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心目中的哲学：一个现象学的审思（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39 学而思 靳希平 参加讨论
| 哲学（philosophia，名词形式）一词是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出现而出现的。在民主制出现以后，过去只有贵族出身的子弟才能享受到当时仅有的教育，即Arete的教育，即通过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具有Arete的人。Arete原本指人的勇敢的品格。因为希腊人把勇敢看成人的最核心的人格，也就是人之德、人之善的核心，所以后来反过来，把人的善、人之德均称为Arete。贵族制被废除，民主制建立之后，所有公民的孩子都可以受到教育，使他们能在公民大会参与意见，有进行发言参加辩论的能力，被培养为有Arete的人。这正是有智慧的人的工作（soph-ist），即是智者。 同哲学这个概念比起来，智者（sophist）一词也是十分古老的概念，原本它是用来指神职人员，祭祀，合唱团的领唱者，贤者、诗人、音乐家，政治领袖等等。这同柏拉图时代所说的智者，即专门教学生讲话技巧和其他各种知识的人，是不同的。这种狭义的智者概念也是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才形成的。下面是狭义的智者出现的故事。 四．智者与民主制 公元前五世纪，即梭伦改革时期，一个名叫安提丰Antiphon的雅典人，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被驱除出镜。他只好到克林斯自谋生路。一开始他在那里开办了一种叫“心理安慰”的业务。他声称，他可以用言词的力量，疏导甚至消除人们心中的痛苦。几年以后，他又动脑筋找新的谋生手段。当时正值古希腊民主制时期。这时，希腊的法庭在审判之时，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每人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所以，谁要是口才欠佳，只好自认倒霉。而决定有罪无罪的陪审团往往是由非专业的普通民众组成。尽管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对各种事物上的纠纷有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实际上，他们的决定往往受到纠纷双方的雄辩演说的直接影响，而不是依据事实证据。结果常常是狡猾者善辩者无罪，无知者，口拙者受罚。众多普通平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出申。安提丰看到了这一点，突发奇想，为这些平民或不善言词的收害者写法庭辩护词，以此为谋生手段。他的这项业务一开张，便顾客盈门。不久，他便以“辞章厨师”享誉全希腊半岛。当时的农民大半不能识文断字。所以，安提丰除了为他们写诉状、辩护词之外，还得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教人讲话、演说的技巧，这就是修辞学课程的开端：他教人们何处停顿，何处连读，何处升调，何处降调，何处声大，何处声小，何处加讽刺笑声，何处用悲痛的声音修饰。当然，这一项服务是另外收费的。这项业务使安提丰生活有了可靠的丰厚收入。于是，许多识文断字的sophist（即知识分子）纷纷效仿，蔚然成风。这些人就被称为logoropher，即写逻辑斯者。次事形成气候之后，在大家的请求下，法庭不得不允许这些“写逻辑斯”的人以亲友的身分直接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后来，由他人出庭代为辩护的事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频繁，以至最后城邦立法机构不得不修改法规，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这种辩护形式。因为操此行业的人几乎都是sophist，后来人们便用智者（sophist）专指那些靠说话、授人辞章为生的识文断字者，他们是一批以提供知识服务来收取佣金的知识分子。此时，智者（sophist）这一称呼也并无任何贬义。它只是说，这些人是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人，他们占有know how，他们是出卖他们的know how为生的有智慧的人。 不久，智者们的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打官司的平民上门求助，有些不打官司的人也来向他们请教讲话的艺术。有人来请他们写悼词，有政治家来请他们写议会上的演说辞，或者专门学习讲演的艺术。许多人还花钱把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学习演说术和其他学问。因为在民主体制中能否在公民集会上令人信服陈述你的主张，是他能否当政，能否在邦政府谋得职位的关键。政治家的主张能否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治家的演说是否成功。所以，许多想让孩子从政的家长便送孩子到他们那里，付费请他们教孩子演说技术，即修辞术。 炮制一篇好演说词，仅仅有好的辞章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对所论事物——比如航海——有丰富的知识和真正的了解。一个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是绝对写不出一篇可用的关于海事论辩的演说词，也不可能在海事纠纷的诉讼论辩中取胜。所以，智者应该对他处理的各种题目都是内行专家，才能赢得各行各业的顾客对他的信任，才会这类事物委托他出面办理。另一方面，不管智者的当事人有理无理，在案件中有罪无罪，辩护人都必须为顾客辩解，把当事人的无理说成有理，要把当事人的有罪说成无罪，把当事人的大罪说成是小罪；教给政治家演说手法，也就是教政治家如何利用语言技巧和听众心理，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个人的主张说成是必然的真理；把可能性说成现实性，把他人的有道理的看法说成谬误，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来，这些智者的行为，无非是摇唇鼓舌，黑白颠倒，用辞章玩弄真理与事实股掌之上。这些智者在做业务宣传的时候，也确实一方面标榜他们自己无所不知，另一方面就是宣称自己可以把任何荒谬的论题说成真理。这种文化现象是当时处于繁荣时期民主制和法制的要求。 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国家事物。这时，如何取悦于民众，换取民众的信任，支持自己的主张，成了政坛上各色任务活动的中心，也是整个政治活动这门艺术的核心内容。所以，智者的出现是应民主制制运而生，应法制之运而生。 民主制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公民有权参与国家事物的决定进程，二是依照多数原则而不善依照真理原则决定事物，即遵从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而不问真理是否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在真正民主制的运行中，不应该把真理作为最高原则。这条原则有它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它涉及到哲学上十分严肃的人文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应有专文来谈，在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事实上，在民主制中，政治家有的不是真理，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得出的主张看法，或者对于眼下而言的最佳方案。政治家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主张看法，眼下的最佳方案，在公民大会上说成是唯一的正确、唯一可行的方案。甚至如果必要的话，通过讲演、说服民众相信，这是唯一的真理。当然，他的对手也会这样表演。所以，在民主政体下，政治家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自己在表演真理，不是在捍卫真理。因为他有的只是意见，不是真理。即使他真的手中握有真理，他也必须用处理意见一样的方式来处理他手中的真理。这就是说，一旦民众的多数选择了他认为是谬误的意见，他也必须平和地放弃自己的手里的真理，去服从他人手中的谬误。如果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政党把民主制进程看成贯彻真理的过程，那么这位政治家或者这个政党早晚会退出民主制。他们的办法无非是或者放弃参政的机会，或者使用非政治的手段中止民主制，是其名存实亡，或者干脆诉诸暴力将它颠覆。民主并不是维护真理的制度。民主是防止独裁和专制的制度。真理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民主是实践上的问题，保护民众利益与权利的问题，是一个“实用主义”功利的问题。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民众中就不会形成真正的民主意识，政治家们也不会而且不懂得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手段进行政治活动。用服从民众多数的原则，取代捍卫贯彻真理的原则，就是在政治生活中用实践的实用的功利的原则，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取代抽象的理想的——往往是虚假的或者虚伪的——认识论原则。没有这个原则的转变，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就是不完善，不稳定，甚至会蜕化为不真实的虚假的制度。[8]所以，智者是西方最早的职业律师，是西方最早的为民主制度服务的职业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职业教师。 不管当律师，当教师还是当政治家的智者，他们的行为应该是善。律师本应为有苦说不出来的人提供辩护；政治家应该把自己为民众谋福利的主张说成真理。智者修辞手段本应为善事服务的。但是，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形成风气，成为时髦，必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智者之风也是一样。有一些素质低下的智者则放弃为他人提供服务的初衷，而是一味玩弄颠倒黑白之术，从服务于善事的必要的修辞手段中，把早期演讲术中不自觉使用的有缺陷的技巧（如偷换概念，逻辑错误等）专门分离出来，当作他自己的一技之长，到处卖弄，骗钱糊口。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智者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9] 这显然是一个玩弄逻辑混乱的论断。政治企图通过这样的推论，向人们证明，自己可以为任何荒诞不经的论题提供论证。这类智者的活动极大地破坏了智者在民众中的现象，加上拥护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知识分子（柏拉图也是其中之一）的偏见和恶意诋毁，使得在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世界背上了恶名，几乎成了诡辩者的代名词。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随处可见对智者的调侃和攻击。这些攻击尽管事出有因，但是由于柏拉图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他对智者的可以理解的偏见变成了2000年中西方人对智者的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全世界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许多学者从新意识到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教育史开风气之先丰功伟绩。为智者翻案在西方已成气候。前面提到的柯费尔德《智者运动》一书就是这股翻案风的产物。[10] 尽管智者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出卖知识，为他人提供辩护，以为谋生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对人类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就他们对待真理的机会主义立场，就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暧昧有时甚至是献媚的态度，根本不足以为高级精神活动，从事自由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楷模，严格的说，智者的精神生活方式是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不取。柏拉图批判智者的目的，是反对在基础理论研究中追求实用、实惠，反对看风使舵的对待真理，反对纯学术中的机会主义态度，提倡在真理问题上必须彻底，必须极端，不打折扣，不为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不掩盖事物的真相。柏拉图批判智者，就是要提倡一种为真理而献身的，执着坦荡的新生活方式。今天为智者翻案，承认读书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他们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楷模。作为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下述事实：艺术有雅俗之分，工作精粗之别，社会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也有贵贱之议。我们认为，同街头卖弄诡辩之术的智者相比，为真理饮鸩而亡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就是高贵的多。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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