没有做过似的,这种申请就是不负责任的,就隐含着一种造假的可能。所以,我认为,我们真要创新,就要拿出下地狱的决心来,只有这样,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生命力。
    此外,学风问题,或是学术规范问题,不仅与学术成果有关系,与人才的培养也关系极大。风气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一种风气下,人的表现会是这个样子的;而在另外一种风气下,又会是另一种样子的。在明代的时候,学风是那个样子的,因而就会出那样的学术;明末清初以后,风气一变,又会出现另一种学术。清代出了那么多考据学大师,其实不单是考据学大师,还有很多有思想的学者,都与风气的转变是有关系的。学风的问题从一方面看是纪律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其实是人的自我觉醒的问题,是道德规范、是自我道德修养的问题。人总要讲personality(人格),要讲dignity(尊严),我们一定要有理想,要有尊严,否则,马马乎乎、凑凑和和,怎么能够出大师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们的学术圈子里多少年来没有出大师,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此亦不足畏也已。”像我这样,六十七十而无闻焉,更不足畏也已。可是在座诸公还有年轻的同志,是不是还要努力?我觉得首先要在学识上要有自我道德境界,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人格道德,实际是一种尊严,有了这样高的要求,即使在不好的风气下,违背学术纪律的事,我们也不会去做。
    同时,我觉得人的问题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学风不好,与这个问题有关系。比如现在要纠正学风,于是我们讲批评,可是,人的问题不解决,批评都搞不好。就像现在的书评,一种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人家求到你了,怎么办呢,你非得说几句好话不可,这几乎成了不可抗拒的了,我们多少都尝到一些这个苦头,我感到这是犯罪呀,我这个罪也犯了不少,可是不然,你怎么办呢?另一种情况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种犯罪总还有个门槛吧,对不对?不超过某一个限度,你捧几句就捧几句吧。少说些坏话倒也罢了,但有些就不象话了,不仅有些不象话,有些还炒呢。假如自己的道德规范不建立起来的话,有机会就炒,什么不能炒?对不能炒的人都可以炒。我们看到很多研究陈寅恪的、研究钱钟书的,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人格一比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根本不是一类人,这分明地告诉我们,他不是在研究陈寅恪、研究钱钟书,他是在炒,由此而附骥尾。还有一种炒,是相反而相成的,那就是踩,就是骂,这算什么呢?你看看书评,这个错误百出,那个错误千出,不值一提,这样的书评,语言之尖酸刻薄,态度之傲慢无礼,令人吃惊。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连权威都敢批评,他不就成了更大的权威了么。这样搞也不现实。真正的学术规范或者学术道德风气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首先应该有自我的谦逊,要有对别人的尊重,要在对别人的尊重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才有真理。我们知道,戴震和段玉裁是师弟关系,戴震是老师,段玉裁是学生,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大,本不是师弟,是段玉裁硬要给戴震当学生,第一次不干,第二次看到他的门生帖子,才同意的。戴和段的私人品行暂且不说,可能还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在学术上,段玉裁对戴震非常尊重,尊重到什么程度呢?戴东原死后,每逢初一十五,段玉裁都要把老师的信拿出来恭读一遍,以示不忘教诲,那么在学术上两人的关系怎样呢?他们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不是在一般的问题上,是在他们两人共同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或者说说是最基本的问题上,即韵的分部上,两人存在严重分歧。段玉裁是主张把支部一分为三:之、支、脂,这是一个大进步,戴震则保持之、支、脂不分的观点,学生一方面坚持自己看法,另一方面又那么尊重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当老师的尤其要注意,我们能不能够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在座的有我的学生,我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请当场揭发。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不符合我的要求的我就不让你毕业啊,我就不让你论文通过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戴震和段玉裁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段玉裁的功名与他老师的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真正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的话,我们讨论问题也好,说话也好,一定会很谦逊的,我们不是盛气凌人的,我们不是只说人家的坏,我们承认人家的一切优点,然后对人家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刊物搞学术打假,学术上的假不是单打就能根除的,这就好比对待恐怖主义一样,可以用武力来打,可是要从根本上消除的话,单靠武力不行。我们的学术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不解决人的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尊严问题和学术人格问题,那么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在座的大家都是同事,都是朋友,所以我才讲这些话,我觉得我们要从“中心”,从几个项目开始,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局部作起。
    我们到了21世纪,中国同外国人怎么竞争?现在中国的形势很好,生产的产品遍布世界,像家电啊什么的,可是,现在美国钢铁要对我们限制,我们困难了。21世纪的竞争是人的竞争,是人才竞争,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创造性的问题。假使你的钢铁是顶尖的话,你不卖,他还想买呢。现在是中国想卖,人家不买啊,可见人家一封锁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创造性。这不是说我同意美国的做法,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反省的话,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类似的问题。要想扭转这种形势,变成中国有尖端的东西,美国想买,我们不卖,如果没有一种自尊心,没有一种自我道德境界,没有这样高的理想,怎么可能呢?21世纪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首先要建立自己的道德理想以后才能竞争。
    今天在这里,虽然年龄不同,但大家都是同事,我说这些话听起来简直是迂腐透了,不切实际。难道真是老头发疯了,在这发通牢骚吗?不是啊。如果说我发通牢骚,我觉得我至少还有一个非常真诚善良的愿望。我说了,就拯救了我的灵魂。
              (蒋重跃根据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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