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政治文化意义(下)（2004033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0 士柏咨询网 李寒秋 参加讨论
注释：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第5页，“思想者文库”，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参见《顾准文集》，138页，1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图就是古往今来无数对斯巴达体制持热烈赞美态度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体制与来库古立法为蓝本的。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0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 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 （6）转引自《大外交》，111页，（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参见《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毛寿龙，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21页，三联书店，1995年11月。 如果说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因深受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而对雅典民主赞美有加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破产后，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转变。自由主义者终于发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天然绝对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极权主义接受。民主与自由以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张力是西方国家宪政体系矛盾的最主要内容。 （8）、（9）《乌合之众》，86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就因为在出征前夕，发生了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神像全部被毁的事件。此事被视为推翻民主政治的先兆，牵涉到了亚西比得。亚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敌召回受审。他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去了。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二章“关于西西里的辩论”、第四章“亚西比得被召回国” （11）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时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监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学家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则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儿子还因为伯里克利的吝啬作风引起的个人恩怨而向公众揭发了他与哲学家们的谈话（内容极有可能是以被当局禁止的无神论思想为主），为的是破坏伯里克利的名声。可见想见当时雅典舆论和思想管制的严厉。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第32节、36节，“尼基亚斯传”第23节，（古希腊）普鲁塔克，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13）、（14）、（15）参见《顾准文集》216页，213页，152页，315页。 （12）详见“伯利克里传”第37节。 （13）关于这点里史学家论述甚多。较早的资料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转》，“伯里克利传”第11节。 （15）雅典的以将军和九位执政官为首的大小官员们都是无俸禄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担任这些职务。见《雅典政制》第30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公共译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见“伯里克利传”，第14节。伯里克利声称自己愿意负担建造和装饰某座神像的全部经费，其条件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奉献。雅典人不愿意让他独占这种荣誉，同意公共负担经费，因此伯里克利最终没有为此破费，不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极为富有。随后普鲁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务上非常廉洁，在家庭中非常吝啬，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俭合法致富以及节约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当年美国头号富翁洛克菲勒对子女也是非常小气。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性总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页。 （21）麦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达同盟体系的代表大会上对雅典进行了控诉，说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反公法和希腊各族间的契约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传”第29节。 顾准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仅有机会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见《顾准文集》212页。 （22）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去。名义上是去支援与叙拉古发生战争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实际上，雅典的真正战略目的是阻止谷物从西方运到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试探能不能占领西西里。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 （23）也正因为如此，科林斯对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对它不够尊重，绝情寡义感到万分恼怒。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矛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24）这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 （25）犬儒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的青年身着华服，他口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见到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褛，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见《希腊人》，113页，（英）基托，徐卫翔，黄韬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别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希腊人.》第八章“战火中的希腊人”，以及何怀宏先生的《雅典的兴衰——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笔记》（载《书屋》2002年第三期）。 事实上，普拉底亚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振振有词，但是底比斯人对普拉底亚人的攻击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亚人自觉自愿地绑在雅典的战车上，从雅典的霸权中分享了残羹剩饭。当自身处于失败的境地时，便要求“首犯必办，胁从不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与独立？ 斯巴达最后仅仅杀了二百个普拉底亚人，而且还经过了公开和正式的审讯，没有使用刑讯逼供，符合“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的“程序性正义”的原则。而雅典在密提林事件中就杀了一千人，还是在经过辩论放弃斩尽杀绝的政策之后。众多的学者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褒雅典而贬斯巴达。看来，观念先行，主义至上，这种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恐怕永远也不可纠正。 （27）就因为雅典人贪图金银财宝，因此被叙拉古人的敌人厄基斯泰人装富骗了一回。厄基斯泰人与叙拉古人的盟友栖来那斯人因为婚姻权利和一块土地的争执发生战争，于是便启动与雅典的同盟条款，要求雅典派遣一支舰队来援助他们。厄基斯泰人把全城以及从其他城邦借来的金银器具都集中起来，每家每户轮流使用，给来实地调查研究他们财富的的雅典官方代表团以极度富有的印象。在这种假象的诱惑下，雅典公民大会误以为发动远征西西里战争可以迅速致富，结果却导致了雅典的最终覆灭。详情可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四章“雅典人在西西里”。 （2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和第五卷第七章“战争的第十六年。弥罗斯人的辩论”。 （29）《罗马盛衰原因论》，102页，（法）孟德斯鸠，婉玲 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 （30）《希腊罗马名人转》，“吕库古传”第9节。 （31）缔造了欧亚大陆军事霸权的蒙古人也对知识分子极度鄙夷。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之低下打破了古往今来的一切纪录。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群只会读书当官，什么事也不会干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废物。因此就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流传了下来。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这种说法又添加了新的含义。 （32）参见《顾准文集》，258页。值得说明的是：写下了这一段文字后，为了核实顾准先生的说法，消除自己由来已久的疑问，我查阅了另外的参考资料。发现李卜内克西和罗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建立的革命小组叫做“斯巴达克同盟”或者“斯巴达克派”。马克思曾经热情赞颂过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现代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组织是再合适不过了。顾准先生在这里显然弄错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非常微妙与精彩错误，倒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研究一番。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斯巴达克当年的起义如果成功，彻底推翻罗马奴隶主的统治。翻身以后的奴隶们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呢？如果不愿意再走经济殖民扩张和工业奴隶制度的老路，恐怕还是要建立象斯巴达一样的军事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看来顾准先生还是有一以贯之的超前眼光的。“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办？这是个困扰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者良知的永恒的问题。 不知道顾准先生是有意弄错，借古讽今，还是处于疏忽大意，遗漏了“斯巴达克”的最后一个“克”字。不过，不管怎样，偏见、疏忽和遗漏，未必都是不能容忍的，相反往往都是有益的。从一条走错了的道路，照样可以攀上真理的顶峰。当年初读顾准先生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虽然在记忆中模模糊糊是觉得顾准先生先生不够准确，但是当时宁愿相信是自己弄错了。因为顾准先生的看法极为精辟，触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自己也因为接受顾准先生的观点而形成了一些自认为独到观点。归根结底，事物的本质不会因为形式上的差错和细节上的不准确而改变。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处境、立场和利益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正如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的一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33）《政治学》第二卷第十一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67—70页。 （34）见《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35）《罗马盛衰原因论》，17页。 （36）参见《顾准文集》，397页。完整的表达见《政治学》第一卷第一节，《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第3页。 （37）《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第5页。 （38）、（39）拙文《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