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20031003）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4:09:37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毕琼初稿，李孝聪 参加讨论
| “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６０多位一流学者，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讨论。 本次会议的主题——“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担的第一批重大项目，由中心的荣新江、李孝聪两位教授主持。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对20世纪海内外新出土、新发现的文物、文献、舆图的搜集整理，为海内外的研究建立基础史料的数据库，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资料支持。本次研讨会正是在该项目的支持下举行的。会议自筹备之日起便得到多方关注，许多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其中部分论文（由参加项目的中心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撰写）为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今年10月，恰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学术发展的春天，早在1978年1月邓广铭等教授就提出了建立唐宋史研究机构的建议。1981年9月，由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五位教授又联名提出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组织方案和工作规划。1982年10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建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为“相当于系一级的研究所”。1999年12月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0年10月被教育部批准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年间，经过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基地和人才储备基地，汇集和培育了一批优秀学者，取得了多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值此20周年纪念之日，在中心的新址（朗润园中所）第一次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更具有双重喜庆的意义。 2002年11月15日上午9时，会议准时在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开幕。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教育部社政司魏贻衡同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国际交流部潘庆德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希清教授等于前排就座。开幕式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孝聪教授主持，他首先向到会的来宾和与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就研讨会的主题、该重大项目的确定和中心二十年来的建设概况做了介绍。李孝聪特别指出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迁入新址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适逢中古史中心创办成立二十周之际，可谓双喜临门。他向多年来支持中心建设的教育部、北京大学、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古文本文献和图像、地图都应该被视为史料而受到重视，因此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学者们对新的传统文本史料的研究，更会发现许多学者对图像、地图的新解读，我们期望用资料与研究方法的“双新”来以推动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接着主持人邀请诸位嘉宾讲话。 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代表北京大学热烈欢迎各位参加会议的代表和校内外来宾。他说中心是一年前由教育部社政司确定的重点研究基地，虽然坐落在北大，但是属于全国的兄弟院校。吴校长介绍了中心的书库和北大三级图书系统的网络建设，称赞了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指出最近境内发现的许多史料，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意义重大。过去许多史料流失海外，现在通过网络数字化手段则在国内也可以研究。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开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教育部社政司魏贻衡同志代表教育部社政司向大会表示祝贺。他指出古代中外关系史是社政司重点赞助的课题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今后教育部会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安平秋主任在讲话中祝贺大会的召开，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中古史中心20年来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贡献巨大，中古史中心是目前教育部106所基地中北京大学第一批申报的两个。前期由邓广铭先生操持，现在由张希清、李孝聪、荣新江、阎步克、邓小南等老师主持，相信今后会更加发达，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大勇主任用热情的讲话欢迎各位学者到中心来，中古史中心在古代关系史的研究上传统深厚，对许多资料的研究与近代中外关系史也有联系，本次研讨会一定会带来许多教益。 祝辞后，会议由马大正研究员作题为《历史档案在中外关系史、边疆民族史中的价值》的主题报告。马大正研究员重点论述了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中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重要性，提出不仅应该重视国内现存档案，还应利用国外保存的有关档案以深化研究的思想，并报告了近年来搜集整理档案的工作进展。 开幕式之后，会议进入分专题报告的议程。此次会议由七个分主题组成，每一主题由一位学者主持，有3—5位学者就提交的论文进行发言，发言之后是开放式的讨论。以下就按顺序，把各个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和相关讨论作简要介绍： 1． 主题：图像·文本·碑铭：新发现与新解读 主持人：荣新江教授 （1）邢义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赫拉克里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通过对希腊神话人物赫拉克里斯造型的两大特征：棍棒和狮头皮的追寻，勾勒出这一艺术形象自西亚经过中亚向东传播，至中国逐步变化的过程，从微观的角度揭示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2）辛嶋静志（日本创价大学）的《旅顺博物馆及龙谷大学藏〈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力经〉等梵文写本残片的研究》，介绍了作者新近考定出的六片古代西域梵文佛典残片，这些残片均为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2--1914年从新疆获得。段晴（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语系）就大谷所获于阗文《出生无量门持经》的出土地提出问题，她和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都就梵文写本的整理问题发言讨论。（3）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碑研究》，通过对金可记碑的实地考察，第一次刊布该碑的完整录文，解释该碑刊刻子午谷的原因和时代，并考证了金可记的事迹。（4）马小鹤（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将宗教文献《本达希申》和《赞德·瓦赫兰·亚斯恩》与中国的古代文献及阿罗憾墓志互相比对，拟构了在中古中亚局势背景下的阿罗憾生平。对此，王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就文献中提到的吐火罗和突厥时进行了讨论；荣新江则用藏文史料中提到的拂林来支持马小鹤的观点。 2．主题：手稿·游记·著作：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 主持人：周振鹤教授 （1）高田时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广州通纪〉初探》，对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抄本《广州通纪》的作者和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该书为日本人杂合《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和《海语》，并假托南怀仁之名而成。（2）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针对南怀仁的另一部著作《坤舆格致略说》进行系统研究，提出该书成书时间先于《坤舆图说》，而后者是南怀仁绘制《坤舆全图》的基础。（3）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4）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均对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耶稣会士白晋读《易经》的文献进行研究，前者着力于文献的整理，而后者对白晋研究《易经》的目的、影响诸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事件是“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产物”。他们都指出，康熙将数学与《易经》相联系，某些手稿肯定是白晋所做，比如有的封面上有法文字说送给傅、马，当时白、傅、马三人共同研究，因此一定是白晋的。吴莉苇（南开大学历史系）也就这些文献的归属和白晋研究《易经》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5）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法国遣使会古伯察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对1841—1846年法国遣使会古伯察一行赴藏旅行之过程及被清廷驱逐回广州和澳门的外交纠纷过程作了全面的叙述。 3．主题：简牍与文物：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主持人：邢义田研究员 （1）张德芳（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选取甘肃敦煌县西汉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关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诸国的36枚汉简逐一录文、介绍并作简要考释，指明这些出土汉简对于研究上述西域国家的重要性。（2）王素（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不仅对“黄龙元年诏送康居诸国客文书”和“永光五年康居等使诉讼文案”两条弥足珍贵的有关康居的文书进行解读，还进一步强调了康居是与中国交通年代最早、时间最长的西域国家。林梅村强调乌弋山离是汉使去的最远的国家，汉简材料的价值还在于是中国活狮子的最早纪录。（3）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通过法门寺地宫等一批伊斯兰时代的玻璃在中国出土的现象，对中亚玻璃传入中国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海路输入成品或原料以及晚唐以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最主要的途径。荣新江补充了德国学者对中国出土伊斯兰玻璃原产地的看法。（4）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从考古学的角度排比了自北朝至隋唐各地出土胡商俑形制的变化，以精美的图片展示了各个时期的“主要胡商种族及特征、贸易活动、生活细节等”，为研究胡商的在华活动提供了可靠依据。（5）张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应该从新发现和新辨识两个方面进行，他在《石刻佛经中的新发现与新辨识》的报告中，对山东、河北、河南、四川、陕西等地新发现的石刻佛经给予关注和搜集整理，对已有发现进行了录文、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