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0040110）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4:09:24 河南大学学报 郭小凌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编 者 按】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史学界，如何对世界史学科的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审视，如何对其发展趋向作一理性的前瞻，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话题。对此展开深入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地探讨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新路径。为此，本刊邀请部分首都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此发表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回应。他们所撰写的以下一组稿件，从各自的切入点着手，或就国内的某一有关领域的学术动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就如何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与进一步展开研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看法；或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学术界众说纷纭，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众所聚焦的视角，也没有众所认同的权威性结论。但广大史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无疑将促进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而这正是本刊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 【摘 要 题】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英文摘要】The Editor's Note:In the new century scholars of history are concernedabout an accurate evaluation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nd areasonable pro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A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is conducive to both concerns.For this purpose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journal has invited some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higher educations institutions to air their views on this question.There is neither consensus nor focuses in the following 6 essays but they throw ligh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e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36-04 一门学科的进步，总是在不断的反思和展望中取得的，世界上古史学科也是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属于年轻的学科，因为它是随着史学的专业化而于19世纪末形成的。此前，由于地理发现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引起西欧史家首先对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史的注意，从而开启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世古史资料的收集和诠释工作。到19世纪中叶，西欧史家和古文字学家已分别建立起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中国学、古典学和史前史等分支学科，以及文献学、碑铭学、钱币学、纸草学等辅助学科，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从而为综合性的世界上古史学科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世纪，德国史家兰克的《世界史》、施洛塞尔和韦伯分别写的《世界通史》均把世界上古史作为世界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整合上古史各分支学科成果的意义。但单独把世界古代史作为一个专题进行全面叙述和阐释的还是德国史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1855-1930年)。他的5卷本《古代史》一书标志着这一学科的真正形成，尽管该书的重点是古代西方史。进入20世纪，随着英国杰出的古史专家与史学理论家伯里(J.B.Bury)等人主编的17卷本《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的陆续出版发行(1928-1932年)，世界上古史学科已经成熟。 目前，世界上古史已成为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知识内涵庞大的体系。以规模较大的分支学科为例，就有史前史，埃及史或埃及学，西亚史或亚述学，印度史或印度学，中国史或中国学，古希腊罗马史或古典学。在这六个分支学科之下，还有众多小学科，如赫梯学、迈锡尼学、埃特鲁里亚学等等。每个分支都积存起巨大的学术资源。以古典学为例，19世纪以来累积起来的图书资料就至少在十万部以上。 从学科发展史看，西方学者，主要是英、法、德、美等国学者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最大。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进步，大学逐渐成为专门知识和专业人才的集中场所，从而为形成一个学科特有的专业队伍、研究对象、知识结构，包括基本理论、方法和以专著、论文为核心的学术资源奠定了基础。当前，世界上古史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程，非历史系学生的选修课。专业研究人员广泛分布在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古典学系、形形色色的研究所或研究室当中。 我国世古史学科的出现相对晚后一些，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可分成四个阶段：1.1949年以前，为萌芽期。2.1949-1966年，为形成和初步发展期。3.1966-1977年，为停滞甚至倒退期。4.1978年至现在，为较大发展期。 我国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处于为学科的形成准备阅读材料的阶段，谈不上真正意义的世古史研究。从清末到民国陆续翻译或编译了一些国外世界上古史简编和个别研究性的著作。如在光绪七年出版的《万国通鉴》含有世古史的内容，光绪二十九年还出版了《世界上古史》。民国期间译介法国史家古朗士等人撰写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此外，从事文学和哲学工作的学者翻译了少量古希腊罗马的作品，如荷马史诗、《理想国》、《哲学道德集》以及希腊悲剧等。有些学者还尝试编写古代史的书，如曹绍濂编《西洋古代史》，吴祥麟撰《西洋上古史》等，但这些作品均缺乏基于史料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 由于缺乏定向研究世界上古史的人才，即使在旧中国的大学之内，也没有真正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当时各大学历史系的主干课程是中国史，世界上古史只是世界通史课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学生通常只能接受一些简史类的知识，其深度甚至达不到学科导论的程度。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雷海宗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等院校开设的《欧洲通史纲要》(现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课程，内容便颇有深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肇始了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建设的真正进程。解放初，我国高等教育摹仿苏联，将世界史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纵向分成四个段落，由此形成了四个彼此联系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原始社会史和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合属最初的段落——世界上古史。为适应学科设置的需要，教育部于1953年批准在东北师范大学开办世界上古史研究生班，培养相应的教学人员。该班主持人为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一期学员10人，均来自我国东北。二期研究生班(1955年始)的招生扩及全国，主持人仍是林先生，课程则由苏联专家讲授，课程设置也较一期完善。二期研究生班对我国世古史学科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因为该期学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世古史的学科带头人，比如毛昭晰(浙江大学)、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周逸天(北京大学)、崔连仲(辽宁大学)、刘文鹏(通辽民族师院)、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生班的主持人林志纯可视为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除东北师大研究生班的学员外，还有少量高校教师选择了世古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或者有些长于世界史的老一代教师将注意力一度转移到世古史专业上，他们同样为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包括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内蒙古大学的胡钟达等教授。此外，我国其他院校以及国外院校也陆续培养出一些世古史人才，其中有些人同样成为我国世古史学科的中坚力量，如王敦书(南开大学)、张树栋(南京大学)、廖学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施治生(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广智(复旦大学)、王阁森(曲阜师范大学)等等。 大体说来，我国世古史学科在“文革”前处于建立队伍、积累学科资料和读物、进行学术分工和展开初步研究阶段。此间少数古典著作和史料集得到翻译出版，如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阿庇安的《罗马史》。一些苏联古史著作也被引进国内，如米舒林的《古代世界史》，狄雅可夫等人编写的《古代世界史》，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和科瓦略夫的《古罗马史》。1959至1960年，又翻译了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的世界上古史部分，即该书的第一、二两卷。此外，《历史研究》编委会于1954年开始发行的《史学译丛》也经常刊登国外世古史的论文。 与资料建设同步，我国学者也进行了较明确的专业分工，如毛昭晰治原始社会史、刘家和治希腊史和印度史、崔连仲治印度史、李雅书治罗马史、周逸天治西亚史、刘文鹏治埃及史等，世界上古史领域的各分支学科均有了数量不等的研究人员，这在非西方国家是很少见的，反映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在初创时期便有了一定的规模。 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条件，当时的世古史学人只能通过学习苏联的治史经验而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世古史研究，因此苏联史学一度对我国世古史研究具有垂范作用。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俄语曾是我国世古史研究者的第一外语以及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而且体现在研究者对世古史的大量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学者对苏联学界的一些解释开始有所怀疑，但随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断了世古史学科正常发展进程。“文革”头几年，世古史的研究人员卷入政治运动，完全脱离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由于外文书籍和期刊停止进口，我国研究人员对国外专业领域的学术动向几近一无所知。即使是在“文革”中后期，大学恢复招生，真正的研究工作仍未恢复，因而“文革”十年是我国世古史学科建设的停滞甚而倒退的时期。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我国知识分子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世古史学科也不例外。 首先，我国世古史研究者不再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古代世界的实际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实现了思想从单向度向多向度的转变，一些传统解释规范和研究方法受到冲击，出现了许多方向性的突破。目前已形成具体历史观念和解释多样化的局面，比如关于奴隶社会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便彻底打破了视奴隶社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规律的组成部分的传统处理方法。 其次，研究队伍扩大，总体质量有明显提高。改革开放20年来，众多在国内外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新生力量进入世界上古史领域，其中有不少人得到系统的基本功训练，较好地掌握了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从而使我国世古史研究上升到考据的层次。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了世界上古与中古史博士点，成为世古史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尤为可喜的是，2001年12月1日，由希腊船王瓦西里斯·康斯坦塔普洛斯资助的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成立，这使希腊研究成为国内史学界屈指可数的拥有较充分财力支持的学科。该中心采取开放政策，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一年来已正式立项的古希腊史和希腊哲学研究与出版资助课题达30个，并编辑出版了中心的学术期刊《西学研究》。2004至2005年将是该中心收获的季节，即使已经立项的一半能够顺利结项并出版，也会在国内学术界和图书出版界造成集束效应，必将成为我国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再次，作为学科发展重要参数的学术论著的数量明显增多，质量空前提高。世界上古史尽管是小学科，研究人员有限，但每年发表的论文通常在40篇左右。这个数字大大超过建国17年世界上古史论文量的总和。同时，每年还平均有一到两部专著、教材问世。其中有些属于前沿性成果。以综合性的世界上古史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两部代表作很能说明问题。第一部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问世的《世界上古史纲》，第二部是吴于廑、齐世荣教授总主编的《世界史》中的“古代史编上卷”。两部书是中国学者力求突破国外既定成说、对古代世界史展开独立思考的尝试，均对苏联学者的教条主义观点和西方部分学者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评，并对所提出的问题尽可能做出独立的解答。这两部著作表明中国的世古史研究者已经越出简单模仿状态，开始了自主研究和发展的新阶段。在专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精品，如《古代城邦史研究》、《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等。 世古史的史料建设也在新时期取得长足进展。在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大部分重要的古希腊罗马典籍都有了中译本，少数上古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典籍也得到了翻译。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购置了全套罗埃伯古典丛书，连续订阅和购置国外重点学术期刊和著作。目前的资料基本上可满足不同层次的世界上古史教学(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及专业研究的需求。 第四，为了推动世古史的发展，促进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我国世古史工作者于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下设原始社会史组、西亚北非史组、希腊罗马史组。林志纯先生当选为首任理事长。学会和各分组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研究会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成功地举行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均有几十位国外学者(其中包括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出席，反映我国世古史学科的进步已得到世界同行的关注和认同。 回顾20世纪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既有令人欣慰的成绩，也有让人忧虑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世界上古史学人面临着如何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由于古代同现代的距离拉大，古代与现代的联系及其对现代的影响似乎在逐渐弱化，加之市场经济的作用，人们更注重与自己直接利害关系密切的专业领域，实用价值不甚明显的历史学就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长线专业，而看上去远离现代、基本功训练周期相对较长的世古史学科又成了史学内部的长线专业，即长线专业中的长线专业。这样一来，世古史学科除了遇到史学诸学科普遍遭遇的难题(如理工科和应用文科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而导致优秀史学人才的来源受限、大学教育的功能越来越变为专业或职业培训Professional training而非智力训练等问题)之外，还遇到已有教学科研人员的流失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颇有造诣的研究者。虽然世古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在日益扩大，填补人员流失的空缺不成问题，但高质量的研究者，特别是需要长期基本功训练的世古史研究者是难以速成的，稳定现有队伍、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与教学水平应当是我国世古史学科优先注意的问题。换言之，我国世界上古史学科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目前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在这一时期，以往靠外延扩张、增加人员编制的发展道路肯定是行不通了，不仅中国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也如此。 再有，尽管我国世古史学科的进步幅度很大，但这只是同原有状态的纵向比较。若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的研究在总体上还显得落后。并且，目前队伍的研究分工也不尽合理。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我们的研究应当均衡地面向整个古代世界。然而，由于史料与古文字的局限与研究者的旨趣，古代近东史、印度史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古罗马史方向的研究力量也远远不足。这种分工不均衡的现象随着北大希腊研究中心的出现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世古史工作者一方面要争取圈外人的理解和支持，理直气壮地说明世界上古史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需主动地调整选题方向，使自己的研究尽量贴近现实生活，以满足当代人对古代历史的需求。西方古史界很注意与时俱进，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进行与终结，古代民主与共和政体的研究成为热点方向，不仅问世了大量专著，而且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人对古代民主特征、价值乃至各个细节的认识，同时也加深了对现当代民主的理解。目前在西方学界已成气候的古代妇女史、生态史、城市史等方向，均系因应现实需要而产生。西方同行的经验值得借鉴，我国世古史学科要持续发展，就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我们应当自觉地为当代人的自我认识提供可资参考的古代经验，在努力复原古代真实的同时，说明古今之间无法割裂的必然联系，昭示人类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否则，我们的研究不仅会遭到时代的冷遇，甚至可能被社会所遗弃。 为了敏锐地感应并捕捉社会的需求，多出学术精品，有一点应该特别强调，就是我们需在练好内功方面狠下功夫。在未来人员数量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现有专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与识见，如提高古文字与现代外语的释读水平，改进微观考据功夫与宏观理论概括的能力，加强中文表述的能力等等，都是增强学科活力的必要任务。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有许多潜力可挖。事实上，世界上古史的难度并不在于人们常说的史料匮乏，而在于研究者的功力。相对而言，这门学科的史料存量在我国世界史各学科中恐怕是最好的，因为无论是在中世纪史还是世界近现代史领域，都极端缺乏学科研究所必需的档案材料。而我国学人拥有的世界上古史史料，特别是古希腊罗马史的典籍史料，与国外的同行并没有什么区别，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利用而非滥用它们。 作为现有条件下的中国世古史研究者，在考据领域很难有所作为，因为研究的缺口非常有限，且新的铭文材料、文献材料获取困难。但在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我国学者还大有文章可做。西方世古史学者一般不大注意理论概括，甚至轻视理论概括。他们不大注意贯通或在整体上、在广泛的联系中认识具体的历史事物。因此他们的著作虽然不乏繁琐精细的考证，但往往缺乏有深度的分析与综合，尤其缺乏科学研究所需的高度概括，缺乏启人心智的视野。我国学者则可利用注重理论的传统，在国外考据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中观的、宏观的综合研究和概括性研究。也可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一些中西古史的比较研究，以使国外学者在中国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也使中国古史学者在世界的背景下认识中国，从而深化已有的自我认识。 上个世纪，我国世古史学人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确立了这门学科在我国历史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家及代表作。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在我国不是发达的学科，而是发展中的学科，我国世界上古史学人还任重而道远，需要继续发扬前辈学者敢于质疑、实事求是、甘坐冷板凳的科学精神，用出色的学术产品推动学科的持续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