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韦庆远、柏桦两位教授编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今年2月出版发行。可喜可贺！
这是一部经过千锤百练、精益求精的高水平中国政治制度史专著。早在1989年5月，该社曾出版同名书按朝代顺序编写的版本，今天出版的是它的第2版。此外，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过由韦庆远、王德宝主编的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财政、监察、文教、礼仪等系列单行制度的发展为线索的版本。其中上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韦、柏两位先生亲自编著。这两部主题相同而体裁有别的著作，在十多年使用期间，都曾重印多次，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又对许多重大问题重新深入发掘与研究，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提高、充实，大幅度的升华，以崭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首先，体裁益臻完善。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是按朝代顺序排列，还是按专题排列？韦、柏两位先生经过长期实践，反复对比研究，将各种专门制度分别作为专题叙述，精简其重复内容，重点论述它的发展、变化和异于前代之处。同时又不割断其嬗变的渊源和影响，并使不同朝代的重要施政措施也在论述单行制度时有充分体现。
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研究发展的大体趋势。如台湾学者曾繁康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史》（1983年2月新2版），即是按专题立章，虽然章下的节、目，仍按朝代叙述，但在朝代叙述之后，另加节、目，对上述朝代的某种制度加以概括和评述，已显现出这种体裁比较灵活的优势。韦、柏两位先生新著，采用的是彻底的专题式体裁。除绪论之外，分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和中华民国政治制度上、下两编，编下各设若干章、节，全部以专题式体裁论述。
专题式体裁的优点甚多。诸如：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论述问题；便于将呆板的政治制度纳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适应不同专业和不同阅读志趣的读者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总结历史上创建、推行各项典章制度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便于当今制度改革参考。
其次，内容更加丰富、充实。新著洋洋86万余字，较1992年版本增加近一倍。其中新增章、节，如：上编新增第一章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概述了从三皇五帝直到晚清中国政治制度萌芽、形成和演变情况；下编新增第一章中华民国政治制度概论。均使读者对每编先有一个完整而简明的认识。绪论和各章、节都有新的补充。充实最多的是法律制度，该章68000余字，约为1992年版本的5倍多。
再次，对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过去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或对中华民国不予涉及，或将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权一一列出。韦、柏两位先生新著将1912年至1949年称为中华民国时期，看作一个历史时代，突出这个历史时代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认为革命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开始，应当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论述。政党制度中还设专节论述“国共两党合作制”，指出：“它是两个政党为了完成共同的现实或历史重任在政治上的联合，其方式，或共同掌握政权，或在统一的前提下实行‘一国两制’”。作者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便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原则。纵观全书，从体裁设计、章节排列到观点把握、内容论述，完全形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不仅是一部优秀教材，也堪称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韦、柏两位先生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年深日久，功底深厚，又长期合作，共创佳绩，成为师生合作、老中青结合的典范。本书的成功是其必然结果。
读后有两点不成熟的想法，供参考：其一，第244页，清初地方督抚大员“多半由满人担任”。清初满人、旗人不分，如此说未尝不可。但严格区分，其中满人极少，多半是受满族统治者信任的汉军旗人。其二，第245页，明中叶后“丞相制度名废实存。”鉴于此前作者已于第210页认定“中枢辅政实际成为内阁和司礼监双轨制，而司礼监的实权却高于内阁。”即使有时内阁职权高于司礼，也不稳定、不合法。因此，似乎不提“名废实存”为好。在一部近百万言的大作中，类似细小商榷之处实属难免，当然是瑕不掩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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